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1934年，胡适的“年关”怎么过

作者：肖伊绯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跨过年关，我们迎来新的一年。然而，在1934年的最后一天，在上海稍作逗留的胡适却是忙碌异常的：为了给亚东图书馆筹措归还银行的借款，他东奔西跑，还要在1935年元旦出版的上海《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抨击时局……1934年的“年关”，胡适究竟是怎么过的呢？

亚东图书馆“年关”难过，紧急求助于胡适

1934年12月31日晚七点三刻，上海火车北站，张慰慈与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汪乃刚兄弟等人，正在迎接从南京赶来的胡适。胡适此行，原本是为南下香港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这是其人一生共获35个名誉学位中的第一个名誉学位。此行顺便也在上海稍作逗留，会会朋友，叙叙旧情，共度岁末，同贺新年。

事实上，自1931年元旦始，南京国民政府即推行所谓“国历”，就是要将国际通行的公元历法，作为中国民众的唯一历法——公历岁末即等同于农历除夕，而公历元旦即新年春节。自政府机构、工商各界大力推行以来，文教界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派知识分子，大多已奉行公历岁末即“除夕”，公历元旦即“新春”的过年方式。

胡适此次南下经停上海，只有一天一夜的逗留时间，当天当晚就权作与朋友们的“除夕”之小聚，他在这一天的日记标头处，也明确写下了“廿三年（1934）的除夕”，以示纪念。

1934年的最后一天，在上海稍作逗留的胡适是忙碌异常的。一下火车便被接到新亚饭店用早餐，张慰慈为其办理第二天一早的赴港船票，汪原放兄弟则心急火燎地与其晤谈亚东图书馆（小型私营出版社）的银行欠款问题。

亚东图书馆编辑所同仁合影（前排左二为汪乃刚，后排右三为汪原放）

原来，因为以往年度账目结算都是按照农历时间来操办的，可如今“老规矩”不管用了，当时财务年度结算时间俱以公历时间为准，亚东的资金流转又出了问题，到了岁末仍有共计七千四百元的银行欠款无法解决。

此刻，只有24小时的回旋余地，这笔银行欠款如果不能了结，亚东将即刻面临关门停业的风险。正所谓“年关”难过，在这危急时刻，这家安徽绩溪人创办的小型私营出版社，想到了向胡适紧急求助，恳请这位老同乡、老朋友、老作者出马，一解燃眉之急。

用如今的眼光来看，七千四百元的欠款，似乎算不得什么大数目，还不至于将偌大一个出版公司急成这样，为了还上这么一点点银行欠款心急如焚。不过，这笔银行贷款的金额并不是以如今的人民币来计值的，而是以近百年前通行的银圆计值，那七千四百元即为七千四百银圆，这笔款项的实际购买力，在当时几乎可以在北平买下七座四合院！在此，姑且以当年鲁迅购房为例，稍作解析。

据《鲁迅日记》载，1924年5月，鲁迅在北平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购置了一处四合院(现北京鲁迅博物馆)，当时的成交价是八百银圆。这座四合院有三间南房，三间正房，东西各一间小厢房，正房后面还有一口井、几棵树、一片小花园。由于房子有些破旧，鲁迅又用了将近二百银圆翻修，还置办了一些简单的家具——最终住进这座四合院，实际上花了一千银圆。姑且不论如今的一座北京四合院是何等“天价”，且看这么一笔当年足以买下北京七座四合院的银行欠款额度——这究竟是何等沉重的债务，后世读者应当不难想象了吧？

为“还贷危机”东奔西走，百乐门舞厅里大发感慨

面对亚东的巨额欠款与紧急求助，胡适在1934年的最后一天，四处奔忙周旋，使尽浑身解数。先是到银行家朋友徐新六处，当面托请将亚东欠兴业银行的二千元透支再转一期，又托其给陈光甫打电话，将欠上海银行的三千元透支再转一期。这样一来，已暂解五千元的欠款清偿之危急了。

