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低碳科普大会丨王汉男：演化生物学视角：人类究竟应该吃什么

第二届「野兽低碳科普大会」在2026年1月17日圆满结束！

为了方便大家学习有关低碳、代谢、肠道、心血管等各方面的相关知识，我们将整理多位专家在低碳科普大会上的精彩演讲，以文章的方式进行科普分享。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王汉男博士的重要演讲：《演化生物学视角：人类究竟应该吃什么》。

人类究竟应该吃什么？为什么现代疾病越来越多？为什么人类对某些食物很难适应？……这些看似复杂的问题，或许都能在王汉男博士的演讲中找到答案。

在这场演讲中，他会带我们从演化角度出发，重新理解食物与健康。

大家好，今天想从演化生物学的视角，来和大家聊聊人类究竟应该吃什么？

一个物种是否成功，取决于它是否具备足够的生存和繁衍能力。

而这些能力又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它能否长期、稳定地获取充足、适宜的食物。

但食物不是凭空而来的，需要与其他物种竞争来获得，再通过摄入、消化、吸收，将它们转化为自身所需的营养。

在这个竞争过程中，所有参与竞争的物种，都会承受自然选择带来的淘汰压力。

那些能够留下来的个体，他们的后代往往会逐渐具备更强的能力：既更擅长获取这类食物，也更擅长消化、利用这些食物。

但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一种哺乳动物，能够获得整个生态景观里的全部资源。

真正意义上的杂食动物其实只有不到15%，它们看似什么都吃一点，但也远远做不到全面覆盖。

对大多数动物而言，至少有约70%的能量来源，都来自某一类特定的自然资源。

还有一些物种的食性更为严格，几乎只依赖单一或极少数类型的食物。

因此，当一种生物长期适应某一类食物之后，它的生理结构和代谢系统也会随之定型，再想去适应完全不同类型的食物，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营养学里常说的“每天吃12种食物、每周吃25种食物”，这种接近「胡吃海喝式」的多样化饮食，在自然界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自从人类从树上走下来、开始两足行走后，他们不仅可以行走很长的距离，也甚至可以登高望远。

这种两足行走的特征，也让人类的身体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下肢变长，上肢变短，攀援能力大幅下降。

这样一来，人类在与其他野生动物竞争树上的果实时，尤其是与树栖动物相比，就处于明显劣势。

此外，人类鼻子离地更远，也削弱了通过嗅觉追踪猎物，或发现地下根茎类植物的能力。

但与此同时，人类的大脑高度发达，能够用策略和智慧，弥补这些身体特征上的不足。

换句话说，我们人类不需要很强的力量、速度，或锋利的獠牙，也能依靠认知优势，来和野生动物竞争，成功获取肉类资源。

在这一演化过程中，人类的牙齿逐渐变小，胃酸变得更具有酸性，脂肪细胞也变得更为细密，脂肪的储存能力像食肉动物一样得到增强。

同时，人类还形成了先天性的、生理性的胰岛素抵抗。这在食肉动物中同样十分常见。

另外，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也在演化过程中逐渐降低，这同样是一种对肉食结构的适应性变化。

但放到现在来看，因为普遍摄入大量精制碳水、过度依赖膳食纤维，以及滥用抗生素等因素，让现代人类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已经降到史上最低的水平，甚至远低于5万年前那个本就相对较低的阶段。

我们知道，典型的杂食动物有一个显著特征：在必要时，它们可以仅依靠植物纤维存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但人类却做不到这一点。

因为食肉化的特征让人类的身体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形态、行为，到生理与代谢，都经历了系统性的调整；与此同时，我们也逐渐丧失了高效利用植物纤维的能力。

正因为这种系统性的适应，人类在未来的食物选择上，实际会变得更加受限。

如果人类想要“逆着天性”去大量摄入植物、甚至以植物为主去生存，通常只能依靠两种途径来实现：

• 通过园艺筛选出毒性更低、成分更温和的植物品种；

• 通过各种深加工手段，去除植物中的天然毒素，比如最简单的加热。

综上所述，生物演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权衡利弊、注重取舍的残酷淘汰过程，这个过程往往要持续数百万年。

