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周恩来的“最后一次”||田雪鹰

周恩来的“最后一次”

田雪鹰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同志身上展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上奋勇前进。”斯人已去,精神犹存——我们从周恩来生命倒计时的500多天里,选取几个时间点,还原他的“最后一次”,再现伟人“不忘初心、坚守信仰;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热爱人民、勤政为民;自我革命、永远奋斗;勇于担当、鞠躬尽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光辉形象。

一

周恩来一生勇挑重担,呕心沥血,任劳任怨,即使重病后也是如此。时间进入1974年,由于过度的劳累,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从3月上旬起,他每日便血量达100多毫升。医疗小组在全面检查的基础上,经过多方会诊,最终确定为癌症复发。

周恩来本人也清楚自己的病情,意识到自己剩余的时间已经不多,但他却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重病的治疗当中,因为办公桌上需要处理的文件实在太多太多,他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把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处理完、安顿好,确保自己“百年”后,国家能够平稳运行。正如他自己在参加四届人大天津代表团讨论时说:“现在,我正在医院里同疾病作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周恩来被病痛折磨的程度,常人是无法想象的。据当时守候在周恩来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描述:总理的病情比外界猜测的要严重得多。值班时,总是能看到总理因癌症的剧痛而头冒虚汗、紧皱眉头的情形,我们心如刀绞。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也曾回忆:“总理用的止痛药,开头打一针可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来管两三个小时……他疼得实在不行时,就把我叫进去,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我说,总理,你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

周恩来曾经说过:我不怕死。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经是77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从新中国建立至今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本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以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让人感到内疚、羞愧,但“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抱病操劳国事。据统计,从1974年6月1日在解放军三〇五医院住院至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来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除了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批,在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

二

1974年5月28日至6月2日,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应邀访华。在身体极度虚弱、医护人员已经做好随时抢救的情况下,周恩来坚持按原计划同拉扎克就中马两国建交问题举行会谈。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与外国首脑举行会谈。5月29日,周恩来陪同拉扎克去见毛泽东,这也是毛泽东与周恩来,这对风雨同舟、携手走过半个世纪的战友最后一次共同会见外宾。5月31日,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出席中马建交公报签字仪式并同拉扎克共同签署《中马建交公报》,见证中马两国之间的这件大事。当他在公报上重重落下“周恩来”三个字时,身后宾主一片欢呼雀跃,举杯相庆。活动结束以后,宾主先后离开人民大会堂,这时已是5月31日午夜(即6月1日凌晨)。周恩来才在邓颖超以及保健医生、护士等的陪同下,前往三〇五医院。从那时起,周恩来就再没有离开过三〇五医院,直到生命的尽头。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招待会并致祝酒词。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参加国庆招待会。当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步入宴会厅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军乐团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后,周恩来致祝酒词。他那带着江苏口音的普通话,听起来是如此的熟悉、洪亮、清晰。讲话快要结束时,他环视全场,嗓音有些发颤地说:“我们向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给予我们的支持。……请大家举起杯,为中国各民族人民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团结干杯!”招待会进行当中,周恩来在医生的再三催促下,满带歉意地向邻近的宾客握手告别,提前离场,结束了他最后一次国庆招待会的活动,离开了人民大会堂。

1975年6月9日,周恩来出席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参加悼念活动。长期以来,贺龙饱受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一些无耻之徒拼凑的材料使贺龙蒙冤。这件事自始至终压在周恩来的心头,他要在有限的日子里,还贺龙清白。几经努力,特别是在毛泽东作出指示后,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等人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终于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贺龙问题平反的通知稿。很快,毛泽东批准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75年5月,贺龙夫人薛明给叶剑英写信,要求将贺龙的骨灰迁移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叶剑英批示同意,中央军委决定在贺龙逝世六周年这一天(即6月9日),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仪式开始前,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伴下缓步走到贺龙家人中间,眼含热泪,嘴角颤抖,半天才说出几句话:“我来晚了,我来晚了”,“薛明啊,我没有把他(贺龙)保护好啊……”四周哭声一片。贺龙的女儿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周恩来颤抖地回答:“我的时间也不多了。”所有在场的人,无不失声痛哭。骨灰安放仪式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致悼词,参加人数由原定800人增加到1500人。许多军内受审查的老同志刚刚被解放,有这样的机会和周恩来见面,实在是太难得了。

1975年6月15日,周恩来回到西花厅,整个过程时间不长即返回解放军三〇五医院。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回到曾经学习、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西花厅坐落在中南海大院西北角,是清末宣统年间修建的那种京城常见的旧王府式四合院建筑群。1949年11月,周恩来和邓颖超搬到了西花厅,以此作为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周恩来在此生活了26年。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在此又居住了16年。西花厅由前后两个院落组成。前院有一个前厅,建在约一米高的台儿上,是周恩来接待与宴请外宾的地方。台下有一椭圆形花坛,四周是低矮的常青树,中央栽种着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喜爱的芍药花和月季花。后院是周恩来办公与居住生活的地方,缀满海棠花的海棠树随风摇曳。每年初夏时节,后院里的海棠花盛开,每棵树上开满了红色和白色的花朵,芳香四溢,引彩蝶纷飞,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在树下散步赏花。周恩来因何事返回西花厅,现在已经不得而知,有人猜测可能是又值初夏时节,是海棠花开的时候,周恩来想最后一次看看西花厅里盛开怒放的海棠花。

