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62年病逝，临终前高举左手惊叫，子称其常恨早逝

1962年2月14日，日历刚翻到这一页。

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病房里，死气沉沉。

躺在床上的胡宗南已经66岁了。

忽然间，他猛地把左手举向半空，嘴里含糊不清地怪叫了几声。

没人听懂他最后想说什么，但那动静，听着像是在跟谁置气。

没过几分钟，心电图就拉平了。

他儿子胡为真后来说，老头子晚年挂在嘴边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懊恼自己这条命太长，没早点交代了。

这话听着丧气，可你要是把他后半截人生摊开来看，就能明白他心里那本烂账是怎么算的。

这人要是两腿一蹬死在1945年，那是抗战名将；要是倒在1937年，那是妥妥的民族魂。

可偏偏老天爷不开眼，让他硬挺到了1962年。

这时候的他，活成了个什么笑话？

1949年脚底抹油溜到台湾，连个接机的鬼影都没有。

为了想翻本，竟然化个名叫“秦东昌”，跑到大陈岛去带一帮游击队。

结果呢？

也没折腾出个水花。

最后被打发到澎湖列岛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挂个防守司令的虚衔，在那儿耗日子等退休。

从威风八面的“西北王”跌落成没人搭理的“秦东昌”，这跟头栽得太狠，脸都着了地。

不少人觉得胡宗南这一辈子是大起大落全是命。

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

回头把他这几十年捋一遍，你会发现，全是他在路口“选”出来的。

头一回拿命下注，是在1924年。

那会儿胡宗南28岁，混得那叫一个惨。

在浙江老家教书不成，办报纸也黄了，还得天天听家里人念叨让他赶紧娶媳妇生娃。

摆在眼前的路就两条：

第一条，认怂。

在老家随便找个活儿，老婆孩子热炕头，庸庸碌碌过一生。

第二条，梭哈。

南下广州，去投那个刚挂牌的黄埔军校。

这笔买卖不好做。

那时候当兵那是走投无路才干的事，何况他个头矮，又瘦得跟猴似的，当兵完全是自讨苦吃。

但他咬咬牙，选了第二条。

到了广州，差点因为身板太差被考官轰出来。

也是该着他发迹，廖仲恺看他是个可造之材，硬是破例把他留下了。

进了黄埔的大门，胡宗南心里跟明镜似的：退路没了，只能玩命。

别人睡觉他在啃书本，别人歇着他在操场练体能。

就凭这股子对自己下狠手的劲头，蒋介石很快就记住了这个浙江小老乡。

这把“赌命”的买卖，赚翻了。

毕业后，他从连长干起。

东征收拾陈炯明，北伐打南昌，活捉了对面的军长李彦春；龙潭战役跟孙传芳硬刚，把人家的装甲车队都给扬了。

等到1930年，34岁的胡宗南已经挂上了第一军军长的牌子。

这在黄埔一期生里，绝对是独一份的排面。

第二回站在十字路口，是1937年在上海。

淞沪会战一打响，胡宗南带着队伍就顶到了最前边。

那场仗打得太惨，简直就是绞肉机。

日本人飞机大炮轮番轰，国军这边基本就是拿人命去填坑。

当时胡宗南面临个大难题：打，家底肯定得赔光；不打，保存实力，以后才有资本在军阀圈子里混。

这也是民国那帮带兵的人心照不宣的规矩——有枪才是草头王，没枪你算个屁。

可胡宗南没打小算盘，他把手里的筹码一股脑全推到了桌子中间。

整整六个礼拜，打得昏天黑地。

手底下四万多精锐，打完一点数，只剩一千二百个活人。

这意味啥？

意味着他作为一个军头，辛辛苦苦攒的“本钱”一夜归零。

亏吗？

往大了看，不亏。

他硬是把日军拖住了，尽了一个军人该尽的责。

往个人前途看，更赚。

这一仗，让他彻底坐稳了“蒋介石第一心腹”这把交椅。

老蒋看重啥？

就是这种“不计代价听指挥”的死忠。

凭着这份信任，1935年以后，他坐镇大西北，手里攥着几十万大军，管辖陕甘宁，道上人称“西北王”。

那会儿，是他这辈子的高光时刻。

可人生的账，哪能一直这么顺风顺水。

到了国共内战，胡宗南碰上了第三道坎，这也是让他输得裤衩都不剩的一把。

1947年，蒋介石手一挥，让他去打延安。

胡宗南的路数还是老一套：抢地盘、攻城拔寨。

他带着大军呼啦啦杀过去，确实把延安城占了，也把毛泽东逼走了。

面子上看，他赢了。

实际上，他是掉进了一个深坑。

那边的打法早就变了，根本不跟你争一城一地的得失，人家玩的是运动战，满山沟转悠。

胡宗南守着座空城延安，几十万大军被人牵着鼻子在大山里遛弯，想打找不着人，想守又到处漏风。

这会儿的他，其实是脑子僵住了。

他还是那个听话的“好学生”，校长指哪打哪，可他忘了，这棋盘上的规矩已经变了。

战术上的死板，加上国民党内部烂到了根子里，让这位“西北王”在短短三年里就把老本输了个精光。

1949年，他还想在西南守住最后一点地盘，结果解放军一来，他又得跑路。

从四川跑到海南，1950年在海南被扒了军职，最后灰头土脸地去了台湾。

到了台湾后的日子，那就是钝刀子割肉——一种漫长的煎熬。

曾经统领几十万大军的上将，为了在老蒋面前证明自己“还有点用”，竟然改名换姓去搞游击队。

1951年，55岁的胡宗南化名“秦东昌”，跑到大陈岛去指挥游击队。

这一步棋，走得太掉价。

那时候国民党大势已去，就凭几个游击队能翻起多大浪？

折腾了两年，1953年游击队散伙，他又回到了台北。

蒋介石对他还算念旧情，1955年给了他一个澎湖防守司令官的闲差，让他干了四年，直到1959年退休回家。

但这怎么看都像是在打发叫花子。

退休后的胡宗南，身子骨那是塌方式地垮。

高血压、心脏病全找上门了。

他没事常跟儿子胡为真去爬山，站在山顶上嗷嗷大喊。

那喊声里，全是憋屈。

他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了，久到成了个累赘。

要是早死二十年，他是烈士，是英雄，史书上得给他立传，写上“壮烈殉国”四个大字。

可他偏偏活到了66岁，眼睁睁看着自己守的大西北丢了，看着国民党退守孤岛，看着自己从威风凛凛的“王”变成了无人问津的“顾问”。

这笔账，算到最后，全是赤字。

1962年2月14日，蒋介石来看了他最后一眼。

那是老长官对老部下最后的一点体面。

但这这点体面，填不平胡宗南心里的那个大坑。

临终前那一举手、那一嗓子怪叫，没人知道他是想抓回那个风光的过去，还是想推开这个窝囊的结局。

但他儿子说的那句“常恨自己没早死”，大概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掏心窝子的大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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