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数字人真正成为文化传承的“使者”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科创中国）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新型文化业态”，为新时代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正值“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的关键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均将“推动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纳入战略重点，明确提出以“人工智能+”行动赋能文化建设，通过数智化转型释放文化新质生产力。

　　数字人技术作为文化科技融合的前沿领域，正在成为激活文化遗产当代生命力的重要媒介。从各大博物馆推出的数字讲解员，到各地探索的历史名人“数字重生”，再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虚拟分身走进数字体验馆，数字人叩开了文化遗产“活起来”的新大门。然而，在数字人从“技术秀”走向“文化秀”的进程中，如何避免技术僭越文化、形式消解内容，让数字人真正成为承载文化根脉的“使者”，成为亟待深入思考的命题。

　　从“技术空壳”变为“文化使者”

　　数字人技术的介入，正在改变文化遗产的呈现方式与传播逻辑。一方面，它以技术“活化”为支撑，让文化遗产从“养在深闺”走向“可触可感”。通过高保真数字孪生、三维扫描与动作捕捉等技术，诸多文物与非遗技艺得以活态呈现——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的雅乐音韵、赫哲族伊玛堪说唱的苍茫古调，皆可通过数字人的演绎跨越时空与当代观众“面对面”。另一方面，它以文化“转译”为内核，让文化遗产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对话”。当屈原、杜甫等历史名人以数字人形态“开口说话”并与人们亲切互动，当青铜重器在AIGC微短剧中“讲述”礼乐文明并与观众展开对话，人们便不再是文化的旁观者，而成为文化叙事的参与者。

　　然而，技术打开了想象空间，也带来了新的隐忧。当AI深度介入数字人的内容生成，“有形式、无内涵”的风险随之上升。部分数字人IP正暴露出技术与文化的错位——过度依赖算法生成，导致文化表达扁平化、同质化，甚至出现“国潮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的尴尬。一些AI“复活”的历史名人，沦为机械拼凑历史资料的“复读机”，甚至为博眼球而过度娱乐化，严重损害了历史名人的文化价值。这些现象警示我们：数字人若徒有精美皮囊而缺乏文化灵魂，终将难以经受市场与时间的双重检验。

　　让数字人从“技术空壳”转变为“文化使者”，关键在于厘清“辅助”与“取代”的边界。无论是北京大运河非遗项目依托高校学术支撑，还是上海博物馆微短剧以专家团队为后盾，其成功的关键不在于AI技术的“高配”，而在于对文化根脉的深度挖掘。创作者需要清晰界定AI的辅助工具定位，将更多精力聚焦于创意构思、文化解读与情感表达上，让技术服务于内容而非取代内容。需关注AI技术存在的“审美偏差”及其可能加剧的“数字鸿沟”等问题，倡导在技术发展中延续中国审美体系，坚持智能创新与人文传承并重。数字人的技术底座必须建立在对文化遗产的深度理解之上。唯有将文物研究、非遗传承的学术成果作为技术开发的“底座”，才能避免技术空转，让数字人真正承载起文化传承的使命。

　　从“盆景”走向“风景”

　　单个项目的成功，还只是“盆景”。要让数字人赋能文化遗产成为普遍实践，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破解制约其发展的深层瓶颈。

　　一是构建协同机制，打通从“点上突破”到“面上推广”的制度通道。当前，头部文博机构凭借资源优势，能够引入高端AIGC工具、搭建专属训练模型，而大量基层文化单位、中小文创企业受制于资金、技术与人才短板，难以实现数字化升级。亟待建立“头部引领+基层承接”的协同机制，鼓励先行地区和企业开放技术平台、共享训练模型，通过联合实验室、技术协作体等形式，将成熟经验转化为可复制的标准工具，推动技术红利从单点溢出转向普惠共享。同时，可探索建立“数字人资产库”或“文化数据中台”，将已完成数字化的文物三维模型、非遗技艺动作数据、历史名人语音样本等基础资源进行脱敏处理后向基层开放，避免重复投入、降低开发门槛。此外，建议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框架下设立“数字人赋能文化遗产专项试点”，选取若干代表性区域开展“技术下沉”实验，积累可全国推广的协作经验。

　　二是强化政策托举，以精准扶持弥合“数字鸿沟”。缩小技术应用差距，需要政策的有力介入。目前部分地区已展开了率先探索。例如，福建省委宣传部近日印发《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的十二条措施》，提出选派文化和科技等领域专家“组团式”挂钩服务县域重点文化产业链；武汉光谷发布科技文化产业新政，对AI+文化协同创新平台、AIGC应用测试实验室按投入的30%给予最高1000万元补贴。此外，政策设计还需进一步精细化：可探索设立“文化科技融合券”，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帮助基层单位对接专业机构完成数字人开发；将数字人内容质量纳入公共文化服务考核体系，对文化内涵挖掘突出的项目给予奖补，形成“重内容、轻炫技”的鲜明导向；建立数字人项目“负面清单”与“容错机制”，既防止过度娱乐化侵蚀文化根脉，又为创新探索留出试错空间。这些探索表明，政策着力点应从“锦上添花”转向“雪中送炭”，聚焦基层实际需求，让更多文化机构跨越技术门槛。

　　三是完善人才支撑，培育既懂技术又懂文化的复合型队伍。数字人赋能文化遗产，既需要技术人才掌握AI前沿工具，也需要文化人才坚守价值内核、深耕内容阐释，更需要能将技术成果转化应用于传统文化内容的传承发展。当前，人才培养体系仍存在“技术不懂文化、文化不懂技术”的结构性错配。破解这一困局需多措并举：在培养环节，应在高校增设“文化科技融合”交叉学科，推动文理融通、课程共建，从源头上弥合学科鸿沟。在实战层面，应探索“文化科技双导师制”，在重大项目中要求技术团队配备文化顾问、内容团队配备技术顾问，实现知识双向渗透；同时深化产教融合，鼓励文博机构与科技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在机制激励上，健全人才评价体系，打破唯论文、唯学历的单一标准，将跨界融合能力、实际应用成效纳入考核。

　　（来源：科技日报 作者：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曾凡颖 王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