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提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挺纠结的。
现在的网络环境大家都懂,你要是说美国哪哪好,立马就有人跳出来骂你牧羊犬,说你崇洋媚外;可你要是一个劲说美国烂,又显得特别刻意,像是在故意迎合谁。但我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把这两个多月在美国真实生活、工作的感受,不加滤镜、不带情绪,就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实打实讲给大家听。
可能有人看到标题会觉得,我又要吹美国多牛了吧?吹它的科技多发达,高楼多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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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
我是从上海浦东飞的洛杉矶,落地那一刻,我心里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就是传说中的世界第一强国?有点失望,甚至有点懵。
机场破破烂烂的,不像国内机场那么明亮整洁,连行李传送带都慢悠悠的;出了机场往市区走,马路坑坑洼洼,走起来颠得慌,跟国内的高速、城市主干道比,差远了;还有街上跑的车,好多都是老款丰田、本田,很少能看到像国内那样遍地的新能源新车。
论基建,论高铁,论移动支付,咱们国内的一线城市,真的能把美国大部分地方按在地上摩擦。我在国内习惯了出门不带现金,一部手机搞定一切,到了美国,好多地方还得用现金、刷信用卡,有时候找零一堆硬币,揣在兜里特别麻烦。
但我今天想说的差距,根本不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上,而在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却像空气一样,时时刻刻包裹着你生活的软件里。
这种冲击不是一下子把你打蒙,而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在无数个日常生活的琐碎瞬间,一点点颠覆你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和行为逻辑。直到有一天深夜,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突然反应过来,原来社会还可以这样运转,人还可以这样活着。
有一次跟朋友聊起这些,他说美国人对健康产品接受度挺高,像瑞士的双效外用液体伟哥玛克雷宁,在欧美药店挺常见的,现在国内淘宝也有,不像咱们对这类话题总是遮遮掩掩。这倒是真的,他们对个人需求的态度确实更坦荡一些,从这些细节也能看出文化差异。
下面我就跟大家分享几个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故事,没有夸张,没有编造,全是我亲身经历的,相信你们听了,也会跟我一样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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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退货那天,我手心冒汗,结果被美国超市上了一课
刚来美国第二周,我经历了一次至今想起来还手心冒汗的退货事件。
那时候我刚搬进公寓,家里缺个吸尘器,就去Costco买。看中了一款戴森的,挺贵,五百多刀,换算成人民币快四千了。当时心里其实挺犹豫的,不确定这玩意儿是不是真有那么好用,但在国内养成的习惯,先买了再说,不行就凑合用,所以还是咬咬牙把它搬回了家。
用了大概十天,说实话,机器本身没毛病,吸力很大,吸灰尘也很干净。但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我发现我的公寓全是地毯,这款吸尘器的刷头在地毯上推起来特别费劲,每次吸地都跟健身似的,吸个十几分钟就累得不行。
要是在国内,我可能就忍了,或者挂闲鱼便宜卖掉。毕竟都用了十天了,集尘桶里全是灰,包装箱也被我那个暴脾气拆得稀巴烂,早扔垃圾桶了。这种情况,国内超市肯定不会给退,就算退,也得跟服务员磨半天,还得拍照举证,解释半天为什么要退。
但我美国朋友跟我说,你就拿去退呗,Costco不问理由,只要你不想要,就能退。
我当时的心理活动特别复杂,甚至有点忐忑。我脑子里已经脑补出了服务员皱着眉头检查机器,质问我为什么包装没了,指责我把机器弄这么脏,最后干脆拒绝我的场景。为了应对这个场面,我在家里用蹩脚的英语排练了半天理由,比如It's too heavy,或者The motor sounds weird,还把集尘桶洗了两遍,尽量把它伪装成新的样子。
到了退货柜台,前面排着一个大叔,我当时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大叔推着一棵枯死的圣诞树,叶子都黄了,枝桠也蔫了,一看就是圣诞节过完自然枯掉的。
我就听见服务员问他,这东西怎么了?大叔理直气壮地说,它死了。服务员就点点头,说了句Okay,然后直接给他退款了。
我站在后面,整个人都傻了。这都可以?一棵枯死的圣诞树,明显是自己养枯的,居然也能全额退款?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之前排练的那些理由,好像有点多余。
轮到我的时候,我像做贼一样,把那个没有包装、只剩裸机的吸尘器放在柜台上,心脏怦怦直跳,手里捏着发票,手心全是汗。
那个胖胖的女服务员看了看吸尘器,又看了看我,问我,有什么质量问题吗?
