土地革命中的农村调查

1931年初，我国正处于土地革命战争的关键阶段。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转向农村。以工农武装割据开辟革命的新路，到了1930年底，中央苏区基本形成了。但是土地问题始终是动员农民巩固根据地的核心难题，在这之前有一些土地政策是历经了曲折发展的。1928年有《井冈山土地法》，规定说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

农民们仅有使用权，而且禁止买卖，严重背离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千年以来的一种想法，也就是说一下子步子太大了，他们有点儿接受不了了。1929年，有《兴国土地法》，把政策修正成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但是所有权归属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很多偏远的山区，很多农民的意识没那么进步，就是辫子和小脚可能刚消失没几年，让他们一下抛弃私有制这个真的是不现实。所以就是处于一种分田不分心的现象，生产积极性也受到一种挫伤。

当然那个时候党内很多同志的思想有点儿积极争论，比如说李立三曾经有些“左”倾冒险主义，主张超越阶级，推行一种“土地国有”和“立即社会主义”。忽略了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共产国际，在国际上是打算伸长了手，领导我们的。他们当时强调反富农。他们有点儿脱离了中国实际的国情和农村实际的指令，打算直接消灭富农经济，这就在苏区的建设实践当中引发了混乱。

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很脚踏实地，他通过在寻乌，兴国等地方深入调查，深刻认识到中国农民具有强烈的小私有观念。这并不是他们落后的意思，这是很长时间以来造成的不能一下改变的理念，事情是不能一蹴而就的。如果直接说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剥夺他们土地的处置权，就会削弱农民革命的意愿和根基。到了1930年9月，中共六中全会批判了一下李立三的错误。所以开始调整政策了。1931年2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布通告第9号。叫做《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首次明确了在民权革命阶段，必须是农民对分得的土地有完全的私有权。并且调整了富农策略，叫做限制而非消灭。

这就为政策转向奠定了组织基础，正好在这个时间段，红军刚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苏区非常需要通过稳定土地关系，凝聚民心。很简单的，就是绝大部分的当时的人民是农民，他们还不太懂革命道理，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如果你说起来干革命光是流血牺牲，得不到一点好处的话，那还不如以前呢。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些有一点小资产的人，不能因为成分叫做富农什么的，就直接给他们全没收了，这就不团结了。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身份，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致信。确定了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并且指出，这样规定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 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得起来的。只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所必须的政策，才是真正的走向共产主义的良好办法。

这个是对历史契机的精准把握，当时毛泽东同志明确指示说，“农民领得土地后即为自己所有。租借买卖，概由农民自己做主。他人不得侵犯。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这个规定是废除之前的土地归苏维埃所有的一种模糊的表达。左倾主义者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而且左倾主义就把苏区之内的商业行动都被取消了打击面特别广。不光地主富农，中农也很痛苦，有些有点儿小资产的人直接就跑了，这样苏区之内的经济就更坏了。我们当时干革命是为了群众过好日子，但是脱离了实际。本来敌人就在封锁苏区的经济，这样里面经济更差了，就达不到目的了。所以发现了这个问题就要解决。

这个将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完整赋予农民。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权革命阶段，必须实行符合国情的政策。这才是真正的走向共产主义的良好办法。这个论断绝对不是倒退，也不是妥协，这是源自于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判断。在当时生产力落后，小农经济占主导的条件下，如果强行推行那种社会主义的土地公有制，只会马上脱离群众。

这个政策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是中国革命道路奠基的里程碑。第一次在中央苏区，以权威文件的形式确立了农民土地的私有制。这也是对农民生存诉求的精准回答。从为了苏维埃种田转变成为为自己守家业，生产热情更高了，而且兵源和物资保障能力也增强了。后续的反围剿斗争当中有了坚实的物质和民心基础。当时的土地政策开始从革命手段升华成为政权的基石。

这也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获得可持续性的群众支撑的来源。当时的毛泽东同志将革命阶段论与中国实际深度结合了，他批判了当时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和左倾空想。

他拒绝照搬苏联的经验或者共产国际的指令。他提出民权革命阶段必须尊重农民的小私有属性。他的这个思想理念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雏形。后来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当中，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经典表达就是，逻辑起点来自于这里。1931年毛泽东同志的信当中说，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得起来的。他这个论断成为反对脱离实际的唯意志论的锐利武器。这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探索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

这个也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理念的生动体现。毛泽东同志通过很长时间农村调查，把握农民的心理，而且他自身就出生于农家，他非常知道农民是怎么想的。他用政策调整对待实践的反馈，充分体现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他这种将理论原则与具体实际动态结合的智慧，不仅纠正了土地政策的偏差，更加塑造了我党处理复杂问题的具体模式。

那么下面稍微讲一下毛泽东同志怎么开展农村调查的。

他的方法体系是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传统的奠基性实践！

他的精髓在于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农村实际深度结合形成了一套科学务实，充满人民温度的工作方法。

他始终强调，带着问题去调查。在调查之前准备周密，目标精准。1930年兴国调查之前，他因寻乌调查当中对贫雇农问题有点儿存疑，特地选取了8名兴国新兵，作为典型的对象。1927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时候，他也直接面对了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争论。他将韶山作为首站，还列出了详尽的提纲。比如在银田寺调查会上，他列出农会组织发展，干部成分和对头现状等等具体问题。在才溪乡，他的提纲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数十项内容。他整理问题的时候都会确保调查有的放矢。

