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教育救不了穷，收入提不上来——我在山区找到另一条出路

【编者按：本文为黄平老师2024年7月3日在第十一届南南论坛单元二主题发言的第一部分，发言主题是《社区治理体与生活质量为了谁、如何可持续?》。发言人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美国研究所所长、欧洲研究所所长，并曾当选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副理事长、国际社会学会（IIS）副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转型（MOST, UNESCO）政府间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中东欧研究院院长等职。 黄平还曾担任《读书》执行主编，《美国研究》、《欧洲研究》主编，现兼任《不列颠社会学》、《当代社会学》、《全球社会政策》等期刊国际编委。黄平长期从事社会发展、全球化、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以及台港澳问题研究，出版著作包括《梦里家国：社会发展、全球化与中国道路》、《家国天下：中国发展道路与全球治理》，并主编《西部经验》、《公共性的重建》等。 在本次发言中，黄平以个人在上世纪80年代参与扶贫工作的经历为切入点，反思“收入增长”“教育投入”之外的社区建设路径，提出社区认同、安全与团结在提升生活质量中的基础性意义，强调社区重建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深层价值。】

第十一届南南论坛合影，前排右5到右10是黄平、刘健芝、戴锦华、温铁军、温建民、潘公凯

我分享的主题是“社区建设与生活质量”，紧接这一主题的两个问题是：为了谁？怎么做？

从“老少边穷”到扶贫困境

这首先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扶贫工作说起。那时我主要是在中国西南、西北的民族地区进行扶贫工作，也就是当时的“老少边穷”地区。我今天的演讲所说的经历基本上没有涉及到“老”，也就是不涉及井冈山、延安、桑植、红安等革命老区，而是主要发生在“少边穷”。“少”是民族地区，“边”是边疆地区，“穷”是贫困地区，这三个地区往往交叉重叠。按照温铁军教授的说法，我们要从基层调研遇到的问题说起，那么我就从自己工作中的失败挫折说起吧。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尤其中国西南的老少边穷地区，那里的境况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年轻一代甚至可能无法想象当时的生活困难程度。简单地说，就是“四无”：无路，无桥，无电，无气。所谓扶贫，也是“四无”：无项目，无资金，无慈善，无捐赠。国家对于部分地区有一点扶贫投入，这些投入面对广大的西南、西北地区总体来说是杯水车薪。

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关于扶贫的第一个阶段是尝试怎么提高民众的收入。在两个层面 “四无”的情况下，当时的困苦我今天回想起来甚至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参与的人员都很能投入和奉献。然而，实际上我们要达到提高民众收入的工作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的努力确实是收效极其微弱，难以看见成果。

当时的彝族地区，我们通常称之为大小凉山，接壤的有云南楚雄、昭通、巧家等，都遭遇了这种状况。极个别的点位有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粮农组织（FAO）等团队。还有规模更小的团队，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他们是在极小的点位做工作，要撒很多钱在一个小村子里。而对当时的县扶贫办、卫生局、农业局等部门和相关责任人来说，面对的是“面”的扶贫，即使加上我们这些“城里人”的参与，往往三五年也是难见成效。在西北地区就更是如此。

西北地区虽然没有西南地区那么陡峭的山路，但却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在西南地区，我们散居到一望无际的山区里，骑马从一个乡所到另一个乡所需要整整两天。西南的农业地区是分田，西北的牧业地区是分牧草。每年雪化以后，藏族老百姓从自家的冬季草场出发，慢慢地把牛羊赶到春季草场，接着又赶往夏季草场，一次可以走上十几天。当然，现在我们可以说那里的风景很美，但那个年代我们并不是旅游。面对扶贫工作，大家一开始都怀着热情参与其中，但是遭遇到的困难程度和与工作目标的实际差距使得绝大多数人在第一阶段里是在绝望中撤退了，曾经有过最后队伍只剩我一人的情况。

当教育也改变不了贫困

提高收入的目标很难达成，我们又有着多年在乡下当知青的经历而心有不甘，不甘心怎么办呢？1973年，我在宁夏固原当过一年的代课教师，就像电视剧《山海情》中的情节，我在类似的地方做类似的事，但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项目、资金、对口、定点这些助力。当地回族女童的失学情况非常普遍，藏族更是如此。

原因在于：第一，山高路远，上学的路程对很多家庭的孩子来说很难单独完成。第二，代课教师觉得学生水平不行，民办教师认为学校整体的办学条件和教学水平也有限。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就把学校集中起来，一些地方在县里才设立小学，情况好点的地方乡里会留一所小学。第三，当时已经免了学费，我们就要确保孩子们一个都不能落下，都能入学。那时候教师的工资很低，大概两位数。我们工作过的贵州、云南地区的很多贫困县的县长、县委书记一年只能领取10个月工资，甚至更少。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适龄儿童能够顺利入学，就要保证每个教师的工资足额定时发放。第四，机会成本增高。孩子们花在上学路上的时间很久，在云南、贵州山高崎岖的地方还会发生摔伤的情况。虽然学费、书本费免了，但是还有吃住的成本要家庭来负担。他们到了学校又住在哪呢？更重要的是，在西南、西北地区农村的绝大多数孩子是半劳动力。他们放学回家后，或者做家务，或者打猪草，或者帮着妈妈带孩子、做饭，而一旦住校，这个能够分担一定家务劳动或农业劳动的半劳动力就没有了。

