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凭什么能成为中国史上最清廉的朝代？

宋朝分北宋与南宋，从公元960年到1279年共319年。然而，你知道吗？在中华古代吏治发展的长河中，宋朝是过去朝代中最为清廉的存在。那么，宋朝凭什么能成为中国史上最清廉的朝代？

宋朝从赵匡胤黄袍加身开始，通过杯酒释兵权稳固政权，逐渐形成了从选拔、考核、监察到法律惩戒制度，构建起一套环环相扣、立体多元的官员反腐体系，其制度设计的严谨性与前瞻性，这个朝代的反腐制度堪称体系化、精细化的典范。

一、通过科举制度为核心，建立了严格的官员遴选制度。

官员选拔是反腐的第一道防线，宋朝在此构建了“去私向公”的准入机制。科举制度作为官员选拔的核心渠道，被打造为防范舞弊的关键阵地。“锁院”制度将考官与外界隔绝，从流程上切断请托沟通；“糊名”与“誊录”法则隐藏考生身份、复刻试卷笔迹，让考官无法凭私情或偏见取舍，真正实现“以文取士”，为朝廷输送德才兼备的人才。而针对恩荫这一传统任官途径，宋朝通过限定范围、数量与年龄等规则，大幅压缩不正当入仕空间，从源头减少了“裙带带官”引发的腐败隐患，让官场准入更趋公平公正。

二、注重官员的考核制度，从多维度、多角度、多方式进行立体考核。

考核制度是约束官员履职的核心抓手，宋朝建立了“多维考评、奖惩挂钩”的闭环机制。磨勘考核与历纸记录相互配合，上级、同级、下属三方联动，从德行、才能、业绩多维度评估官员表现，地方官的人口增长、税收治安等实际成效也被纳入考核核心。考核结果直接关联官员升迁、奖惩与罢黜，让“有为者上、无为者下、贪腐者汰”成为常态。

同时，财政审计制度严丝合缝，度支司与比部先后执掌全国财政核算，对官员经手的钱粮财物进行精细化审计，一旦发现贪污挪用，即刻依法惩处，从财务层面筑牢反腐防线。

三、建立完善监督体系，让贪腐官员无处遁形。

监察体系在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中，无疑是震慑贪腐的关键利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如同一张严密的大网，能够及时捕捉并遏制权力滥用和贪污腐败现象，保障国家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稳定。

在宋朝，监察体系更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实现了“中央与地方、专职与多元”的全面覆盖，构建起了一套层次分明、纵横交错的监察网络。

在中央层面，台谏合一成为宋朝监察体系极具特色的制度设计。御史台和谏官原本具有不同的职能。御史台作为专职的监察机构，主要负责纠察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无论是官员在日常政务中的失职渎职，还是贪污受贿、结党营私等腐败行径，御史台都有权力进行调查和弹劾。其职责范围广泛，涉及到官员行为规范的各个方面，是维护官场秩序的重要力量。而谏官则侧重于议论朝政得失，他们站在国家治理的宏观角度，对朝廷的政策、决策提出意见和建议，以防止决策失误给国家带来损失。谏官们往往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敏锐的洞察力，他们的言论能够为朝廷的决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当台谏合一后，二者的职能得到了有机整合，产生了强大的监察合力。这一体系不仅能够对各级官员进行弹劾，从基层小吏到朝廷大员，无一不在其监察范围之内。而且，其监察的权力范围甚至延伸到了皇帝身上。在封建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宋朝的台谏合一体系却赋予了监察官员监督皇帝的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的滥用，使得皇帝在做出决策时也需要考虑到监察体系的监督。

更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的监察官员拥有“风闻奏事”的特殊权力。所谓“风闻奏事”，就是监察官员无需确凿的证据，只要听闻有相关的违法违纪传闻，就可以启动监察程序。这一制度看似宽松，实则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扩大了监察的信息来源，使得一些隐藏较深的腐败行为更容易被发现。因为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很多腐败行为往往非常隐蔽，难以获取直接的证据。而“风闻奏事”制度可以让监察官员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先对可疑行为进行调查，一旦发现问题，可以进一步深入追查。这种先启动调查再寻找证据的方式，极大地提升了对权力的威慑力，让官员们时刻保持警惕，不敢轻易违法乱纪。

