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吴越富国的背后，是万物皆税苦到极致的百姓！

《太平年》播完了，钱氏纳土归宋，实现了中国疆土统一，避免割据带来的战乱，吴越钱氏，有功于历史，有恩于境民，值得称颂。

也因此，今日人们所见之百家姓，钱氏排序位列第二，赵家为皇家，当属第一。钱氏祖训也火了，让人们看到今日钱氏之辉煌。诸多钱氏族人，对新中国建设、科技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值得称颂。这都是世之常理，与人之常情。

看了很多对于《太平年》的褒奖之后，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就是无论是剧集本身，还是各类评论文章，在对历史讴歌的同时，几乎都忘记了开头那“人吃人”的残酷与悲惨，可能是那种“悲惨开端与喜剧结尾”的效果，大团圆的时候，容易忘记曾经的苦难。

但实际上，无论从历史记载，或者剧情演绎，人们看到的都是台前的历史，幕后的是无数不知名的百姓，以及路边的皑皑白骨，他们不被记录进历史，却是历史进程中“被称为最重要”的那些人。

重要，却不被重视，甚至往往被忽视。

看完《太平年》，很多人都有一个印象，那就是在那个战乱的时代，吴越是一方 净土，社会经济发达，百姓安居乐业，工业商贸繁华， 积累了“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的巨额财富，成为当时最富庶的割据政权之一。存续近百年（907—978年）， 有些世外桃源的感觉。当然，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钱氏一族。

那么，那个时代的吴越百姓生活到底如何呢？

先来看一个故事，颇具戏剧性的事件，叫 江景房沉图籍。江景房在吴越国担任官殿中侍候御史，主管国家户籍典籍。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五月，吴越国降宋，江景房随吴越王向宋廷呈《纳土表》，奉旨将图籍赋册运往汴京开封。当时，吴越所辖两浙之地，赋税最重，每亩三斗，吴越属宋后，田赋按旧籍征收，江景房受命后慨然兴叹：“吴越老百姓赋税太重了。”于是，沉图籍于河中后入朝请罪。宋廷失去两浙赋税依据，乃命王永为两浙转运使，更定赋税法，每亩征税一斗。

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到一个很直观的事实，那就是吴越百姓的税负，是宋朝所规定的税负三倍，而周世宗平定淮南后，当地田赋降至"亩不过数升"，可见吴越百姓税负之重！

顺治《开化县志》记载"自武肃王时，好宫室苑囿池籞盛丽之观，珠玉绮绣雕刻之饰，崇浮屠老子之宫，用不足则益取于民，其田赋、市租，山林、川泽、陂障之税，视他国尤重，吴越之民，皆困苦不保其生。"可以看出，税种繁多，负担重于其他割据政权，百姓苦到无法维持生计。

《吴越备史》《梦溪笔谈》等典籍记载，吴越国的税收项目之多，除了田税、盐税、商税层层叠加之外，柴草、蔬菜、水果、箕斗、扫把要交税，农民要缴纳“身丁税”（人头税，每人一年360文），贫穷农民也无法豁免，包括新生婴儿需要纳税。甚至百姓家里养的鸡、捕的鱼、母鸡下的蛋，刚破壳的鸡雏，都要官吏“家至而日取”，史称“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可以说是“无物不税”。

如此重的税负，百姓又如何甘心情愿呢？这就是在吴越政权时期，高税负之下的严苛催税手段，《新五代史》记载，百姓哪怕拖欠“斗升之逋”（少量赋税），都会被处以笞刑，竹条鞭打脊背，少则数十下，多则五百余下。《江南余载》中记载了一则南唐使者在吴越国的见闻："南唐官员汤悦和徐铉到吴越国出使，晚上住在驿馆里面，听到周边有麋鹿的叫声（声若獐麂啼叫）。结果发现是县衙在严刑拷打欠赋百姓，百姓发出来的哀嚎。而且提到吴越国百姓买不起衣服，'多裸行'。"

北宋文学家王禹偁在长洲县（今苏州境内）任职时，亲眼目睹了吴越国归宋后百姓的困境。他在《长洲县令厅记》中写道：

"田赋且重，民力甚虚；租调失期，流亡继踵。或岁一不稔，则鞭楚盈庭，而不能集事矣。至有市男女以塞责者，甚可哀也。"

让人们看到了一幅凄惨的图景：田赋沉重，百姓无力缴纳；一旦收成不好，官府鞭打催税的人满院子都是；百姓为了应付赋税，甚至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

王禹偁曾记录，"长洲之民著版图、分地利者，止七八千家，岁出租钱馀一万七千缗，秋输赋米复不下十万石重，以盐法通商又有加焉……赋舆之重，出苏台五邑之右。"

七八千户人家，一年要缴纳租钱一万七千缗、赋米十万石以上，还有盐税等其他各种，税负之重，堪称苏州之最。

王禹偁在《上许殿丞论榷酒书》中进一步揭露：

"钱氏据十三郡、垂百馀年，以琛赆为名而肆烦苛之政、邀勤王之誉而残民自奉者，久矣。"

他指出，钱氏打着向中原朝廷进贡的名义，推行繁苛的赋税政策，实际上是"残民自奉"——盘剥百姓以供养自己。

宋学者洪迈《容斋随笔》曾记：“吴越之民，输纳贡赋，几于家无余粮。”可见百姓生活之困苦，远非“安民”二字可以掩盖。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才是历史最真实的写照，而今天咱们歌颂吴越国历史以及钱氏功绩的时候，不能只是歌颂上位者的伟大，一味地赞扬“免动干戈、爱民如子”，却忽视了“国家富庶”背后的“百姓贫苦”。

可以引用《群书考索》中的一句话，"吴越闽蜀之田，在古为瘠薄，在今为膏腴，由人功之修治。"

吴越之地从古代的瘠薄变为宋代的膏腴，靠的是"人功之修治"——而这些人功，正是建立在百姓的沉重负担之上。在和平中发展，在重压下呻吟，这就是吴越百姓的真实生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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