而食性演化，是生物演化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当一种生物长期适应某一类食物后，再去适应其他完全不同的食物就会变得困难，甚至可能产生生理层面的排斥。

一旦摄入这些被排斥的食物，就可能出现演化失配效应，从而引发各种疾病。

而这些疾病，恰恰体现了演化机制的严格性，同时也代表着自然选择所施加的淘汰压力。

当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人”时，就必须把所讨论的现象放在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中去理解，用历史视角来看问题。

这是研究人类更正确、也更必要的思考方式。

我们都知道，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矛盾，就是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这对矛盾可以说是贯穿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

而在史前时代，这对矛盾集中体现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

人类作为高度依赖动物性食物的物种，需要通过狩猎大型动物，来满足自身的营养需求，从而维持生产与需要之间的动态平衡。

那么，史前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

可以明确的是：那是一个与今天完全无法比拟的生态系统。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其实是一个极度简化、物种多样性被大幅削减的版本。

但史前环境则恰恰相反，那是一个物质极其丰富的世界。

这里的物质，指的就是遍地可供人类捕猎、能提供大量脂肪与蛋白的大型动物。

这些大型动物的体型，动辄3吨以上，最大的甚至能超过12吨。比如披毛犀、猛犸象这些非反刍类动物。

我们简单举个例子，即便是猛犸象的幼年个体，皮下脂肪层厚度也有7厘米，相当于四指宽；而成体的皮下脂肪厚度极有可能超过10厘米。

在人类的演化历程中，非反刍类大型动物长期占据着我们饮食结构的核心地位，这一阶段大约持续了270万年。

直到大约70万年前，气候与生态环境逐渐发生变化，草原加速扩张，大量反刍类动物随之兴盛，人类的主要猎食对象才从非反刍类逐步过渡到反刍类动物。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营养结构的切换，并没有带来疾病的突然增加。

因为无论是反刍类还是非反刍类，人类摄入的仍然是大型动物本身这一大类食物资源，其能量密度与营养结构依旧保持在同一生存区间内。

当时的人类生产力，本质上就是以获取肉类为核心的生产方式。而且这种生产力水平，完全能够满足史前人类社会的整体消费与生存需求。

在人类早期，主要的劳动模式是以狩猎和食腐为核心的。

这种以获取动物性食物为目标的劳动形式，尤其是狩猎，促成了人类社会化协作能力的出现，也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早期的社会化食肉阶段。

这里的社会化食肉阶段，是一种全民一致的行为方式：整个群体都依靠动物性食物作为主要能量来源，具有高度的行为一致性。

这里我们来看一张图。

从下图中左侧的同位素分析图谱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史前人类的饮食结构。

这里采用的是氮稳定同位素（δ¹⁵N）比值来表示史前食物链位置。

图片可以说明：

• 氮稳定同位素数值越高，说明该物种在食物链中的位置越高；

• 每叠加一层食物链，氮稳定同位素大约会上升 3‰-5‰；

• 氮稳定同位素越高，意味着其饮食中动物蛋白的占比越高。

从这张图可以看到，人类位于整套动物群落的最顶端，甚至高于图中红色标识的典型食肉动物。

这说明在人类演化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实际上是一种「超级食肉动物」。

同时，人类样本的同位素点位分布非常集中，没有明显分散，说明这种高度依赖动物性食物的模式，是当时全体社会成员的一致行为，而不是某个阶层或小部分人的特权。

图中还有一个婴儿样本，它的氮稳定同位素数值甚至高于成人，这可能是因为婴儿摄入的是母乳。母乳本质上是母体营养的再次“升级”，因此会在同位素层级上再向上富集一层。

氮稳定同位素（δ¹⁵N）比值图片所反映的现象，在五万年前左右的所有人类样本中几乎都能看到。

但随着时间推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大型动物逐渐减少甚至灭绝，人类开始进入广谱革命，随后又进入农业革命，饮食结构随之显著转变，因此氮稳定同位素值开始下降、分歧增大。

但是在现代社会，由于食物结构的再调整以及对动物性营养需求的重新回归，人类的氮同位素值正逐渐向中间收敛，并有可能在未来再次上升到历史中的高位。

所以从同位素角度来看，其实体现的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在人类如此渺小、力量有限的情况下，究竟是如何完成对大型动物，甚至巨型动物的狩猎的？