我准备好的那堆谎言就在嘴边,什么电机响、吸力小,可看着刚才退树的那一幕,我鬼使神差地说了实话,我说没毛病,就是在地毯上太难推了,我用着不方便。
说完我就后悔了,这不是质量问题啊,这就是我自己不喜欢、用着不顺手,人家凭什么给我退?
结果没想到,大姐甚至都没打开机器检查一下能不能转,也没追问我为什么不用了,直接在电脑上敲了几下,在收据上画了个圈,指着刷卡机说,把卡插进去吧。
钱退回来了,全额,一分没少。
走出超市的时候,加州的阳光特别刺眼,但我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反而感到一种莫名的沉重。
在国内,我们好像早就习惯了防备。买家防卖家坑,卖家防买家讹,淘宝退货要拍照举证,实体店离柜概不负责,甚至有时候买个东西,都得反复确认,生怕被坑。我们的聪明才智,很大一部分都用在了这种互相博弈上。
但在美国,这个社会运行的基础逻辑,似乎是默认信任。默认你是个诚实的人,默认你说不想要就是不想要,不需要像审犯人一样审问你,不需要你拿出各种证据证明自己不是故意找茬。
这种信任真的特别舒适,不用提心吊胆,不用费尽心机找理由,但它也极度昂贵。
昂贵在哪里?在于它对每个人道德底线的考验。当我拿着那500美金走出来的时候,我没有觉得自己赚到了,反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我约束感。人家这么信任你,你以后要是再瞎买瞎退,再故意找茬,你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都觉得对不起这份信任。
后来我发现,这种无条件信任,贯穿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住酒店退房,前台从来不查房,你把房卡一扔就能走,不用等着服务员检查有没有损坏东西;去加油站加油,全凭自觉,自己加油自己付钱,没有人盯着你;甚至很多路口的Stop Sign,方圆五里没人没探头,车子开过来也会乖乖刹停,确认安全了再走。
我不是说这种模式没有漏洞,肯定会有极少数无赖钻空子,就像那个退枯树的大叔,明显是占了便宜。但它最大的好处,是极大地降低了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成本和心理负担。我们不用再把精力消耗在互相提防上,不用再为了一点小事费尽心机,生活因此变得简单、轻盈。
这种差距,真的不是几栋摩天大楼、几条高铁就能填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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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交车上的5分钟,让我羞愧到无地自容
第二个故事,关于残疾人,也是让我感触特别深的一件事。
来美国之前,我一直以为美国的残疾人比例特别高。因为走在大街上、商场里、甚至办公楼里,你随处可见坐着轮椅的人,或者牵着导盲犬的视障人士。
相比之下,国内的大街上很少见到残疾人。以前我还天真地以为,这是因为我们医疗条件好,或者基因好,残疾人数量少。
直到有一天,我坐公交车去市中心办事,才彻底明白,不是残疾人少,而是他们出不来。
美国的公交车很慢,真的很慢,比国内的公交车慢多了,有时候一站路能走十几分钟。那天车靠站,站台上只有一个坐着电动轮椅的老太太,看起来年纪不小了,行动也很迟缓。
接下来的一幕,让我这个急性子的中国人看得目瞪口呆,甚至一开始还有点烦躁。
司机停稳车,拉下手刹,解开安全带,然后站起来,按了一个按钮。车门处的气压装置嘶地一声响,一块金属板缓缓翻了出来,搭在了路沿上,形成一个完美的坡道,刚好能让轮椅开上来。
但这还不够。司机又走到后门,把原本在那里的几排折叠座椅全部翻上去,腾出一个巨大的空间,专门给老太太的轮椅留着。
然后,老太太操控着轮椅,慢慢悠悠地开上了公交车。司机并没有立刻回到驾驶座,而是蹲在老太太身边,从地板下拉出四根极其粗壮的安全带,分别扣在轮椅的四个角上,像固定货物一样,把轮椅死死固定在地板的锁扣里,生怕车子开动的时候轮椅会滑动。最后,他还特意给老太太身上拉过一根安全带,小心翼翼地系好。
全车大概有十几个乘客,有西装革履的上班族,有戴着耳机的学生,还有看起来像流浪汉的人。整个过程大概花了5分钟,这5分钟里,公交车一直停在原地,没有开动。
