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坛“顶流”出圈背后，还原真实东坡

马年新春伊始，刚过989岁生日的诗人苏东坡“火”成“顶流”。

作家阿来长篇非虚构《东坡在人间》首发《人民文学》后推出单行本；周文翰新作《名士之累：苏东坡的十二个人生侧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多个剧种《苏东坡》在全国各地舞台热演；上海和平书院·国学传习社“遇见东坡”VR沉浸展春节期间吸引游客结伴体验……从学术专著、大众读物、影视舞台改编到虚拟现实、文旅体验，这位北宋文豪引发多维度解读，不少金句与经历令当代人精神共振。

当词人、书法家、鉴藏家、园艺家、段子手、美食家、旅行家等“buff叠满”，频频“出圈”的苏轼“热搜体质”究竟何来？如何跳出单一标签理解教科书上的他？

不简化，跳出扁平标签

作家李洱感慨：“几乎所有中国人心中都住着一个苏东坡”。眼下，苏轼研究已成一门显学，其形象被不断重塑与消费。

面对经久不衰的“东坡热”，有资深编辑直言，市场上部分图书停留在拿苏东坡诗文、事迹“熬鸡汤”，或打上“反焦虑达人”“一生豁达”等扁平化标签，忽略了人性更复杂丰富的面向。

同为四川老乡，阿来重走东坡北归足迹，希望挖掘出更接地气的素材，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苏轼遇赦自儋州渡海北归，至一年后在常州终老，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他牵挂惦记着什么？《东坡在人间》融实地行走、文献考据与生命体悟于一体，力图还原在伟大与平凡、超然与入世间深刻挣扎并获得精神超越的“人间东坡”。

“不能伟大，但要靠近伟大；难以旷达，但要尽量阔达。”阿来直言，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眉山接触到林语堂《苏东坡传》，由此开启系统研究，不仅研读东坡诗文著作，还涉猎中国历史、哲学、地理等诸多领域。他坚持不为了简单制造共鸣而将苏轼刻意“现代化”或“简化”，因为理解苏东坡不能脱离其所处政治背景，也不能忽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底色与佛家修行的精神历练。

“我的写作目的并非塑造伟人，而是想写在具体时空中存在的真人，还原他们在历史真实中的成长过程。”在周文翰眼中，苏东坡生命图景复杂而立体，绝非单一标签可覆盖——他是早熟的文章家、中熟的大诗人、不遵古法的书法家、耐心不足的修道者、就地取材的美食家、宦海浮沉中谈笑风生的“段子手”……如果仅拿当代人生活经验看待近千年前古人，容易错位。

比如有种常见的误读是，苏轼在黄州、惠州、儋州经常写诗写信“哭穷”，令今人多以为东坡处境异常艰难。“其实他在贬谪期间可领取基本薪俸，只不过常折合成实物发放，要托官场朋友或自己想办法换成钱，肯定要折损一些——与往日相比，这会让他的经济状况比做知州时困窘，但尚不至缺衣少粮。”周文翰进一步解读，苏轼在惠州、儋州感叹无肉可食，并非穷困所致，而是肉食在当时无处可买、无法保存。也就是说，苏轼的“穷”是“士人的穷”或“官员的穷”，是同他从前做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知州时俸禄丰厚的状态相比，是与从前在汴京、杭州时物产丰富的局面相比，不能一概而论。

不“造神”，还原真实血肉

还原身份，不戏说，不夸张，有理有据，就事论事——越来越多创作者传递出的理念是，写苏东坡，无需再现完美的“精神偶像”，而是希望以冷静客观的平视视角，尝试描述一个“真切的人”——爱说笑、敢自嘲，为人真率，在困顿中依然活泼泼地生活，令人备感亲切。

周文翰的《名士之累》甚至不回避东坡性格中的缺陷。比如被贬黄州时，他与来访者谈天说地，甚至“逼迫”客人编鬼故事，“姑妄言之”成一时笑谈。在汴京为官期间，他因调侃拘泥古礼的程颐是“鏖糟陂里叔孙通”，引得哄堂大笑，却也埋下日后被攻讦的伏笔。他戏称体胖同僚顾临为“顾屠”，写字条、写诗调侃，自觉“前言戏之耳”，却在不知不觉中也生出人际细刺。晚年被贬儋州，偶遇旧识刘安世，他为诓同僚同游，以“玉版和尚”玩笑，将一顿烧笋化作禅悦之味，令严肃的对方也不禁开怀。这些真实细节和生活场景，“把许多人心目中超然于云天之上的东坡居士拉到地面上审视，放在历史的纵横轴线上测量”。

毕竟，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不光是为了怀旧，而是拓展生命的宽度和韧性。苏轼穿越千年的温暖与启迪，恰证明了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可以多么辽阔，展示一种“将外部评价与内在价值剥离、将宏大理想与日常生活融合的生命艺术”，活出种种气象与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