事实上，办法是有的。除了设置陷阱，早期人类还发展出了投矛技术。

我们刚才提到，史前巨型动物体型庞大、体重惊人，但耐力很差；而且由于缺乏天敌，它们通常不会主动规避风险，并不像现代的野生动物那样敏捷警觉。

正是因为这些特点，所以人类在狩猎的时候，不需要极高的精准度，只要能够接近投掷距离，就能造成有效伤害。

借助投矛器等工具，人类可以让投出的矛达到接近手枪，甚至超过部分小型手枪的速度，足以穿透猛犸象的肩甲。

这让捕猎巨兽成为可能。

至于狩猎我们更熟悉的大型动物，方法同样在演化。

最早人们可能只是投掷石块，后来逐渐学会制作石球，以便更精准地控制投掷方向与力度，提高命中率。

在猎杀成功之后，人类会使用片状石器对动物进行屠宰。

屠宰完成后，人们通常只会带走脂肪含量较高、能量密度最高的部位，或直接现场食用；剩下的部分则留给其他野生动物继续利用，形成生态系统中的食物共享链。

正因为旧石器时代是一个物质极其丰富的环境，所以人类的生计方式也显得格外粗放。

但随着环境逐渐变化，大型动物减少，人类的生业模式也随之从粗放式利用，转向更节约、更精细的资源管理。

可以说，在旧石器时代，人类不仅能够养活自身，还在无意间供养了其他依赖腐肉和残余猎物生存的食肉动物。

目前全球范围内有很多以肉类为主的饮食流派，这些流派在推动纯肉饮食理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他们也存在一定的局限，这些局限性集中体现在他们忽视了「广谱革命」这一重要概念。

广谱革命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它说的是在大约距今5万年前，环境开始剧烈变化，大型动物数量迅速减少甚至走向灭绝。

这个时候，人类被迫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生存难题：

无法继续依赖大型动物来维持生存，所以不得不进行技术创新，开始捕捉过去并不会食用的小型动物、飞禽、水产，甚至更多地转向植物型资源。

随着这种变化的持续发展，人类的生计逐渐偏离了早期捕猎大型动物这种高能量、简单直接的生活方式，只能通过牺牲个体的营养质量与健康状况，来确保种族的繁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广谱革命带来了两个深远影响：

• 降低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营养供给水平；

• 提高了社会整体的食物生产成本。

传统人类学中一般把广谱革命视为进步，但在营养与健康的语境中，广谱革命绝不是一个正向概念，而是一个明确的负面事件。

因为从演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广谱革命几乎可以被视为人类疾病与苦难历史的深层根源之一。

而饮食结构的改变，正是阻碍人类走向更健康、更理想社会的最隐蔽、也最被忽略的绊脚石。

广谱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的食物生产供给模式，开始从以狩猎为核心的经济体系，逐渐转向农业经济。

也正是在这一转折点上，食物的生产方式及其带来的附带影响，成为人类疾病产生的根本矛盾。

而且这个矛盾本质上是不可调和的，几乎所有的人类疾病，都可以看作是这一矛盾的不同表现形式，或者说是演化失配的表现形式。

以蓝色革命（以水生资源开发和渔业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早期文明发展阶段）到新石器时代中段的这七八千年为例，人类在此阶段饮食结构发生剧烈变化，而疾病也随之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考古遗址的数据显示，龋齿患病率从3.8%暴涨至94%。

这是一个极其触目惊心的变化，也直接反映了饮食结构改变对健康的巨大冲击。

还有在早期农业阶段，由于食物来源更杂、营养密度更低，也出现了最早的自身免疫系统疾病，比如风湿。

这些都是广谱革命带来的健康代价。

后来随着等级社会的形成，人类的食物生产不再以满足每个人的自然需求为目标，而是逐渐转向服务于上层贵族的利益。

社会食物的分配规则也逐渐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上层食肉、下层食草。

而且上层社会不仅拥有充足的红肉来源，也享有酒类、甜食、水果、蜂蜜等多种“奢侈品”的特权。

所以在奴隶社会建立不久后，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可追溯的「富贵病」便开始出现，例如痛风。