毛泽东同志在调查当中，甘当小学生，把姿态放得很低调。这个可以理解，因为外地来的一个人问自己家各种各样的事，普通农民都会害怕的。比如说他反对那种“做侦探式”似的居高临下。因为这么打听别人就不爱说话了，一定要对人和蔼。他在兴国调查的时候，一开始农民都很疑惑，有点儿害怕。毛泽东同志就请他们吃饭，晚上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过几天大家就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无话不谈。又比如他在韶山挨家挨户走访，对佃户张连初的家庭收支账目逐项都记录下来，连猪油几斤，茶叶几两都不遗漏，这样就具体能得知一个农民的生活收入和比例。另外，对于极其多的那种例子，他也知道什么叫以点带面，这就叫解剖麻雀，因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兴国调查聚焦永丰区8户农民家庭，通过深度的分析推演出赣南农村的全貌。在寻乌调查有20多天，8万多次的报告虽然规模很宏大，但是以县城商业和土地关系作为切入点，这个也是揭示城乡经济结构的本质。他在调查的时候以座谈会为主要方式，在才溪乡连续召开工人和贫农还有耕田队长等多个类型的会议。他给这些人亲自倒茶递水，不能让他们以为这是上面下来的官。同时也注意在田间地头的融入，看到群众劈柴，他就上前帮忙，一边劳动一边闲聊，比如说一扁担柴能换多少米和盐？砍完了还栽不栽？他教育群众说边砍边栽树，可以节约烧柴。例如1926年专程访谈壮年的佃农，详细记录他们全年的收支，写成了《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另外有的时候很难免人多嘴杂，消息就会有误差，所以他很注意实地勘察，要分辨真伪。例如在寻乌调查当中，徒步考察县城街巷，商铺，码头等等，他还亲手绘制商业分布图。光听人说还不行，还要实地考察。比如说我到你县城去问，你们街上是什么样，什么地方有什么，热闹不热闹，有人爱面子，就说我们县特别好啊，可繁华了，街上什么都有。那我就亲自去看看。是不是真的。另外他作风极简，绝不扰民，这个也是为了消除群众的心理隔阂，他不坐人力车或者是轿子什么的，也不带所谓的随从。比如他三次到才溪乡去调查，都是穿像普通农民一样的粗布的褂子，脚上是草鞋，自己带干粮。而且看到人劳动就上手帮人干活，这样一下子就拉近距离了。党国也干过一些所谓的调查，或者宣传新生活方式，但是只针对那些有钱的市民当中。他们上边的特派员和调查员下去之后，就是被安排到一个地方吃两顿好饭，然后也不去看真正的穷人是怎么过日子的，之后就拿着好处费都走了。这种欺上瞒下的方式，他们当然会失败。所以要贴近群众，才能得到真实的结果。

毛泽东同志说调查本身这个行为要花很大功夫，就像十月怀胎，真正解决问题叫做一朝分娩。比如寻乌调查整理出五章39节8万多字的报告。非常详细的包括人口结构，商业网络和土地剥削等等各大问题。有详实的记录，也有辩证的思考。比如东塘调查发现以村分田，利于富农，这个就是实地问题。所以他推动苏区统一改成以乡为单位，这就是纠正了政策的偏差。

调查之后，他有非常宝贵的成果转化。《兴国调查》明确了贫农是农村政权的主干，在《才溪乡调查》中强调，经济建设配合政治动员，直接指导了苏区的建设。他从具体材料中提炼出很多观点，比如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还有“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些都是方法论原则。这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奠基了。毛泽东同志的调查方法是站在人民立场上和实事求是的宝贵体现。这方法有非常高尚的灵魂，他坚守了两个最大的问题。一个是和群众交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他去调查，是去和人民群众交心做朋友，而不是随便刺探人家个人情况。他在才溪乡文稿当中，群众这个词出现了37次。“群众利益”和“使群众欢喜”，这些表达都贯穿始终了。第二个就是求真精神，他说，一是一，二是二。他反对粗枝大叶，他在韶山调查当中，既听赞扬，也接受批评。对农民运动当中也有哭着不愿意参军的人，如实记录下来。比如不能单纯说谁觉悟不够或者是就不进步了，也许人家有一些具体情况和具体困难。如家里头其他人干不了活，就这么一个劳动力，又或者是独生的孩子他们舍不得，这个都很现实。他并不回避矛盾，然后会去耐心的解决。

所以光说调查这个问题的话，比如说毛泽东同志一生当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农村调查超过60次。成果不仅是有很多经典文献，比如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寻乌调查》，更主要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基因。

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总结说了，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而这一切真理，来自他倾听群众声音和双脚扎根在泥土上的无数个日日夜夜。他这种扎根群众的调查方法至今仍然是新时代把握时代脉搏，走好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精神灯塔，调查研究一定要扎根人民，求真务实。

毛泽东同志当时对农村的研究，也为后来延安整风运动确立实事求是思想的路线埋下伏笔。然后是这件事情在历史影响上也很大，它辐射了中国革命的全程。

这也成为中共土地纲领的定型起点，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等等都是延续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核心逻辑。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土地改革也沿袭了这种精神，更加重要的是这个也是中国革命的根本规律。只有将先进理论与本国社会结构和人民的诉求深层次的结合，革命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

所以这封信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大门。这其中蕴含着阶段论思维，群众路线与务实精神。至今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资源和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