周恩来在西花厅(图源:中共党史出版社)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与部分身边工作人员最后一次合影。三〇五医院的工作人员早就想和周恩来合影留念,但苦于没有机会。这天,周恩来会见外宾,大家就请乔冠华帮忙转达这个请求,没想到周恩来竟然一口答应下来。他站在第一排中间的位置,两位护士分别站在他的两侧。拍摄完,大家正准备离开,总理说了句让大家大吃一惊的话:“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大家面面相觑,都吓了一大跳。因为谁都知道“打叉叉”是什么意思——“文化大革命”以来,对被打倒的人的一种否定的极端做法。当时被打倒的人的名字上要打上红色的叉叉,如果与这个人有合影照片,为了表示划清界限,照片持有人便要在被打倒的人脸上画上叉叉。

1975年7月23日下午,周恩来最后一次去人民大会堂,在南门接见厅《迎客松》画前,伫立良久,陷入沉思。人民大会堂贵宾接待厅内的巨幅铁画《迎客松》,由芜湖著名的铁画大师储炎庆在1959—1960年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制作完成,先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内陈列,后由周恩来决定移往人民大会堂贵宾接待厅。从此,铁画《迎客松》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和中国人民传统好客的象征,成为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民族瑰宝。十几年来,迎宾大厅不知举行过多少场隆重的仪式,《迎客松》也不知见证过多少历史瞬间。当天陪同周恩来的工作人员都清楚地记得:周恩来走走停停,看到了《迎客松》,走到跟前,用手轻轻地抚摸一下,直到大门口他还在回头看,说这个地方他太熟悉了。周恩来嘱托大家,你们是代表中国外交的一个窗口,要把大会堂好的思想、好的作风传下去,以后再来新同志你们要把他们带好。临走,周恩来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你们要在这儿把这个家给我看好。

1975年9月7日,不顾病情的恶化和医护人员的再三劝阻,周恩来会见以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回答客人的提问并介绍自己病情时,他坦然说道: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他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随之落下了帷幕。时间定格在当时,场面是这样的:周恩来用那略有残疾的右臂,握拳支撑在沙发边沿,左肘抵在沙发扶手上,为尽可能缓解腹部伤口未愈合而带来的剧痛,他上身艰难地向前微倾,凝神听着伊利耶·维尔德茨的谈话。在会见中,周恩来充满信心地向罗方介绍邓小平,说邓小平将接替他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会谈只有短短的15分钟,但周恩来的额头上已经渗出细密的汗珠,右手握拳紧紧支撑沙发边沿,形象好似一尊石刻的雕塑。

1975年12月20日上午,周恩来体温38.7℃。这天上午,周恩来突然提出要见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罗青长感到十分意外。在周恩来的病榻前,罗青长简要汇报对台工作,周恩来不时插话,询问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的情况,罗青长一一作了回答。交谈15分钟,周恩来再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才醒来,对罗青长说:“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周恩来说完这句话,再次陷入了昏迷。罗青长在病室外一直等候,但他知道周恩来的病情已是相当严重,不能再让他因为谈话太累发生昏迷,便没有向周恩来告辞就离开医院。后来,罗青长一提起这件事就伤心不已,因为他最终没能听到周恩来的最后指示。

1976年1月5日凌晨,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治疗手术。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前来探望并在手术室外守候。当时,周恩来已有两个多月不能进食,但肠道内仍有自身分泌的液体,还有留下的少许残渣,加之体内恶性肿瘤细胞和各类致病病菌在迅速地生长繁殖,不停地进行着新陈代谢而产生毒素。这些复杂而有害的物质造成肠道发生麻痹,本已处在高热状态的周恩来又增加了“肠麻痹”,使得他腹胀,疼痛难忍。为此,5日凌晨,医生为生命垂危中的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即在左下腹开一个口子,以解决大便不通问题,将肠道里的“残渣余孽”尽量清除出去,但这个手术对于病情没有任何帮助,只是暂时缓解了周恩来的一些痛苦。

1976年1月7日晚,周恩来进入弥留之际,他双眼微睁,辨认出病床前的吴阶平大夫等人,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说的最后一句话。这时,他说话已经不是十分清楚,但这句话周围的人还是听懂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9:57,周恩来病逝于解放军三〇五医院,终年78岁。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用生命诠释了大爱、无私、奉献、担当……

1976年1月15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5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高度评价周恩来伟大、光荣的一生。

1976年1月15日夜至16日凌晨,遵照周恩来的遗愿,其骨灰撒在北京、天津以及山东北部黄河入海口等处,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乘坐飞机”巡视他眷恋的祖国大地。

来源:四川党史(原载《百年潮》2019年第9期)

作者:田雪鹰(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