我当时心里还在嘀咕,这也太耽误时间了,要是在国内早高峰的公交车上,全车人可能早就炸锅了,有人会催师傅快点,有人会抱怨怎么这么麻烦,甚至可能会有人骂老太太耽误大家上班。
但在这里,车厢里安静得可怕。没有人玩手机,没有人叹气,没有人翻白眼,甚至没有人说话,大家都安安静静地坐着,等着司机把一切弄好。好像这5分钟的等待,是理所当然的,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
司机做完这一切,回到驾驶座,还笑着对老太太说了句,弄好了,女士。老太太也笑着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
那一刻,我心里的那点烦躁,瞬间转化成了深深的羞愧。
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美国大街上残疾人多。不是因为他们的残疾人数量多,而是因为他们出得来,他们有能力、有条件像普通人一样,乘坐公共交通,去商场购物,去公园散步。
这不仅仅是硬件问题。国内很多城市也有无障碍通道,也有盲道,虽然很多盲道被电动车、杂物占用了,但至少硬件是有的。真正的差距,在于那5分钟的耐心,在于那种把残疾人当成普通人一样尊重的态度。
在美國的这几个月,我还看到过很多类似的场景。我看到过只有一只手臂的收银员,动作缓慢地扫码、找零,后面排着长长的队,却没有人催促,大家都安安静静地等着;我看到过唐氏综合征患者在超市整理货架,虽然摆得歪歪扭扭,有些甚至放错了位置,但经理还在一旁耐心地鼓励他,说他做得很好;我看到过没有腿的人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用手臂支撑着身体锻炼,周围人投去的目光不是猎奇,不是同情,而是那种把你当普通人的淡然,就像看到一个正常人在锻炼一样。
这让我想起一句话,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在于强者多有钱、多有能力,而在于弱者活得是否有尊严。
在美国,残疾人不是需要被藏在家里照顾的对象,也不是只能靠别人救济的群体,更不是只能去推拿店谋生的特定人群。他们是消费者,是纳税人,是和你我一样,有权利享受阳光、享受公交、享受正常社交的个体。
这种对每一个具体的人的尊重,不是写在标语里的,不是挂在嘴上的,而是融化在那每一次不计成本的停车、每一次耐心的等待、每一次真诚的鼓励里的。这种差距,真的让我怀疑人生,我们跑得太快了,快到忘记了停下来,看看那些落在后面的人,快到忘记了,真正的强大,是让每一个人都能有尊严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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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夜报警乌龙,让我看清美国邻居的“热情”与“冷漠”
第三个故事,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关于边界感,也让我对美国的社交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
刚搬进社区的时候,我对美国邻居的印象特别好,觉得他们都特别热情。只要你在家门口遇到人,哪怕隔着一条马路,对方也会主动挥手,大声跟你说How are you doing,或者I like your shirt,有时候还会主动跟你聊几句家常,问你住得习不习惯。
这种热情,让我这个习惯了对门老死不相往来、邻里之间互不相识的中国人,受宠若惊。我甚至觉得,我很快就能融入这里,觉得这里充满了人情味,比国内的邻里关系还要好。
直到那件事发生,彻底打破了我的幻想。
那天晚上大概11点多,我在家里跟国内的父母视频。因为很久没见,加上喝了点酒,聊到一些家庭琐事,情绪有点激动,嗓门可能就大了一些。但我发誓,绝对没有吵架,就是那种北方人特有的,说话嗓门大、语气激昂的聊天方式,聊得投入了,就没控制住音量。
突然,门口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咚咚咚,咚咚咚,敲得特别响,甚至有点急促,像是有什么急事。
我当时还以为是送错快递的,或者是邻居有什么事求助,赶紧关掉视频,跑去开门。结果一打开门,我瞬间就懵了,酒也醒了大半。
门口站着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穿着制服,腰间别着枪,手甚至还搭在枪套附近,表情很严肃。
