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为周希汉中将开专车11多年的司机小黄，转业后是什么级别

1963年这个夏天，对许多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的干部来说，是记忆格外深的一年。部队编制调整，地方接收干部的文件一份接着一份地下达，许多人第一次脱下军装，穿上地方工作服。就在这一年6月，曾为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开了11多年专车的司机黄惠民，也拿到了一纸转业介绍信，从北京到了河北省涞水县人委机电科报到，从此开始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这一年，黄惠民已经32岁，在军队里摸爬滚打了十多年，身份从一名年轻战士，变成了转业干部。很多人好奇，他这样一位长期在首长身边工作的司机，转到地方后到底是什么级别，又怎样一步一步走下来，这就得从头说起。

一、从广西少年到军长身边的小黄

故事要往前推回到1950年春天。那时，解放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西南战场的局势仍然紧张。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军在滇南战役结束后，按照部署驻守昆明和滇南边陲，既要稳定地方秩序，又要随时准备应付边境上的各种情况。

这一年4月，十三军军部汽车排里来了一个新战士，名叫黄惠民，广西人，刚满19岁。参军前，他在汽车修理厂当过三年学徒，修车算是内行，方向盘握得还不算熟练。到部队后，被分在汽车排当驾驶员，因为肯吃苦，也懂一点机械，很快就被排长注意到。

一天，排长把他叫到一边，开门见山：“惠民同志，组织上决定，让你给周军长开车。”年轻的小伙子一听，心里“咚”地一响，又惊又喜。能给军长当司机，对当时的战士来说，是一件光荣的大事。他嘴上连说“服从安排”，心里却有点打鼓——修车可以，开车技术还差着火候，万一耽误首长怎么办？

第二天，排长带着他去了军部。办公地点不算气派，气氛却很严肃。见到周希汉时，这位出身红军、经历长征和抗战的军长，脸上带着亲切的笑意，让他坐下，说话不快不慢，随口就喊他“小黄”，问他哪里人，在地方干过什么，有没有家人跟着。几句平常话，让紧张的小战士慢慢放松下来。

从那一刻起，黄惠民的身份不再只是一个普通驾驶员。他被调到军长身边，既当司机，又兼着警卫员、勤务员，有时还要帮忙跑跑公务。对一个刚入伍不到半年的年轻兵来说，这样的信任不得不说来得有点突然，但也极其珍贵。

当时，第十三军在滇南驻守的任务很重。周希汉不仅是军长，还兼任中共滇南地工委书记、滇南卫戍司令员，天天在各地跑。黄惠民的主要任务，就是开着一辆缴获来的美式新吉普车，载着军长往返于昆明和滇南各县之间。有时候天没亮就出发，晚上赶回驻地已经是深夜，山路弯多，路况又差，车灯一晃一晃，人容易困，车却必须稳。

有一次，连着跑了几天，车轮吃进山路上的碎石，传来轻微的异响。周希汉从座位上听出来，问了一句：“小黄，车是不是有点问题？”黄惠民赶紧答：“首长放心，到地方马上检查。”到驻地后，他连夜趴在车底下查，调轮胎、紧螺丝，忙到后半夜才收工。这种事情，在他记忆里发生过很多次，说不上惊心动魄，却都是实打实的日子。

1950年7月，十三军在昆明留下留守处。黄惠民又被调去那里，开的是军部仅有的一辆美制旁太克小轿车，负责接送来昆明开会、办事的军首长。任务更集中，接触的领导更多，车况要求也更高，他每天不是在路上，就是在修理场边上转，慢慢练出了一手稳准的驾驶功夫。

二、随军北上：从十三军到海军机关

1951年夏天，朝鲜战场的形势变化牵动全国。8月，周希汉奉命北上，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战指挥工作。按照组织批准，他可以带一些随行干部和工作人员，名单上有15个人，其中就包括黄惠民。周希汉的夫人周璇，以及三名子女，也一道从昆明启程北上。

临走前，部队简单整装，车辆、装备、人员逐一清点。黄惠民这时已不像刚来部队那样生疏，心里明白，这次去的不是一般地方，而是直接关系国家安危的战场前线后方保障区，责任绝不能出差错。火车一路向北，他守着车，几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到达北方后，周希汉很快调任第十军军长，军部设在河北昌黎。部队奉命参加与朝鲜战场相关的防御和支援任务，人员调整频繁，事务繁多。黄惠民的“车队”也算热闹，一个人要管三辆车：从十三军带来的美式哈雷三轮摩托；在北京总后领的苏式嘎斯67吉普；再加上一辆西北军区从北京购买的美制谋克利小轿车。

有意思的是，看似风光的“军长专车司机”，日常却并不轻松。车辆品牌各不相同，零件标准也不一样，出了毛病，只能靠自己琢磨。黄惠民利用空档时间，向老技工请教，拿着工具一点点拆、一点点装，经常忙到满身油污，军装洗了又脏。久而久之，对三种车的脾性，他做到心中有数。

