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公元947年，契丹铁骑踏破汴梁，中原第一次整体沦陷于北方游牧政权。
就在所有人以为大势已去时，一个在太原"装孙子"的军阀，用不到一年时间，完成了一场教科书级的绝地翻盘。
他叫刘知远。
公元947年：中原没有皇帝
公元947年正月，契丹铁骑踏进汴梁皇宫，后晋皇帝石重贵被押上囚车北上。
中原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真空——没有皇帝、没有朝廷、没有军队。
坐在崇元殿龙椅上的人，叫耶律德光。
这位辽太宗穿上汉人天子的冕服，接受百官朝拜，当场改国号为"大辽"，放话要定都汴梁，做中原之主。
听起来挺像回事，但接下来他干的事，直接把自己送上了死路。
耶律德光下令契丹士兵四出"打草谷"——说白了就是以放牧为名，公开抢劫。
开封方圆数百里内，牲畜、粮食、财物被洗劫一空，百姓惨遭杀戮。
他还派人到各州搜刮钱帛，从宰相到平民无一幸免，搜来的钱全塞进契丹人的内库，准备打包带回北方。
用现在的话说，这哥们不是来当皇帝的，是来搞清仓大甩卖的。
与此同时，后晋三十万主力军早已在叛将杜重威手中集体投降契丹。
京城禁军归零，各地节度使要么投降、要么装死。
南唐本有千载难逢的北伐良机，大臣韩熙载拼命上书，说现在不打更待何时。
结果南唐正忙着跟福州死磕，根本腾不出手。
等到后来回过味，后悔得捶胸顿足，但为时已晚。
中原的命运此刻悬于一线——这不是又一次寻常的改朝换代，而是农耕文明圈面临的一场系统性危机。
太原城里的"冷血赌徒"
所有人都在看一个人的动向——河东节度使刘知远。
此人坐镇太原，手握河东最强兵力，是后晋残余势力中唯一有实力跟契丹掰手腕的角色。
但他的第一个动作，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他派心腹王峻带着礼物去汴梁，向耶律德光上表称臣、恭贺胜利。
耶律德光大喜，在诏书上刘知远名字前加了个"儿"字，又赐给他一根契丹贵族才有资格拿的木拐。
在契丹人看来，刘知远已经乖乖认了爹。
但这根木拐，不过是刘知远钓来的一张情报通行证。
王峻在开封把契丹的底细摸了个透，回来只说了一句话：契丹在中原胡搞，待不长。
刘知远的牌局，从这一刻才真正开始。
他做的第二件事同样反常——所有人催他赶紧出兵，他偏偏大门紧闭。
他不出战、不表态、不站队，只干一件事：疯狂扩军。
用各种理由推托耶律德光的召见，同时把河东的吐谷浑部落连人带马一锅端了，精兵和财产全部收入囊中。
短短几个月，他手下已经养出五万精锐。
部将们急得跳脚，觉得老大怂成这样还当什么英雄。
刘知远的判断很清醒：契丹正在风头上，硬碰硬等于送人头，不如等天气转暖、等中原民怨爆发、等契丹自己作死。
事后证明，他赌对了每一步。
947年二月，刘知远在太原称帝，但他不改国号、不改年号，继续沿用后晋的"天福"。
他甚至打出"迎石重贵回朝"的旗号，明知这是不可能的事，纯粹拿来收割后晋旧臣的人心。
在那个谁先冒头谁先挨刀的年代，刘知远的冷血和克制，反而成了最稀缺的政治能力。
二十九天，兵不血刃定汴京
刘知远称帝后，连发三道诏令。
禁止任何人为契丹搜括钱帛。 慰劳各地自发组织的抗辽武装。 境内契丹人，一律处死。
三道诏令刀刀砍在老百姓最痛的伤口上，各地节度使纷纷倒戈归附。
这时候，皇后李氏又贡献了一个"逆天操作"。
五代军阀犒赏将士的惯例，向来是向民间搜刮——打了胜仗百姓倒霉，打了败仗百姓更倒霉。
李氏建议刘知远反其道行之：把宫中所有财物拿出来赏赐将士，一文钱也不向老百姓要。
在五代十国那种"军队就是合法劫匪"的生态里，这一招简直是降维打击。
士兵们感动得不行，战斗力瞬间拉满。
而耶律德光那边，已经彻底玩崩了。
中原各地百姓武装蜂起，攻城杀辽使的消息像雪片一样飞来。
耶律德光在栾城长叹——"我有三失：打草谷、括民财、留节度使不归镇。"
就是：抢劫、搜刮、扣押人质，三件事全干了，全干错了。
947年四月，耶律德光被迫北撤，途中病死。
留守开封的萧翰兵力不足，匆忙找来后唐宗室李从益当傀儡皇帝，自己撒腿就跑。
李从益心里明白得很，手里这点兵连开封城门都守不住。
使者直接送到刘知远军中，表态称臣。
刘知远大军从太原一路南下，二十一天到洛阳，再八天进开封。
几乎没打一仗，中原就回来了。
这场"光复"快到不可思议，但真正的战争其实在举兵之前就已经打赢了——契丹自行崩溃、民心自然倒向、各镇争相归附。
刘知远要做的，只是在最精准的时间点踩下油门。
一年帝业，百年投影
进入开封后，刘知远改国号为"汉"，大赦天下，正式建立后汉。
但命运没给他太多时间。
948年正月，他最疼爱的长子刘承训病死，刘知远悲痛过度一病不起。
临终前召来史弘肇、郭威等人托孤，又留下一句遗命：杜重威反复无常，赶紧除掉。
说完，撒手而去，终年五十四岁。
在位不到一年，后汉也只撑了四年就被郭威所灭。
《旧五代史》给他的评语相当刻薄——"虽有应运之名，未睹为君之德。"
司马光批得更狠：不仁、不信、不刑，能不短命才怪。
这些评价放在"帝王德行"的坐标系里，确实成立。
但如果换一个维度来看，结论可能完全不同。
947年中原落入契丹之手的那一百天，是五代乱世中最接近"文明断裂"的时刻。
不是换一个军阀当皇帝那么简单，而是一整套游牧劫掠逻辑试图取代农耕社会的运转方式。
刘知远以一镇之力逼退契丹，恢复汉人政权——这是五代十国时期唯一一次成功阻止北方游牧势力长期占据中原腹地。
他的后汉虽然短命，却直接催生了郭威的后周，后周又催生了赵匡胤的北宋。
从"后汉→后周→北宋"这条权力递嬗链来看，没有947年刘知远在太原果断举旗，中原汉人政权的延续性很可能在此处断裂。
赵匡胤后来的统一大业，根基恰恰扎在刘知远留下的这块地上。
还有一笔旧账值得翻出来。
早在936年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时，刘知远就明确反对——称臣可以，割地绝不行。
石敬瑭没听，此后四百年中原再无北方屏障。
这份战略直觉，远超同时代绝大多数军阀的认知水平。
历史给刘知远的评分标准一直是"他建立了什么"。
但真正该问的，是"他阻止了什么"。
他阻止了中原在947年沦为游牧帝国的劫掠场，仅凭这一点，他就不该继续坐在五代的冷板凳上。
【主要信源】 《旧五代史·汉书·高祖纪》，薛居正等撰，（974年） 《资治通鉴》卷二八五至二八六，司马光，（10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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