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03年的那个正月,长安城里上演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清洗大戏。
朱全忠手底下的大兵撞开了内侍省的大门,像赶牲口一样,把几百个手无寸铁的宦官驱赶到了一块儿。
命令一下,刀锋乱舞,惨叫声在大明宫的上空回荡。
刚才还穿着高官紫袍、腰里别着金鱼袋的显贵们,眨眼功夫就全躺在了血泊里。
这一天,盘踞唐朝多年的宦官势力算是彻底凉透了。
此时此刻,唐昭宗盯着满地的死尸,心里可能觉得那块压了多年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可他嘴角硬是挤不出一丝笑容。
毕竟,仅仅过了四年,那个帮他屠尽家奴的朱全忠,就逼着他把皇位交出来,顺手把大唐送进了坟墓。
不少人翻看这段往事,总爱钻牛角尖:要么觉得唐朝皇帝太窝囊,要么觉得宦官太歹毒。
可要是咱们把眼光放长远点,站在皇帝的位置上算算细账,你会得出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结论:
重用宦官,甚至把枪杆子塞进他们手里,在很长一段岁月里,竟然是唐朝皇帝为了保命,能抓到的那根“救命稻草”。
这话听着挺荒唐,可咱们得从唐德宗那场刻骨铭心的“噩梦”聊起。
想当年唐德宗刚接班那会儿,也是个满腔热血、想干番大事业的主儿。
他横竖看宦官不顺眼,心想这帮伺候人的奴才凭什么掌权?
这想法没毛病:国家的兵权,那得给国家的栋梁,哪能给身体不全的家奴?
谁知道现实反手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780年,藩镇造反,长安沦陷。
德宗狼狈逃命,一路跑到了奉天(就是现在的陕西乾县)。
真正死命护着他、背着他逃跑、替他挡刀子的,是哪波人?
还是那帮宦官。
缩在奉天城的避难所里,德宗琢磨透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道理:
武将手里一旦有了兵,心就野了,那是想自己当皇帝的;可宦官哪怕再坏、再贪婪,因为身体少了零件,这辈子注定当不了天子。
对武将来说,皇帝就是个“东家”,东家不行了换一个就是;可对宦官来说,皇帝是“宿主”,宿主一挂,寄生虫也得玩完。
这笔账一旦算清,唐朝的政治规矩就彻底翻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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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6年六月,德宗下了一道影响子孙后代的诏书:设立左、右神策军中尉,这两个位子,必须由宦官来坐。
注意了,这可不是临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写进制度的死规矩。
打这儿起,宦官掌管禁军成了雷打不动的“祖制”。
既然有了兵权,这味道可就全变了。
咱们瞧瞧这神策军是什么底细。
它最早是名将哥舒翰带出来的边防军,安史之乱后,被宦官鱼朝恩带回来救驾。
这帮人可是见过血、在死人堆里滚过的职业杀手,跟长安城里那些混日子的“少爷兵”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当年唐代宗被吐蕃人追得满世界乱窜,跑到陕州刚喘口气,一看见鱼朝恩带着神策军杀到,激动得眼泪哗哗往下掉。
后来吐蕃人再来捣乱,代宗还得指望神策军守大明宫。
手里攥着这么一张王牌,宦官们的腰杆子能不硬吗?
得,这下齐活了。
左手握着枪杆子(神策军中尉),右手握着笔杆子(枢密使),外头的宰相想见皇上,得先看宦官脸色;皇上想发个圣旨,得先问宦官点不点头。
这套机器一转起来,皇帝猛然发现,自己被“套牢”了。
想翻盘?
咱们来看看翻盘得付出多大代价。
那天大清早,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冲进紫宸殿,神色慌张地汇报:“万岁,左金吾仗院的石榴树上降下甘露了!”