所以，在扶贫的第二阶段里，我们帮助学龄儿童能够按时入学的工作也非常困难。上学这事老百姓得算账。有些人只看到孩子们能够上学就感到很高兴，感叹我们终于做到了一个都不能少，后来才发现越是贫困地区的家庭，上学的孩子越多就意味着家庭的经济压力越大。如果一个家庭有三个孩子上学，父母的经济压力就会极大。因此国家、政府和社会即使主张一个也不能少，但他们的父母也不愿意让孩子们去上学。我们当时去动员后，孩子们上了两天学往往又弃学了。更何况他们也可能考不上好学校，甚至于很多学生无法考上县城的技校。在这些因素和经济成本的影响下，多数学生最多只是确保义务教育不落下，不能出现“乡村飞出金凤凰”的故事。虽然很多人说“教育穷就穷一生”，但其实他们受过教育往往也没能翻身。教育扶贫成效有限的现象至少在西南、西北县区很普遍。

同一个时间段，我也有了机会去考察泰国、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的教育状况，在这些国家也发现了类似的状况。中国上世纪90年代前后，实际上非常重视民众教育，然而哪怕国家之间的社会制度不一样，政策不一样，强调的工作重心不一样，却与其他国家遭遇了相似的结果。这也是后来我与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合作增多的原因。

改厨、改水、改厕：降低生活成本的实践

既然提高不了民众的收入，几乎改善不了教育状况，那么我们能不能减少民众的生活开支？这是我自己的逻辑。当时不仅是西南、西北的“老少边穷”地区，也包括湖南、安徽的中等区域，甚至于浙江、江苏等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地区，老百姓一个重要的开支是感冒、发烧、闹肚子等疾病开支。更何况那时候民族地区有着比较明显的重男轻女倾向，越是民族地区，越是边缘地区，家庭里的男孩子就多。

假如一个家庭有三个男孩，每年到了夏天，每人每月闹一次肚子，感冒一次，每次十块钱，总共就是九十块钱的开支，而这九十块对贫困山区的家庭来说是天价。我们就想，如何能把这九十块省下来。我们当时做了三件事，改厨、改水、改厕。改厨是因为当时老百姓的呼吸道疾病很多是源自厨房的通风问题。当时南方的很多农村老百姓使用柴火草木取暖做饭，呼吸道疾病几乎个个都有，入冬以后情况就更加明显，我们改造厨房的通风后，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改厨的技术要求也很简单，是最低成本的实用技术，后来我和刘健芝教授在东南亚也看到很多利用“Appropriate Technology”（适用技术）改造生活环境的案例。它只是把传统的灶头添加一根烟囱排出烟气，当然还会有排气后的污染问题，但厨房里的烟熏程度就弱许多，老百姓呼吸道问题有显著的改善。改水工作首要是饮用水的保障和改善，这是减少肠胃疾病最有效的办法。西南地区水源充分，老百姓少有保存饮用水的习惯。而对于西北一些缺水干旱的地域，我们通过雨水收集一定程度解决了饮用水问题。

对于改厕，那时候我们在甘肃、宁夏修建的厕所可以做到无臭无味无毒无害的“四无”厕所，改良了民众的生活条件。通过这些措施，老百姓虽然没有直接提高收入，也没有通过教育飞出金凤凰，但实实在在地减少了村民的开支，提升了健康水平。这些案例中的挫折和摸索成为了实际可行的经验，后来村民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会上，现场去讲解怎么通过这些实际措施来提高健康水平。

第十一届南南论坛上，黄平（中）发言

我们在这些事情背后看到了什么问题呢？GDP、税收、个人收入、农业产量虽然很重要，这些经济基础固然重要，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关切的很多要害，往往不在于收入高低这样的物质层面，更关切的是社区建设。社区，有些民族地区还是有的，但很多汉族地区就消失了。对于那些正在消失和正在被破坏的社区，我们的工作就叫社区建设和社区重建。

社区认同、安全与团结：真正的可持续之路

社区建设需要组织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建设。民族地区、农牧区、农业区、牧区、山区、平原地区、落后地区、发达地区，推而广之至城市，社区建设都有三个重要条件。

第一是认同感。社区成员遭遇到生存问题后，物质方面的因素虽然驱动着他们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但老百姓因为有社区的存在，会认为出去打工是漂流在外面，是到了别人的地方谋生，未来仍会试图回到自己的社区。

第二是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不只是用行政方面和财政方面来保障的，还要有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这种坚实的东西形成社区安全。比如，家庭遭遇到疾病、缺粮等变故，社区成员之间的互相帮扶。

第三是团结。我不想浪漫化它，山区中的村民确实也是各过各的，甚至要论证中国农民的自私也能找到无数证据，经常会发生“我家鸡吃了你家地里的菜”这些矛盾，但在这些自私的小算计外，实际上这些社区有一种看不见的凝聚力，当出现灾害时，社区的互助非常明显。这既是实在的，又是无价的，在那个时刻可以体会到亲情。

这三个条件之间互相关联，是社区建设、社区重建的必要条件。同时，我们以这种角度观察，往往会看到贫困地区存在着比发达地区更丰富的社区资源、文化资源和组织基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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