在办妥此事前后，又应张禹九与张肖梅女士的邀请，到国际大饭店午餐，共进午餐的有张仲述、余上沅、梅兰芳、冯幼伟、徐新六等一大帮各界名流。国际大饭店是当时上海最新式的大饭店，高22层，胡适等人用餐处在第14层。当时，据徐新六介绍说，“这是世界最高的大厦——除了美国不算”。

在这座超豪华大厦——当时可谓远东第一高楼的大饭店里用餐，又兼高朋满座，在座诸位自是兴高采烈，席间觥筹交错之际，种种高谈阔论，亦是不绝于耳。当时忙于为亚东解决“还贷危机”的胡适，虽强打精神应酬，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毕竟亚东还有二千四百元的欠款问题无法解决。

午餐后，胡适又迅即去找章士钊求助，可章坚称毫无办法。胡适希望章能承担二千五百元的救急之款，但章仍说“无法可想”。胡适只得来到温州路上的汪家，去通告筹款状况，以便亚东方面尽快想别的办法应急。汪原放的老母见到胡适，禁不住老泪纵横，拉着他的手说：“适之哥和章伯伯总要救我们一家才好。我活到今日，不曾过过这种日子！”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既感慨又无奈地写道：“她下泪了。我虽感动，实在想不出法子来。”

临走时，胡适给汪原放留下了两封信，信的具体内容虽不得而知，但应当是与筹款清欠相关的。为亚东清欠的事暂告一段落之后，胡适开始走马灯式地亮相上海朋友圈——王云五、李拔可、傅伟平、何柏丞、周昌寿、丁鼎南等老先生先行访晤。之后，还借李拔可的汽车一用，特意去见了蔡元培一面。

晚间，胡适又应梅兰芳之邀请，到英美烟草公司总经理沈昆山家中晚餐。但这顿晚餐与午餐相似，再次因其记挂亚东清欠之事，仓促了事而未能尽兴。原来，汪原放拿着胡适的信函去各大银行通融商洽，可为时已晚，银行已经关门了。胡适不得不又给徐新六打电话，以个人名义暂借五百元给亚东救急。

晚餐后，朋友们又把胡适送到百乐门舞厅，香鬓丽影、灯红酒绿，上海的达官贵人们正在以狂欢的姿态，欢度1934年的最后一刻，迎接1935年新年的到来。在这当年中国最为繁华奢靡的都市舞池之中，宋子文、顾维钧、陈光甫、李铭、夏小芳等人，正觥筹交错、欢声四起。身处其间，目睹这一场景的胡适，一时百感交集。

1934年的最后一夜，离1935年元旦还有几个小时，在夜上海的百乐门中，学者本色的胡适，不由自主地又想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国家危难种种，想到了热河失守之后的外交失败种种，更联想到眼前亚东图书馆的经济窘迫与危急状况，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在那个狂乐的跳舞场上，谁也不感觉空前的经济大恐慌逼人而来，谁也不感觉国家的绝大危难即在眼前！”

1935年元旦，胡适撰文抨击时政

胡适在百乐门没有逗留多久，旋即返归下榻的新亚酒店。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汪原放、汪乃刚兄弟，早已在酒店恭候多时，为岁末清欠一事也是绞尽脑汁，一筹莫展。这帮曾在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崭露头角，为南北各地“新青年”撰著出版过各式读物的优秀出版人、编辑、作者，在房间里商谈了许久，为妥善解决眼前的经济危机苦思对策。不知不觉间，胡适与汪氏兄弟在酒店房间里商谈到了凌晨三点，在一番别样的忙碌中告别了1934年，迎来了1935年元旦。