1952年3月，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第十军整建制划归海军序列。这是新中国海军建设初期的一次重要力量调整，陆军番号改成海军番号，干部战士从陆战为主，逐步转向海防任务。周希汉从昌黎调往北京，历任海军参谋长、海军副司令员，工作舞台由陆上军营，转向海军机关。

部队移交、番号变更、人员重新编排，一连串步骤下来，有些司机留在原部队，有些调往其他单位。黄惠民则继续留在周希汉身边，随首长一起转到海军机关。这一安排，在当时属于组织的重点信任：军级、后改为海军高级将领的身边司机，既是驾驶员，也是贴身警卫，政治可靠和业务熟练都缺一不可。

1952年至1959年间，黄惠民每天的任务很固定，却一点也不轻松。清晨开车到周希汉住所，接上首长到海军司令部上班；白天跟车待命，途中送往国防部、总参谋部、中南海等地开会；晚上等首长忙完，送回家。有些日子，海军机关重要会议接连不断，机关灯光亮到深夜已是常态，司令部大楼的灯一盏一盏熄灭，周希汉办公室的灯还在亮，黄惠民就坐在楼前，守着车，打着精神等。

有一段时间，周希汉因积劳成疾被安排住院。医院按规定限制探视，但首长身上担子的确太重，病房里摆了一张桌子，临时当成办公桌使用。黄惠民照样每天来回接送，有时接的是文件和干部，有时是赶来汇报工作的科室负责人。有人劝他：“你也歇一歇吧。”他只是笑笑，继续检查车况，不肯有一丝懈怠。

不得不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待久了，人难免会形成一个习惯：车必须随时处于能出发的状态。黄惠民平日里“人不离车”，所有保养制度按时执行，油、水、电、轮胎一项一项检查，生怕关键时刻出了差错。遇到节假日，如果首长可能出行，他宁愿在车旁守着，也不愿跑远。

三、一次“160公里”的急驰与一场谈话

海军机关的生活，看上去比战场平稳许多，实际上节奏同样很快，只是换了一种形式。1958年，国家号召大规模兴修水利，北京郊区十三陵水库工地上，十万大军日夜施工，各单位轮流组织干部战士上坝劳动。海军机关也不例外，安排干部下工地，和战士一起挑土、推车。

这一年4月的一天，周希汉在繁忙政务中抽空，前往十三陵水库，与海军官兵同劳动。天刚蒙蒙亮，车就发动了，城里路上还很空。黄惠民握着方向盘，突然心里一动，语气略带玩笑地说：“首长，您进城这么多年，是不是早把开车的技术忘了？现在还敢开吗？”周希汉听了，笑着摇头：“现在可不敢了。车多人多，规矩又严，出了事可不好办！”

这句轻描淡写的话，透露出他的谨慎态度。平时出行，只要不是特别紧急的事情，他从不催司机开快车。车速保持在安全范围，宁愿早点出发，也不愿“抢时间”。这一点，黄惠民很清楚。

不过，有一回确实例外。那是一次去首都机场接外宾。因前面会议拖延，出发时已经比计划晚了一截。车在路上跑了一段，周希汉看了看表，知道再照平时那样稳稳当当开，恐怕要误了时间，只得转头对黄惠民说：“小黄，今天得快一点，接外宾要是赶不上，就太失礼了。”

黄惠民回了一句：“首长，您坐稳。”随后踩下油门，把车提到每小时160公里。这在当时的道路条件下，速度已属惊人。他全神贯注盯着前方，手紧握方向盘，心里明确只有一个目标：准时赶到机场。车子停在停机坪附近时，外宾的飞机刚好降落，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已经在那儿迎接。周希汉下车后，迅速站到迎宾队伍中，没有耽误礼节安排。

事后，周希汉对黄惠民说：“今天算是正点到了，晚一分钟就要误事。”这句话既是肯定，也是提醒——能不冒险就不要冒险，只是在不得已时，才允许那样的速度。这样的经历，对黄惠民来说印象极深，既记得自己当时的紧张，也记得首长事后严谨的态度。

时间来到1961年，这一年对黄惠民的人生方向，是一个关键转折。8月1日这天，正值建军纪念日，海军机关照例有相关活动。忙碌间隙，周希汉专门把黄惠民叫到身边，语气认真，话却不绕弯：“小黄，你在我身边工作有些年头了。一直想找个合适的时候，让你去别的岗位学习锻炼一下。人不能老在一个位置上，你应该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为党和人民做更多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可以提一提。”

这一席话，说得不急不缓，却含着明显的用意——组织考虑让他离开首长身边，到新的岗位发展。面对这样的安排，黄惠民心里其实有些舍不得。他已经习惯了这种“随时待命”的生活，对首长有感情，对这份工作也有感情。短暂沉吟后，他还是把心里话说了出来：“从感情上讲，更愿意留在首长身边。但如果组织上是为了培养我，那就坚决服从安排，决不会辜负首长和组织的教育。如果还有选择的话，希望能去海司装备计划部搞车管工作。”