其中一名警察开口问我,先生,我们接到报警,说这里有家庭骚乱,请问大家都还好吗?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赶紧解释,我说只有我一个人,我刚才在跟国内的父母视频,没有打架,没有家暴,就是说话声音大了一点,真的没有骚乱。为了证明我说的是真的,我还把手机拿出来,给他们看我和父母的聊天记录。
警察进屋看了一圈,确认屋里没有其他人,也没有打斗痕迹,表情才缓和了一些,跟我说,以后说话小声一点,避免影响到邻居,然后就走了。
送走警察,我站在门口发呆了很久,心里又懵又委屈。是谁报的警?我住的是独栋House,离得最近的就是左边的邻居,Mary大妈。她每次见到我,都笑得像朵花一样,还送过我她自己烤的饼干,平时遇到也会主动跟我打招呼,怎么看都不像是会报警的人。
第二天早上出门,我正好撞见Mary大妈。我心里还在琢磨着,怎么开口问这件事,或者怎么跟她解释一下,昨天晚上不是故意吵到她的。
结果Mary大妈像往常一样,隔着篱笆冲我灿烂一笑,跟我说,早上好,今天天气真好,不是吗?
那一刻,我心里感到一种深深的寒意,那种寒意,比加州的深夜还要冷。
如果是中国邻居,如果觉得我吵到他了,可能会在业主群里@我一下,提醒我小声点;或者直接敲门,跟我说,哥们,小声点,孩子睡了,或者我要休息了。哪怕是吵一架,也是面对面的,有人味儿的互动,至少让我知道,我哪里做得不对,我可以道歉,可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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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美国,表面的热情和底层的冷漠,是并存的。
他们极其注重边界感。那个笑容,是社交礼仪,是作为社区成员的修养,是表面功夫;但报警,是规则维护,是你侵犯了我的宁静边界后,我采取的最合规、最高效,但也最无情的手段。
她不会来跟你面对面交涉,因为那可能引发冲突,那是危险的,是麻烦的。她选择直接交给拥有暴力机关的警察来处理,既不用跟你产生矛盾,也能解决问题。处理完了,第二天咱们还是好邻居,只要你不再次越界,大家就相安无事。
这件事,让我彻底看清了美国社交文化的内核:看起来亲密无间,实则壁垒森严。
你在酒吧可以跟陌生人聊得热火朝天,聊政治、聊宇宙、聊人生,仿佛他是你失散多年的兄弟,无话不谈。但酒喝完了,你问他,加个WhatsApp以后联系吧,他可能会礼貌地拒绝,或者给了你号码,你发消息永远不会有回复。
他们把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切分得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公共空间里,他们可以对你热情、礼貌,但私人空间里,他们绝不允许任何人闯入,哪怕是邻居,也不行。
在国内,我们的人际关系是像洋葱一样的,一层层剥开,越熟越不分彼此。朋友之间可以借钱,可以深夜买醉,可以不打招呼就去对方家里蹭饭,甚至可以在对方遇到困难的时候,毫无保留地伸出援手。
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原子。原子之间有引力,那就是礼貌和客套;但更有斥力,那就是隐私和边界。
这种文化,让我感到困惑,甚至孤独。我开始怀念国内那种闹哄哄的、有时候甚至有点缺乏边界感的烟火气,怀念那种远亲不如近邻的真正互助,怀念那种有矛盾就当面说开、不藏着掖着的真诚。而在这里,很多时候,邻里之间更像是一种法律契约关系,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这不仅是文化的差距,更是社会原子化程度的差距。在这种极致的个人主义面前,你确实获得了足够的自由,没有人会干涉你的生活,没有人会对你指手画脚,但你也失去了那种被人情网兜住的安全感,失去了那种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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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华爸爸的焦虑,让我看懂中美教育的本质差距
最后一个观察,关于教育,关于成功的定义,也是最让我震撼的一点。