李训顺水推舟,请皇帝移驾去后院瞧瞧。
按原定剧本,埋伏好的刀斧手这会儿就该冲出来,把掌权的宦官仇士良那帮人给剁了。
可偏偏现场出了岔子。
韩约虽然是个带兵的,但在这种生死关头竟然怂了,浑身发抖,汗珠子直往下掉。
这个反常的举动,立马引起了老狐狸仇士良的警觉。
恰好一阵风刮过,吹起了帐幕,露出了里面藏着的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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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训急眼了,扑上去死死抓住轿子喊:“臣的话还没说完呐!”
在这节骨眼上,谁拳头硬谁就是老大。
旁边的宦官一拳把李训干翻在地,抬着皇帝跑进内宫,大门哐当一声锁死了。
紧接着发生的事,就是史书上著名的“甘露之变”。
神策军接到宦官指令,杀出内宫,对还在大明宫里的官员展开了无差别屠杀。
含元殿上尸体堆成了山,当官的、随从,甚至在宫里摆摊的小贩,一共死了一千六百多人。
血顺着台阶往下淌,把大明宫的地砖都染透了。
这次惨败把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了桌面上:在绝对的暴力面前,什么计谋都是扯淡。
打那以后,唐朝皇帝彻底成了笼子里的金丝雀。
除了唐敬宗是正儿八经太子继位,中晚唐别的皇帝,基本都是宦官挑出来的。
谁听话就立谁,谁刺头就废谁。
有回老皇帝快咽气了,宦官们嫌太子不顺手,大半夜从宫里随便抓了个远房宗室,像拎小鸡一样推上龙椅。
大臣们第二天上朝磕头,才发现上面换了张生面孔,连个屁都不敢放。
那这个死结最后是怎么解开的呢?
解开这个死结的法子,比死结本身还要让人绝望。
唐昭宗登基时才22岁,也是个不信邪的主。
他先是拉拢大宦官杨复恭的干儿子李顺节,借刀杀人赶跑了杨复恭,转头又把李顺节骗进宫宰了。
这招看着挺高明,其实是引狼入室。
宦官们一看皇帝动了真格的,立马去找外援。
他们跟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勾搭上了。
局势一下子失控了。
901年,宰相崔胤给当时最大的军阀朱全忠写信,让他带兵进京勤王,彻底解决这帮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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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风声的宦官韩全诲等人,直接绑了昭宗逃往凤翔,投奔李茂贞。
朱全忠的大军紧跟着杀到,把凤翔城围得水泄不通。
这一围就是整整一年多。
城里粮食断了,冬天冻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甚至惨到人吃人。
据说那时候城里的老鼠都被抓绝种了。
903年,实在扛不住的李茂贞宰了韩全诲等72个大宦官,把昭宗交了出来。
昭宗回到长安时,眼前是一片废墟的大明宫,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
第二天,宰相崔胤带着百官上奏,请求把剩下的宦官全宰了,斩草除根。
朱全忠一点没含糊。
几百颗宦官的人头落地,困扰唐朝一百多年的“宦官之祸”终于画上了句号。
但代价是什么呢?
代价是唐朝皇室丢掉了最后一道防线。
没了神策军,没了宦官,皇帝直接光着身子暴露在如狼似虎的军阀面前。
朱全忠杀完宦官,转头就宰了宰相崔胤,逼着昭宗迁都洛阳,最后在907年篡位建梁,灭了大唐。
回过头看,这简直就是一个死循环:
为了防着军阀,皇帝重用了宦官;
为了干掉宦官,皇帝招来了军阀;
最后,军阀杀光了宦官,也顺手埋葬了王朝。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评价这段历史时说,这些人就像骑着老虎、怀里揣着毒蛇,早晚会被自己养的猛兽吞掉。
这话一点没错。
但对于身处那个时代的唐朝皇帝来说,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题从来不是“好与坏”,而是“早死还是晚死”。
把兵权给宦官,至少还能苟延残喘一百年;不给,可能第二天就像安史之乱那样,被各路节度使瓜分了。
这才是历史最残酷的地方:有时候,你明知道前面是个坑,却不得不往下跳,因为你身后是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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