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跨极地航线真的更伤身体？我用数据打了同事们的脸

我之前在老东家飞洲际国际航线那会儿，听过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

"飞跨极地的航线更伤身体。"

大家的论证逻辑高度一致，并且听起来也很有说服力——极地航班飞得更高、绕的是地球"顶部"，宇宙射线最强的地方，辐射量更高，身体自然受损更大。

但，真这样吗？

先把问题定义清楚

这是写这篇文章最重要的一步，也是大多数讨论失败的根本原因——大家在争一个没有被精确定义的问题。

"更伤身体"是什么意思？

它至少包含三个可拆解的子问题：

第一，辐射暴露量是否更高？

第二，更高的辐射暴露是否导致可测量的健康损害？

第三，跨极地的其他特殊因素（飞行时长、昼夜节律紊乱）是否叠加了额外的伤害？

把这三个问题分开，答案就开始变得有趣了。

第一个问题：极地辐射到底高多少？

先给一个参照基准。

普通人在地面每年接受的天然本底辐射约为2.4 mSv（毫希沃特），也就是说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只要还在地球表面，那么你每天都在被辐射。

而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对职业人员设定的年剂量上限是20 mSv。

那飞跨极地航班的空勤人员会不会被射得更多？还真会。

航空辐射的主要来源是宇宙射线——银河宇宙射线（GCR）和太阳粒子事件（SPE）。地球磁场对这些粒子有屏蔽作用，而这个屏蔽效果在极地附近最弱，在赤道附近最强。这个现象在物理学中叫做地磁截止刚度效应。

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委托的EURADOS研究项目对这个问题给出了量化数据。以北京—纽约跨极地航线为例，单次飞行的辐射剂量约为0.05–0.08 mSv，而北京—纽约走太平洋非极地航线，单次约为0.03–0.06 mSv。

为了大家方便和自己的日常生活进行类比，告诉一个事，大家每年要做的体检中胸部CT的辐射量是6-8mSv。

美国联邦航空局（FAA）的CARI-7A剂量计算程序给出了更细致的数据：在11000米巡航高度，极地路线的辐射率大约是赤道路线的2–3倍，但绝对值仍然远低于职业暴露上限。

一名每年飞行800小时的空勤人员，全年额外积累辐射剂量通常在2–5 mSv之间，其中跨极地比例越高，数值越接近上限，但仍远远在ICRP建议的安全范围内。

所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是的，极地航班辐射更高，但"更高"的量级需要被量化，而不是被渲染。

第二个问题：这个剂量差异真的伤害健康吗？

就像抛开剂量谈毒性是耍流氓一样，辐射也得考虑“致伤量”的问题。这才是核心战场。

辐射与健康损害之间的关系，科学界目前主流采用的是线性无阈模型（LNT，Linear No-Threshold Model）——即认为任何剂量的辐射都有健康风险，且风险与剂量线性相关，没有"安全阈值"。

这个模型被ICRP采用，是辐射防护领域的监管基础。

但问题来了：LNT模型本身就存在争议。

2021年，《国际放射生物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adiation Biology）发表的综述指出，LNT在低剂量范围内的预测能力缺乏直接流行病学证据支撑，部分研究甚至发现低剂量辐射存在"辐射激效"现象——即低剂量刺激可能诱导细胞修复机制，而非线性累积损伤。

用大白话说就是：如果只是低剂量的话，甚至有研究表明射射更健康。

而更直接的证据来自职业队列的研究。

2015年发表于《柳叶刀·血液学》的国际核工人队列研究（INWORKS），追踪了30万名核工业工人的健康数据，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低剂量辐射职业暴露研究。

结论是：在剂量低于100 mSv的范围内，癌症风险的增加是统计上可检测的，但绝对风险增量极小——每100 mSv约增加0.97%的实体癌死亡相对风险。

换算一下：一名飞行员职业生涯飞行30年，每年积累5 mSv辐射，总剂量约150 mSv。其中因极地航班增加的部分，按最悲观的估算，可能额外贡献了20–30 mSv。对应的癌症风险增量，在统计学上接近于噪声水平。

这不是说"辐射无害"，而是说风险需要被放在正确的坐标系里讨论。

第三个问题：真正的健康杀手藏在哪里？

讲完辐射，我们来说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因素：昼夜节律紊乱。

跨极地航班的显著特征不只是飞行路线，而是飞行时长——真的很长，且途经极昼或极夜区域，光照周期完全失常。

2022年，《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的一项研究，追踪了丹麦女性航空机组人员的乳腺癌风险，发现长期从事夜班和跨时区飞行的女性，乳腺癌发病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而这种关联在控制了辐射暴露之后依然存在。研究者认为，褪黑素的慢性抑制——由持续性光照紊乱引发——才是背后的生物机制。

换句话说，那些觉得跨极地航线更伤身体的同事可能一直在盯着错误的“嫌疑人”。

也就是说伤身体是真的，但它们和"是否飞极地"没有严格的因果关系，而是和飞行时长有强相关性。

把问题重新组装起来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的问题了：

跨极地航班的空勤人员，比非跨极地航班的空勤人员，辐射暴露更高，这是事实，差距约在1.5–2倍之间，但绝对剂量仍远远处于职业安全范围内，对应的癌症风险增量在流行病学上几乎无法与背景噪声区分。

真正影响空勤人员长期健康的，是昼夜节律的持续破坏，而这个变量与飞行时长的相关性，远高于与飞行路线的相关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飞极地航班更伤身体"这句话，因果链挂错了靶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直觉是廉价的，数据是昂贵的，而正确的提问方式，才是最稀缺的。

一个法律视角的补充

最后，身为律师，我换个法律视角来聊聊。

民航局（CAAC）对空勤人员的辐射监测，目前仍缺乏强制性的个人剂量记录制度，这与欧盟的EURATOM指令（要求所有航空公司对机组人员进行辐射剂量评估和记录）存在明显差距。

这不是说空勤人员现在正在受到伤害，而是说一旦未来出现职业病争议，举证责任将是个大问题——没有记录的剂量数据，权益保护几乎无从谈起。

这个制度性缺口，比辐射本身，更值得我们关注。

全文完，如果觉得不错请关注与三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