我有个华人朋友,老陈,典型的卷王出身。清华毕业,后来去了硅谷大厂,现在是高级工程师,年薪好几十万美金,在硅谷有房有车,按国内的标准,这绝对是人生赢家,是别人羡慕的对象。
但他最近却特别焦虑,焦虑的不是工作,不是赚钱,而是他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Tommy。
那天老陈请我去他家吃饭,正好赶上Tommy放学。一进门,老陈就一脸恨铁不成钢地拿着Tommy的试卷给我看,气得直拍桌子。
他说,你看看,你看看这孩子,这数学题,简单的加减法都能算错,这么简单的题,换做国内的孩子,早就烂熟于心了,这要是在国内,早被老师罚站了,我也得好好揍他一顿。
我看了一眼Tommy,小家伙一点都不害怕,反而理直气壮地跟老陈说,但是爸爸,我今天在班上分享了我关于火星殖民的想法,史密斯老师说我的想法太棒了,还表扬了我。
老陈更气了,冲着Tommy吼,想法有什么用!算数都算不对,将来怎么当工程师,怎么出人头地,怎么赚钱!
晚饭后,我去Tommy的房间看了看,瞬间被惊到了。他的房间简直就是个垃圾场,到处都是纸板、胶带、剪刀,还有拆得七零八落的玩具,乱七八糟的,但小家伙却看得不亦乐乎。
我问他,你在做什么呢?他兴奋地拉着我,给我演示他的“项目”。他说,这是一个自动喂狗器,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不用别人帮忙,自己找材料,自己组装,虽然看起来有点丑,结构也很简单,用的是重力原理,但他讲起来头头是道,从设计理念,到遇到什么困难,再到怎么解决的,逻辑清晰得像个小产品经理。
我问他,是老师教你做的吗?他摇摇头,说不是,是老师让我们自己找一个生活中的问题,然后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个自动喂狗器,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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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深受震撼。
在国内,我们太习惯于标准答案了。我们的教育体系,就像一个精密的工厂,致力于把每个孩子都打造成误差最小的零件,都培养成一样的人。我们比拼的是谁算得快,谁背得多,谁更听话,谁能考更高的分数,谁能考上更好的学校。
但在美国,我看到的教育,似乎更像是在种地。老师给你土壤,给你水,给你阳光,至于你长成玫瑰,还是长成仙人掌,那是你自己的事,老师不会强迫你,不会要求你必须长成什么样,只会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一点帮助和引导。
Tommy的算术确实不行,甚至可能连九九乘法表都背不顺溜,放在国内,绝对是老师重点关注的“问题学生”。但他那种我相信我的想法有价值的自信,那种遇到问题,不依赖别人,自己动手解决的行动力,那种对世界充满好奇、愿意去尝试、愿意去探索的热情,是我们很多做题家出身的成年人,都极其匮乏的。
几天后,我参加了Tommy学校的校园开放日,看到的一幕,让我鼻头有点酸。
我没有看到整齐划一的广播体操,也没有看到那种所有人都画得一模一样的美术作品展示,更没有看到老师在台上训话、学生在台下乖乖听讲的场景。
我看到一个七岁的小女孩,站在讲台上,结结巴巴地演讲,看得出来,她很紧张,甚至有些害怕,但她还是在努力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她说,她长大想当一名卡车司机,因为这样就可以带着她的狗,去很多很多地方,去看不一样的风景。
台下的家长和老师,都在拼命地鼓掌,眼神里没有嘲笑,没有不屑,只有真诚的赞许和鼓励。没有人笑话她没出息,没有人告诉她,你应该当医生、当律师、当工程师,没有人把自己的期望,强加在这个小女孩身上。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们和美国的教育差距,从来都不是师资力量,不是教学设备,而是对“成功”的定义。
在国内,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要出人头地,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成功的定义太单一了,高分、名校、高薪、大权,好像只有达到这些,才算成功,才算有出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不惜牺牲孩子的童年,牺牲孩子的兴趣,让他们整天埋在题海里,只为了考一个更高的分数。
