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波毫无疑问站厦航

2月15日，厦门航空MF803次航班，从厦门飞往墨尔本的夜航途中，一名老年旅客身体不适。

据该旅客自述，其心率过缓、眩晕、大量出汗、四肢冰冷等症状。

随即，其家属请求乘务组通过广播寻找一种药物：“心宝丸”。

客舱经理到现场观察，老人意识清醒、吐字清晰，无心脏病、高血压既往史，否认饥饿疲劳诱因，且拒绝吸氧。

客舱经理根据手册内容，排除其心肌梗塞、心绞痛等病症，然后通过空中WiFi与地面值班航医联系，判定非紧急医学事件。

故没有进行客舱广播。

虽然没有广播，但乘务员并没有闲着，几名乘务员一排一排寻找医生，且最终找到了一个日本版的“救心丸”，以及韩国版的心血管药物，但出于安全考虑，乘务组不建议旅客服用，旅客自己也不想服用。

余下航班全程中，乘务组始终对其保持高度关注，待航班顺利抵达墨尔本，老人自述身体基本恢复，自行下机。

但家属认为：厦航乘务员不广播寻找药物是置生命安全于不顾。

厦航事后回应称：

经与航医沟通，旅客症状未达到启动“紧急医学事件”流程的标准；机组已采取吸氧、保暖、温糖水等措施，并逐排询问是否有医护人员；曾找到类似药物，但出于谨慎未建议服用；旅客症状缓解，平安抵达墨尔本。

并且强调：

乘务组处置得当。

我也这么认为：乘务组处置得当。

甚至把自己置身于当时那个场景里，一幕幕过来，乘务组的处置不仅得当，且几乎没有更好的可能。

首先这件事的核心争议只有一个：

当旅客提出不寻找医生，而只是提出广播寻找特定药物，机组应不应该答应？

我个人的答案是：不应该。

原因很简单。

飞机不是药店，客舱广播不是“寻物平台”，而是安全系统的一部分。

一旦通过广播寻找某种药物，就意味着当班机组在某种程度上为该药物的使用背书。但问题是——

药品来源不可控、真假不可控、是否过期不可控、是否适合该旅客当前病情不可控。

尤其像“心宝丸”“救心丸”这类复方中成药，如果服用后发生不良反应，责任在谁？

在提供药物的旅客？

在建议服用的机组？

还是在航空公司？

还是说我们能相信旅客自己承担相应责任？

航空是一个高度程序化的行业，所有应急处置，必须在规则框架内。

再说广播。

广播本身具有“紧急信号属性”。

在洲际航线、夜航里，广播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可能存在医疗紧急事件，意味着可能需要备降，意味着全舱要从睡眠状态被唤醒进入警觉。

紧急广播是有触发标准的。

如果未达标准却频繁使用，会稀释真正紧急事件的严肃性，以及所有人的警惕性。

航空安全管理有一个原则：

流程一旦松动，风险就会放大——群体在密闭、恐慌、刚睡醒的环境里，任何一点点小变化都可能引起不安全的后果。

而且，医学判断不以旅客自述为唯一依据。

家属强调，老人本身是医生。

但在机上医疗体系里，启动紧急流程的判断权并不在旅客自身。

只要旅客意识清晰、能表达、面色未异常、生命体征未明显恶化，机组评估“不启动紧急广播”，这是完全符合流程的。

我们不能要求机组在没有达到标准时启动最高级别响应，否则，客舱将变成一个随时可以广播找药的流动市场。

今天找心宝丸，明天找胰岛素，后天找抗凝药，再后天找某品牌处方药。

一旦开了先例，未来风险极高，且极为可怕。

我们能理解家属的焦虑。

当看到父亲大汗淋漓、四肢冰冷时，那一刻不是流程问题，而是恐惧。人在恐惧中，会本能地希望“再多做一点”。

但必须承认，机组在已公开的信息里，动作是完整的。

联系航医、逐排寻找医护人员、提供吸氧与糖水、持续观察——这些都是流程内的规范处置。

至于当时具体的沟通细节，我们无从得知，也不应凭事后媒体报道去推断。

公众之所以会被“影响旅客休息”这句话刺痛，是因为它脱离了当时的场景，被单独抽离出来传播。

但真正的处置，是一个连续动作，而不是一句孤立的话。

类似的机上急救话题，这些年来我写过很多次。

我们机上急救的目的，是在致伤或发病早期采取快速有效的救治方法，尽快抢救生命、控制病情恶化、保护器官功能；积极提供及时的、必要的、基本的紧急救治，直到专业医务人员到来；同时，要尽可能寻求专业医护人员的帮助。

机上急救的本质是在有限资源、有限设备、有限空间条件下，尽快识别风险，采取基础处置，必要时寻求专业协助，必要时决定是否备降。

它不是完整医疗行为。

它是“风险控制行为”。

飞机之所以安全，不是因为它什么都能做，而是因为它知道什么不能做。

而这条边界，本身就是安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