1935年1月，胡适在香港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

送走汪氏兄弟，胡适索性不睡了。他把北大“中国文学史”学期测验的题目写出，封寄与卢逮曾；又办了几件事，见才凌晨四点，还没捱到天亮，遂脱衣小睡。睡得正香甜时，忽被旅馆服务员敲门唤醒，原来是事前预约好的“叫早”，清晨六点半必得准备行装，登上南下的轮船了。七点，中国旅行社的人来托运了行李，张慰慈给胡适带来了薄外套，并共进早餐，送行。八点，胡适登上哈里生总统号轮船，九点半才开船。（上述内容详参《胡适日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1935年元旦，胡适登上轮船、驶向香港之际，上海的《东方杂志》也于同一天推出“新年特大号”。胡适在这期杂志上也有文章发表，且是封面文章之一，与汪精卫、蔡元培、陈立夫、王正廷等一大帮国民党元老的文章位列同期。不过，胡适的文章题为《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流露出对当前时局的失望、对政局的不满以及对政治改革的不同意见。这些明显带有批评乃至抨击性质的文字，看起来与当局正在鼓吹与推行的大政方针格格不入，可以说是新年一开年，就跟当时的“主旋律”公开唱了一回“反调”。

俞平伯的抱怨及其他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胡适正在文章中批评政府当局不够开明之际，北平、南京各地的元旦节日期间，政府强制悬挂国旗并收费的规定也已出台推行。在北平的俞平伯，就在给其师周作人的信中提到：“今岁元旦，敝区（内一区）忽强迫民居一律悬旗，每旗纳费五角，不悬云须罚款五元，于是一片红光与素雪相辉，诚足以壮观瞻了。唯闻闾巷中纳此五角有稍稍为难者，谑而近虐矣。何不食肉糜犹假想之词，此则迹似强迫……”（《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此刻，俞平伯替北平居民们发了一通牢骚——新年伊始，政府竟有强迫挂旗收费之举，对于经济拮据者而言，岂止是1934年的“年关”难过，这新的一年一开头就难捱了。

无独有偶，此刻身处“首都”南京，正在中央大学任教授的曲学大师吴梅，对政府强推公历元旦为春节，又兼元旦强制挂旗之举，也颇感无趣，他在当天的日记中也写道：“自今日校中放假，为遵用阳历之嚆矢，实则止各衙门各商店悬挂国旗而已，民间仍与平日无异。”（《吴梅全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仅从新年元旦之际，政府当局在南北各地强制悬挂国旗并强制缴费，而民众对此又并不接受且颇感不满的情况来看，胡适为《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所撰《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一文里的诸多公共议题与话题，势必将在新的一年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关于“民生”与“民治”的社会大讨论之中。

“年关”何其难过，“年景”何其不堪

回过头来看，在《东方杂志》这一期足足是平时期刊容量四倍以上的“新年特大号”中，胡适的文章除了与当局诸要员纷纷展望新年、大唱高调格格不入之外，还是有不少新老朋友的文章观点是与之有默契、与之交相呼应的。可以说，迫切希望政府当局改善民生、改进民主的呼声，在1935年新年元旦之际此起彼伏。

上海《东方杂志》1935年“新年特大号”

譬如说，这期“特大号”的“生活之一页”特别栏目，乃是由杂志社遍邀社会各界名流撰写组编而成，其栏目内容设定为回顾过去、展望新年。这一特别栏目由马寅初、梅兰芳、任鸿隽、钱歌川、赵景深等131位各界名流，各自撰文131篇，为1935年新年元旦献辞。这其中，就不乏与胡适的时局观乃至价值观都颇为一致的言论。值此辞旧迎新之际，诸名家虽照例不免要说一些展望未来的祝愿之语，可有感于“年关”难过，“年景”不堪的忧愤之语，禁不住要于笔下抒写一二者，还是大有人在的。

遥忆1934年的“年关”与1935年的新年元旦，亚东图书馆及胡适等人的“过年”历程如此这般，将这些新年献辞与感言再逐一读来，两相比照之下，又真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来源：各界杂志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