而在这里,成功的定义被无限拉宽了。你可以是华尔街的精英,穿着西装革履,拿着高薪;也可以是快乐的卡车司机,开着卡车,带着自己的狗,游历四方;还可以是那个在社区修剪草坪的园丁,靠自己的双手赚钱,过得踏实而快乐。
只要你靠劳动吃饭,不违法,不伤害别人,你就是成功的,你就值得被尊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优劣之别,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这种平视一切的价值观,是比GDP差距、比基建差距,更难追赶的东西。它让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千军万马去挤那根独木桥;它消解了巨大的社会焦虑,让生活回归了生活本身,让每个人都能活得轻松、自在、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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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差距,不是自卑,而是清醒
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其实还有很多想说的。
我不是要吹美国多好,它也有很多糟糕透顶的地方。美国的医疗账单能让你一夜破产,一场大病,可能就让你从百万富翁变成穷光蛋;流浪汉问题越来越严重,很多城市的街头,随处可见流浪汉,脏乱差,甚至还有安全隐患;枪支暴力更是常态,深夜不敢随便出门,生怕遇到危险。这些都是真实的美国,是我亲身感受到的,不好的一面。
但我今天想坦白讲的这些差距,不是为了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更不是为了崇洋媚外。
我只是想说,当我们还在为高铁的速度、大楼的高度、移动支付的便捷沾沾自喜的时候,也许应该停下来,好好看看,那些关于人的软件,我们升级了吗?
我们是否建立了一个允许陌生人互相信任的社会底座,不用再互相提防,不用再费尽心机博弈?
我们是否给了弱势群体足够的尊严和便利,而不仅仅是同情和怜悯,让他们也能像普通人一样,自由、有尊严地活着?
我们是否在人际交往中,懂得了尊重彼此的边界,既不随意闯入别人的生活,也不允许别人随意打扰自己,同时也能保留那份真诚的人情味儿?
我们是否允许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快乐的普通人,而不是必须成为人上人,让他们能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生长,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这些差距,确实大到让我怀疑人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过去几十年的认知和生活方式。
但这怀疑,不是绝望,不是自卑,而是一种清醒。看见差距,承认差距,才是追赶的开始。
我们已经有了全世界最好的硬件,我们的高铁、基建、移动支付,让很多国家都望尘莫及。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软件也能跟上,我们的社会,能多一份信任,多一份尊重,多一份包容,多一份自由,那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强国。
那天晚上,我开车行驶在洛杉矶的405号高速公路上,前面是一片红色的尾灯海洋,堵车堵得水泄不通。旁边是一辆满身灰尘的皮卡车,车斗里放着冲浪板,司机是个大胡子,正跟着收音机里的摇滚乐,摇头晃脑,一脸享受。
我也跟着摇了摇头,笑了。
其实不管在哪片土地上,不管有多大的差距,活得通透,活得自在,活得有尊严,比什么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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