这个回答，既表达了依恋，也表明了态度。周希汉听完，点点头，说会向组织部门反映意见，争取让他到适合的岗位上去。临别时，他送给黄惠民几句简单的话：“必须坚持虚心的态度，不断地进步。”这句话后来被黄惠民反复提起，因为这不仅是叮嘱，更像是对一个老部下的“出门寄语”。

当年8月，组织正式下文，黄惠民调到海军司令部装备计划部，任车管参谋。职务不算显眼，却是机关日常保障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这是他从“首长身边的司机”向机关干部转变的关键一步，也是之后转业级别的重要基础。

四、转业到地方：科员起步，层层历练

说到很多人关心的那个问题——1963年黄惠民转业，到地方是什么级别，必须放到当年的政策环境中来理解。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一般要根据原军衔、职务、资历，折算成地方相应级别。有的安排在地委、县委，有的进局委，有的则从普通科员做起，逐步往上走。

1963年6月，黄惠民从海军转业，接到的正式任命是：河北省涞水县人民委员会机电科科员。这一职务在地方行政体系中，属于一般干部序列。简单讲，从行政级别看，是从基层起步的安排，并没有直接给到什么显赫职位。

有人可能会觉得有点“落差”。毕竟，之前他长期在海军副司令员身边工作，又在海司装备计划部当车管参谋。然而，把时间条件和政策背景放进去看，就会发现，这样的安排其实比较符合当时总体原则：即便是首长身边的司机，只要原来编制和职务级别不高，转业时也大多按实际军职和资历折算，并不会因为工作对象是高级将领，就在地方直接授予很高的行政级别。

机电科的工作，说起来不算显山露水，主要负责县域范围内机电设备、电力设施等方面的管理协调。涞水县当时还比较偏，基础薄弱，电力供应紧张，农村用电设施不足，各种机电设备维护困难。黄惠民到任后，很快发现，这个岗位上的事虽琐碎，却关系到工厂运转、农村灌溉、居民生活，可谓件件都离不开电。

他的工作习惯还保持着在部队时的那一套：下乡不走马观花，非要钻进机房看设备；汇报工作不夸大成绩，问题说得很直接。有一次，他跟着县里小组去乡下检查线路，亲眼看到一些农户私拉乱接，存在安全隐患，便当场给乡干部提了建议：“这不只是管理问题，还得给群众讲清楚道理，出了事，谁都不好交代。”类似的提醒，他说过不止一次，只求把事办实。

随着工作年头增加，组织上开始考虑对他进行岗位调整。凭着技术底子和在机电领域逐步积累的经验，他后来先后担任县电力管理所副所长、县电力局代局长、县水利电力局副局长。职务一点一点往上走，范围也从单一电力管理，扩展到水利电力的统筹。

这些岗位，属于县级机关内实打实的中层职务，既要懂业务，又要负责一摊子干部职工。黄惠民在这些年里，既要处理供电计划，又得协调工程建设。有时候遇到用电紧张期，晚上还要跑发电站，和技术人员一起倒班调度。对外看，他不过是一名县里领导干部之一；对他个人而言，能把原来在部队养成的作风挪到地方工作上，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国家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县一级电力、水利部门承担的任务越来越重，干部的工作有效性，也越来越要拿实际效果说话。黄惠民的履历，从这几个岗位一路走下来，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停留在“首长司机”这一身份上，而是真正完成了从军队到地方技术管理干部的角色转型。

1994年，黄惠民正式退休。从公开资料看，他退休前的最后岗位已经不在涞水县，而是在北京市系统内任职——北京市第二服务局望龙度假山庄旅游宾馆总经理。这一职务性质，带有一定的企业经营和服务管理成分，与原来的电力、水利系统不同，更偏向服务业和经营管理。

这样一条路径，从涞水县人委机电科科员，到县级电力、水利部门的副职，再到北京服务局下属单位的总经理，既说明他转业时起点并不算高，也说明他在之后三十年的地方工作中，一步一步积累，慢慢磨出管理经验。说是“从科员起步，逐级历练”，并不为过。

回顾他的人生，一头连着十三军的滇南岁月，一头连着海军机关和地方电力系统。从身份上看，先是解放军战士，后来是高级将领身边的司机兼警卫，再后来是机关参谋，最终成为地方实务干部和企业管理者。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在具体历史背景下一步一步推进的，并没有什么传奇式的“跳跃”，也没有夸张的戏剧化色彩。

多年前，有人问起他对周希汉的印象，他说了一句颇为真诚的话：“周副司令对我的谆谆教导和鞭策，使我受益匪浅。”这话里不带豪言，也不刻意拔高，却能看出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对黄惠民来说，从1950年4月被叫到军部院子里，第一次见到那位军长开始，他后半生的人生轨迹，已经与这段历史紧紧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