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红肉与痛风之间并不存在天然因果关系。

因为在以红肉、肉类为主食的狩猎采集时代，人类并没有出现痛风；痛风真正开始普遍出现，是在农业人口取代狩猎采集者之后。

与此同时，底层社会由于长期缺乏动物性食物，只能依赖能量密度极低的谷物、块茎和粗纤维食物，导致一系列「穷困病」：

• 贫血

• 骨质疏松

• 营养不良

• 儿童发育迟缓

• 结石等代谢性问题

这些疾病在考古人类骨骼记录中被广泛发现。

所以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一段经济史和穷困史。

当这种经济的盘算和认命的穷困逐渐被刻在骨子里，并进一步成为不同阶层群体的共同价值认同时，疾病大规模出现的序幕便被拉开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强调一个重要的概念：能吃什么≠该吃什么。

在人类演化史上，只有在遭遇不可抗力（如饥荒、环境剧变），或者被迫接受某种群体性认同（如社会地位导致的饮食限制）等极端情境时，人类才会被迫动用所谓的杂食潜能。

这种潜能无法预测，因人而异。

正如那句古话所说：彼之蜜糖，我之砒霜。同一种食物，对不同个体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后果。

它背后反映的，其实是人类在漫长演化中形成的各种短板适应性。一旦这些适应性被突破后，就会演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形形色色的疾病。

那么，人类究竟该吃什么？

这并不是一个随意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物种的核心特征，也是我们赖以维持健康的饮食安全模板。

一个物种的本质，不在于它在极端环境下的临时反应，而在于它上百万年的演化适应。

在自然界中，碳水化合物的可获取储量其实非常有限，通常主要供小型动物消费。那么大型动物有没有吃碳水的呢？答案是有，典型代表就是猪。

我们知道一些种人参的参农，他们最害怕的就是野猪，因为一旦野猪闯入参园，往往会把整片园地翻得精光。

人种植人参是为了赚钱，而猪吃人参却完全是演化逻辑：猪在几百万年的演化中，已经与地下根茎类碳水形成深度适应。

这种演化和适应不仅体现于行为和形态，也体现在生理与代谢上：猪可以系统性避免2型糖尿病和脂肪肝，而人类却做不到。

如果人类模仿猪的饮食结构，大量摄入碳水，那么上述疾病以及更多代谢性疾病，很可能很快就会出现。

这就是猪与人的本质差异。

再举一个例子：人类和黑猩猩虽然只有约2%的基因差异，但两者的食性完全不同。

黑猩猩打开了高糖代谢的基因，因此能大量吃水果；而人类关闭了这些基因，所以更适合利用动物性营养。

接下来谈谈一个常被误解的问题：唾液淀粉酶。

淀粉酶这个名字本身就容易造成误导，好像它只消化淀粉。但实际上，它也能分解动物的肌肉糖原。

更关键的是：淀粉酶在自然界中是普遍存在的，大多数哺乳动物，无论它是食肉还是食草，都有唾液淀粉酶。

所以，用人类有唾液淀粉酶来论证人类适合吃碳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为什么？

因为消化酶的存在与活性，更多反映的是系统发育，而不是食性偏好。

系统发育就是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远近。比如人类与旧大陆猴亲缘更近，因此同样拥有唾液淀粉酶。

但这只能说明我们在进化上是近亲，并不能说明我们在饮食上应该相同。

唾液淀粉酶在人类肉食时期只是一个中性性状，活性高一点或低一点，并不会造成疾病。

但当人类开始大量摄入碳水，它的性状就发生了反转：淀粉酶活性越高，越容易更早、更严重地出现疾病。

所以，在碳水饮食类人群中，唾液淀粉酶是一个明确的负面性状。

如果我们把唾液淀粉酶误认为人类文明的标志，那就等于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式的认同。

但遗憾的是，在科学界，确实有人非常热衷于用唾液淀粉酶，来论证不恰当的饮食观点。

接下来我们再谈谈「节俭基因假说」，以及为什么它是错误的。

节俭基因假说的核心观点认为，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史上，由于食物匮乏和饥荒频发，能够高效储存脂肪来应对饥饿的个体更容易生存下来。

