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维克多·雨果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有一个世界奇迹。

这个奇迹叫圆明园。

1984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中译文。这封信出自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之手，由程曾厚先生翻译。而2月26日也是维克多·雨果的生日。我们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当时的编辑有意为之，但这样的选择确实颇具浪漫主义色彩。

信的内容和浪漫丝毫不沾边，反而十分严肃，每一句都沉重而恳切，字字千钧、直击人心。这封信被收录在《雨果文集》第11卷，以及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语文教材（收录时有改动，题为《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它已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读懂正义与文明的启蒙篇章。通篇书信最震撼人心的是雨果那份超越国界的强烈正义感——他没有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为侵略行为辩护，而是表达出一种既高级又朴素的人类情感：对一切优秀人类文明的敬畏与热爱，对野蛮掠夺与暴力征服的严厉谴责。在他眼中，圆明园不是一座单纯的皇家园林，而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瑰宝，是“东方艺术奇迹”；而英法联军的焚烧与掠夺，不是所谓的“胜利”，而是对全人类文明的践踏，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必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受后世无尽的唾弃与谴责。

让我们一起重温这段勇敢又清醒、坚定又有力的文字。

先生：

您征求我对远征中国的意见。您认为这次远征是体面的，出色的。多谢您对我的想法予以重视。在您看来，打着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皇帝双重旗号对中国的远征，是由法国和英国共同分享的光荣，而您想知道，我对英法的这个胜利会给予多少赞誉。

既然您想了解我的看法，那就请往下读吧：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艺术有两个来源，一是理想，理想产生欧洲艺术；一是幻想，幻想产生东方艺术。圆明园在幻想艺术中的地位就如同巴特农神庙在理想艺术中的地位。一个几乎是超人的民族的想像力所能产生的成就尽在于此。和巴特农神庙不一样，这不是一件稀有的、独一无二的作品；这是幻想的某种规模巨大的典范，如果幻想能有一个典范的话。请你想象有一座言语无法形容的建筑，某种恍若月宫的建筑，这就是圆明园。请你用大理石，用玉石，用青铜，用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做它的屋架，给它上上下下缀满宝石，披上绸缎，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造城楼，里面放上神像，放上异兽，饰以琉璃，饰以珐琅，饰以黄金，施以脂粉，请同是诗人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再添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加上成群的天鹅、朱鹭和孔雀，总而言之，请假设人类幻想的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洞府，其外貌是神庙，是宫殿，那就是这座名园。为了创建圆明园，曾经耗费了两代人的长期劳动。这座大得犹如一座城市的建筑物是世世代代的结晶，为谁而建？为了各国人民。因为，岁月创造的一切都是属于人类的。过去的艺术家、诗人、哲学家都知道圆明园，伏尔泰就谈起过圆明园。人们常说：希腊有巴特农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斗兽场，巴黎有圣母院，而东方有圆明园。要是说，大家没有看见过它，但大家梦见过它。这是某种令人惊骇而不知名的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可见，宛如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瞥见的亚洲文明的剪影。

这个奇迹已经消失了。

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在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他们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赃物由两个胜利者均分。我们看到，这整个事件还与额尔金的名字有关，这名字又使人不能不忆起巴特农神庙。从前他们对巴特农神庙怎么干，对圆明园也怎么干，不同的只是干得更彻底，更漂亮，以至于荡然无存。我们把欧洲所有大教堂的财宝加在一起，也许还抵不上东方这座了不起的富丽堂皇的博物馆。那儿不仅仅有艺术珍品，还有大堆的金银制品。丰功伟绩！收获巨大！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腰包，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箧。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这就是这两个强盗的故事。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不过，我要抗议，感谢您给了我这样一个抗议的机会。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者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也不会是强盗。

法兰西吞下了这次胜利的一半赃物，帝国居然还天真地以为自己就是真正的物主，把圆明园富丽堂皇的破烂拿来展出。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那才是真正的物主。

我证实，发生了一次偷窃，有两名窃贼。

先生，以上就是我对远征中国的全部赞誉。

维克多·雨果

1861年11月25日于高城居

2026年2月26日再读这封信，心中不免对雨果充满敬意。这位坚守良知的正义斗士，一生都在以文字为载体，传递爱与正义、自由与平等的力量。他用作品告诉世界：人类所有美好的情感都是相通的，跨越国界、无关种族。他的诸多经典作品，同样值得我们细细品读、深深铭记。

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