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可安邦，武可定国，范仲淹凭什么被后世尊为“宋朝第一完人”？

他一生三次被贬，仕途屡遭排挤，却被士林赞为“三光名臣”；

他本是文官，临危戍边，让西夏人敬畏称“小范老子”；

他主导改革触怒权贵，却以一篇《岳阳楼记》铸就千年精神丰碑。

范仲淹，没有惊天权谋，没有赫赫战功，却成为中国历史上士大夫的精神标杆。

拨开文学滤镜，依据正史记载，还原一个真实、立体、无演绎的范仲淹。

范仲淹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两岁丧父，母亲谢氏改嫁长山朱氏，他随继父姓朱，名说。

年少的范仲淹寄居朱氏门下，自知身世后，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应天府求学。

史料记载他“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这便是“划粥断齑”的正史来源，没有戏剧化加工，只有寒门学子苦读的真实写照。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进士及第，恢复范姓，接母奉养，正式踏上仕途。

他从基层小官做起，所到之处兴修水利、赈济灾民、清廉自守，口碑载道，为日后的官场起落埋下伏笔。

范仲淹的官场人生，以“敢言”闻名，也因“敢言”三遭贬谪，史称“三黜三光”。

第一次被贬：天圣七年（1029年），章献刘太后临朝，欲让宋仁宗率百官在会庆殿行朝拜礼。

满朝文武无人敢谏，唯有七品秘阁校理范仲淹直言上疏：“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

此举触怒太后，范仲淹被贬为河中府通判。

友人送行时称：“此行极光。”

第二次被贬：明道二年（1033年），宋仁宗欲废郭皇后，宰相吕夷简附和。

范仲淹率谏官、御史伏阁力争，与吕夷简当庭辩论。

次日诏书即下，贬范仲淹知睦州。

友人再送：“此行愈光。”

第三次被贬：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知开封府，呈上《百官图》，揭露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把持朝政。

吕夷简反诬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荐朋党”，范仲淹再贬饶州。

送行之人叹道：“此行尤光。”

三次被贬，三次荣光。范仲淹不以贬谪为耻，反以坚守道义为荣，“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成为北宋士大夫风骨的象征。

宝元元年（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宋夏战争爆发。

宋军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战连败，西北震动。

宋仁宗临阵起用范仲淹，以文臣经略陕西。

范仲淹到任后，不急于决战，而是推行“积极防御、以守为攻”的策略。

他整顿军纪，将军队分将统领，废除“以官阶定指挥”的旧制，提升战斗力；

修复城寨，安抚边境羌族部落，争取民心；

大兴营田，保障军粮。

《宋史》记载，范仲淹筑大顺城，“贼觉，以骑三万来战，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

他料敌如神，稳扎稳打，边境局势迅速扭转。

当时边境流传民谣：“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西夏人尊称他为“小范老子”，不敢轻易进犯。

范仲淹虽非武将，却以战略眼光与治理能力，守住北宋西北门户，成为文人治军的典范。

庆历三年（1043年），北宋内忧外患加剧，宋仁宗召回范仲淹，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范仲淹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主张，核心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新政以整顿吏治为核心，严格官员考核，限制权贵子弟恩荫特权，改革科举，重视实务人才。

这些措施直击北宋“冗官、冗兵、冗费”的积弊，却严重触犯贵族官僚集团利益。

保守派以“朋党”之名攻击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伪造书信诬陷谋反。

宋仁宗动摇，庆历五年（1045年），新政全部废止，范仲淹等人再度被贬出京。

庆历新政仅推行一年多便宣告失败，但它是北宋第一次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思想与实践铺垫，在中国改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被贬知邓州，应好友滕子京之请，为重修岳阳楼作记。

他并未亲临岳阳楼，而是依据滕子京送来的《洞庭秋晚图》，结合自身人生阅历，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文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非空泛抒情，而是他一生仕途沉浮、家国情怀的真实总结。

这篇文章，超越了个人得失，升华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信条，穿越千年仍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在赴任颍州途中病逝，享年六十四岁。

噩耗传出，四方百姓痛哭，边境羌族部落为之举哀。

宋仁宗追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这是古代文官的最高荣誉。

范仲淹一生清廉，去世时“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仅留藏书与道义传家。

他主持兴学，培养大批人才；他所倡导的气节与担当，深刻影响宋代乃至后世士风。

朱熹称他为“天地间第一流人物”，元明清历代均高度推崇。

他没有帝王之尊，没有权臣之势，却以道德、文章、事功三者兼备，成为后世公认的“宋朝第一完人”。

范仲淹的一生，是寒门逆袭的奋斗史，是直言敢谏的忠臣史，是文武兼备的功业史，更是中国士大夫精神的成型史。

他用一生践行“先忧后乐”，把个人命运与国家、百姓紧密相连。

千年之后，《岳阳楼记》依旧朗朗上口，范仲淹的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成为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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