但我们刚才已经提到，旧石器时代绝大部分时期，人类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其丰富的环境中，整体而言没有频繁或周期性的饥荒。

在这样的生态背景下，人类的营养状况非常好，而且饮食结构中几乎没有碳水化合物。

也正因为如此，骨病理学证据完全不支持节俭基因假说。这一假说很难成立，同时也无法解释2型糖尿病的真正成因。

那么，什么能够解释2型糖尿病呢？

答案是：食肉动物关联假说。

这个假说指出，人类在演化上属于以肉类为主的物种，因此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选择了一种先天性的、生理性的胰岛素抵抗，来作为底层代谢运行的逻辑。

这种胰岛素抵抗对早期人类是有利的，因此，它被正向选择并代代遗传下来。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生理性胰岛素抵抗，与后天因大量摄入碳水引起的病理性胰岛素抵抗，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前者是适应性的演化结果，后者是现代疾病的根源。

很多人在进行生酮饮食或纯肉饮食后，会去做糖耐量测试，结果常常发现指标不太好。

那么，这是否说明他们吃出了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糖耐量变差只说明一件事：身体正在回到它原本的、生理性的代谢状态。

对于人类来说，生理性的胰岛素抵抗、低胰岛素、低C肽、高胆固醇，恰恰是我们人类的“出厂默认设置”，是演化赋予我们的标配，而不是疾病表现。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胰岛素的演化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制衡我们内源性的升糖途径，而非应对膳食糖。

我们都知道人体内的升糖途径有非常多种，可能一只手都数不过来，但它们都相对温和，都处在胰岛素的调控范围之内。

唯一的例外就是膳食糖的摄入，是胰岛素最难处理的。

如果饮食中长期存在大量糖分，会出现持续性的氧化应激，使胰岛素系统超负荷工作，最终形成以血糖为中心向外扩散的各类疾病。

但如果我们将膳食糖拿掉，回到更接近人类演化背景的低碳或生酮饮食状态，那么可能会解决70%左右的问题。

人有两种属性，一种是自然属性，一种社会属性，而且自然属性是社会属性的前提。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只有当一个人能够保持健康，他才能真正承担起社会角色、发挥社会功能。

作为一个动物，人最根本的财富从来不是收入、不是豪车、不是房子，而实是一碗肉。这一碗肉不仅是生命所需的能量，更代表着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与权利。

一个人无论他来自哪个国家，拥有什么肤色、文化或宗教，他最底层的需求是相同的：需要动物性食物来维持健康。

正所谓“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作为同一个物种，也应当有同一种生物学上的饮食逻辑。

但是，科学界长期受到“人类是杂食动物”这一误解的影响，把疾病归因于个体基因问题。

事实上，这恰恰是对疾病根本矛盾的掩盖。

当疾病出现时，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基因不好，也不是因为运气差。而是因为我们接受的教育与信息，让我们对自身的定位出现了偏差。

疾病从来不是一个纯粹可控的个体问题，它本质上是一个明确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选择问题。

但当我们无法立即解决社会结构中的所有矛盾，那么至少可以专注个人选择：

纠正“人是杂食动物”的认知，回到“人是严格食肉动物”的演化定位。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食物选择上，做出更符合物种本质的决定。

当越来越多的人做出正确选择，社会也会倾向于提供更正确的食物；那么个体也将不再被动接受疾病，而是能主动回到适应自然的方向上。

同时，防治疾病的方式，也会从处理表面症状上升到解决根本矛盾。这才是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路径。

而当下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最新的科学与文化知识为基础，来推动一次觉醒革命。

在继承人类数千年累积的科学、文化与技术成就的同时，让每个人先获得自己的健康，再共同推动社会向前，最终实现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双重解放。

谢谢大家！

好了，以上就是王汉男博士演讲内容的全部分享啦！

综观人类的演化历程，我们的食物选择从来不是文化偏好，而是数百万年自然选择的结果。

但是当现代饮食与演化背景发生错位，各类慢性疾病也就随之而来了。

重新理解人类的食性本质，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在今天做出更符合生物学逻辑的选择。

当这种选择逐渐回到更符合生物学特点的方向，我们也就重新获得了健康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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