在地方层面，宋朝建立了一套复杂而有效的监察体系，以确保地方的廉政和稳定。监司是地方监察的重要力量，主要包括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等机构。转运使司主要负责地方的财政监督，它掌管着地方的财政收支情况，确保地方财政资金的合理使用。通过对财政收支的审查和监管，转运使司可以及时发现和纠正地方官员在财政方面的违规行为，防止贪污挪用财政资金的现象发生。提点刑狱司则侧重于司法监督，负责审查地方的司法案件，确保司法公正。它会对地方官员的审判过程进行监督，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这些监司机构会定期巡查地方，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他们如同“流动的监察官”，对地方的各个角落进行细致的检查。在巡查过程中，监司官员会与当地的百姓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对地方官员的评价。他们还会查阅地方政府的文件和账目，从中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通过定期巡查，监司能够及时发现地方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并及时进行处理，有效地遏制了地方贪腐的滋生和蔓延。

通判与知州协同理政且互监，这一制度设计形成了“上下级互查、同级制衡”的独特监察网络。通判是知州的副职，与知州共同管理地方政务。但通判的职责不仅仅是协助知州工作，更重要的是对知州进行监督。通判拥有独立的监察权，他可以对知州的决策和行为进行监督，一旦发现知州有违法违纪行为，可以直接向上级报告。同时，知州也可以对通判进行监督，防止通判滥用权力。这种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机制，使得地方官员之间形成互相制衡的关系。

四、关键的杀手锏，法律的利剑让贪官闻风丧胆。

法律与配套保障则为反腐制度筑牢根基，实现“惩戒与引导并重”。法律层面，《宋刑统》明确贪污罪量刑标准，杖刑、徒刑、流刑乃至死刑均依贪腐情节与数额判定，索贿者加重处罚，且“法不阿贵”，无论官员职位高低皆依法惩处；连坐制度更让官员对下属、亲属的贪腐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倒逼其加强内部监管。

具体来讲：法律对于情节较轻、贪污数额较小的犯罪者，可能会处以杖刑（有点像现在新加坡的鞭刑）。杖刑虽然看似相对较轻，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也是一种具有威慑力的惩罚方式，它不仅会给犯罪者带来身体上的痛苦，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名誉造成影响。

而当贪腐情节较为严重、数额较大时，就会被判处徒刑。徒刑意味着犯罪者要在一定期限内失去自由，在特定场所接受劳动改造，这对于官员来说，不仅是对其违法行为的惩罚，更是对其社会地位和职业前途的沉重打击。

如果贪腐情节极其恶劣、数额巨大，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那么犯罪者将面临流刑甚至死刑的严厉制裁。流刑是将犯罪者发配到偏远地区，使其远离家乡和熟悉的生活环境，在艰苦的条件下生存，这对犯罪者的身心都是极大的折磨。（有点像美国的恶魔岛）

而死刑则是最严厉的刑罚，直接剥夺了犯罪者的生命，彰显了法律对严重贪污腐败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刑统》对于索贿者采取加重处罚的原则。索贿行为相较于一般的贪污行为，具有更强的主动性和恶意性。索贿者利用手中的职权，主动向他人索取财物，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对索贿者加重处罚，能够有效遏制这种恶劣行为的发生，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公正。

而其中，最关键的杀手锏就是连坐制度，这是《宋刑统》治理贪污腐败的又一重要举措。该制度规定，官员要对下属、亲属的贪腐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这一制度的实施，倒逼官员加强对内部的监管。

再就是，宋朝推行“高薪养廉”，官员俸禄涵盖基本工资、禄粟、各类补贴及衣食住行保障，以合理物质待遇减少官员因生活困顿而贪腐的可能。

此外，宋朝文化繁荣、舆论活跃，士大夫与民间舆论对贪腐行为的批评揭露，形成强大的社会监督压力，与制度反腐形成互补。

宋代反腐制度的构建，根植于对权力运行规律的深刻认知，通过“源头防控、过程监管、惩戒震慑、保障托底”的全链条设计，最大限度压缩了贪腐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