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风云：“巨富”潘振承如何让广货行天下

来源：金羊网

□潘剑芬

如果一贫如洗，如何逆天改命？300多年前的福建青年潘振承，用他的一生给出了一个答案：去广州。

这是一个“穷小子”漂洋过海、最终成为“巨富”的真实故事。这故事动人的不只是个人奋斗，更是一座千年商都与“异乡人”之间的双向奔赴。

一个福建青年决定去广州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潘振承出生在福建同安一个贫困家庭。他是长子，有四个弟弟。潘家穷到什么程度？他儿子潘有为后来写诗回忆当年困境：“家贫葵藿苦不供，身披败絮雨辄烘。”

为了活命，少年潘振承出海当船工。“风飧露寝为饥躯，海腥扑面蜃气粗”，风浪都在他的青春里。

但他不甘于此。

族谱记载，潘振承“往吕宋国贸易往返三次，夷语深通”。清乾隆时期在广州从事贸易的一位法国商人记载，潘振承在马尼拉度过了他的青年期，为一位陈姓人士打工，在那里熟练掌握了西班牙语。历史学者范岱克在国外档案中找到了潘振承用西班牙文写给外国商人的信，字体流畅优美，证明其西班牙文水平较高。在其后的经商过程中，他还能以英语、葡萄牙语直接与外商交流。

这段经历给了他两样宝贵的东西：一是流利外语，二是不肯将就的心。

约1735年，二十出头的的潘振承做出了他人生中最关键的决定：去广州。

为什么是广州？清代自开海禁以后，这里一直是允许外国人常年贸易的重要口岸。这是一座真正属于商业的城市。陈姓商人在此设立商行，自然也是看中了这块贸易圣地；骨子里带着冒险精神的潘振承也被吸引到此。

潘振承入粤后，进入陈姓“达丰行”工作。族谱记载：“在陈姓洋行中经理事务。陈商喜公诚实，委任全权。”

广货“出海”：从诚信到创新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潘振承创立了自己的商行——同文行。此时正值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广州十三行行商垄断了对西洋各国的贸易。同文行主要经营茶叶和生丝的出口，它们是当时中国外贸中最大宗的出口货物。

这一年，他还联合其他八家洋行，向清政府申请恢复设立“公行”。潘振承被清政府委任为“公行”首任商总，并担任行商首领至其病逝，出任商总28年，是广州“一口通商”存在85年间出任商总时间最长的行商。其间，他对外开拓市场，推动同文行蓬勃发展，使之成为广州十三行历史上最显赫的商行之一。

潘振承是如何从一个打工人，跃升为商界领袖的？

首先，是诚信。

178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退回1402箱武夷茶，包装损毁严重，根本无法分清哪些是同文行的货。按常理潘振承可以推诿。但他做出一个惊人决定：二话没说，如数进行赔付。同文行一诺千金，其他行商竞相效仿。

1784年，美国第一艘来华商船“中国皇后号”抵穗。当时十三行共有七名行商可作担保人，美方毫不犹豫选择了潘振承。一个新生的国家，把对华贸易的信任，交给了这位中国商人。

其次，是创新。

为保证茶叶质量，他曾在福建武夷山建立大规模茶园，并配套茶叶加工基地。通过“茶叶基地+加工+包装+销售”一条龙模式，同文行出口的武夷茶品质极其稳定。由于潘振承及其后继者都极其重视货物品质，同文（孚）行茶叶、生丝等商品成为中外驰名品牌。法国拉罗谢尔城奥比尼-贝尔浓博物馆收藏有一张嘉庆年间以通草纸绘制的外销画，画中有两个色彩亮丽的茶叶箱，箱上赫然印有“同孚名茶”四个大字，见证了潘氏家族打造的茶叶品牌饮誉海外。

质量是基石，胆识是分水岭。潘振承留下许多敢为人先的故事：18世纪60年代，他拥有三艘帆船，以广州为基地从事东南亚贸易。这些船“以向外国人发行债券的方式为航行融资”——作为当时最早一批向外国人融资进行帆船贸易的投资者，其商业眼光让人佩服。

另一创举是率先在对外贸易中使用伦敦汇票。1772年，他在一笔巨额交易中以公司汇票汇往英国；1786年，又接受孟加拉汇票作为茶款结算。相较当时多用现银，他较早运用票据完成跨洋支付，降低风险，提升了资金周转效率。敢为天下先——他用每一次尝试，重新定义“中国商人”。

最后，是远见。

潘振承知道，真正的生意，是人。他在家中宴请外商，品茶赏园，纵谈西洋近事。其继承人潘有度视野继续扩大，把自己收藏的世界地图，用中文标注国家、城市和海港以供研究，并与外商“坦诚而自在地谈论宗教”，甚至通过外商加入美国“麻州农学会”，并与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约瑟夫·班克斯通信，向邱园寄赠中国植物，成为中西植物交流的重要桥梁。

在今天瑞典哥德堡市博物馆，仍藏有潘振承送给瑞典东印度公司董事尼科拉斯·萨文格瑞的礼物——潘振承的玻璃画像，见证了振承与瑞典商界的友谊。据2007年7月央视《访瑞华人寻踪》，东印度公司博物馆里藏有两幅潘启画像和以他为原型制作的瓷人（瓷人是一对，官人身着官服，气度不凡；夫人相对而立，神态温婉。据考，官人原型即为潘振承）。

他留给城市的远不止财富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潘振承在番禺河南购置土地，广建屋宇祠堂。他还捐资修建漱珠桥、环珠桥、跃龙桥。

便于乡里出行的善举，无意间也成就了后世画家笔下美景。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于1830年所绘铅笔画“Bridge at Honam”（河南桥），据考证即为环珠桥。清代摄影家赖阿芳拍下多张漱珠桥美景。桥梁建筑艺术随着绘画、摄影走出了国门。

但潘振承留给这座城市的远不止桥梁。他深知，商人虽富，终非显贵。他倾力投资教育，培养子孙读书业儒。潘家后人，进士、举人辈出，诗、书、画、鉴藏，代不乏人。商业血液与文化风骨，在这个家族身上未有分离。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潘振承辞世。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里留下一段话：“他确实是一位很有能力的人……他的儿子一定能够保持商行的信用和经营，所以没有理由为他的去世感到遗憾。”

这或许是商业世界对一个商人的最高评价：斯人虽逝，信用长存。

回看潘振承一生，他与广州早已千丝万缕交织：青年奔她而来，因她开放包容；中年在此成就，因她赋予视野与信誉；晚年将一生所积还予此方——他最终活成她文脉和风骨的一部分。

而其一手打造的“广货”，从来不只是茶叶、丝绸，更是诚信、开放、创新的商业精神以及潘家用百年家风做出的一种范式：财富的终极意义是滋养文脉、反哺乡土。

三百年前，一个潘振承和许多“潘振承”曾描绘商业精神底色；三百年后，这底色早已汇入广州血脉，在一代代人的奔赴中，升华为这座千年商都走向世界的通行证。

[作者系南越王博物院（西汉南越国史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历史学博士]

编辑：邬嘉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