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谈判，巴拿马作出决定，强制接管长和港口，李嘉诚怕啥来啥

断然拒谈，巴拿马单方面拍板，正式收回长和系港口运营权，李嘉诚最担忧的局面终究降临。那么，巴拿马为何偏偏选在此刻雷霆出手？李嘉诚与长江和记实业当前又面临怎样的现实困局？

二十八载精耕细作，一朝之间化为泡影。

2025年2月23日，巴拿马政府在《官方公报》上刊发具有终局效力的行政通告，宣告长江和记实业在运河太平洋端与大西洋端所持的两份特许经营协议即刻失效。

公告墨迹尚未干透，数十名巴拿马海事管理局执法人员已全副武装进驻现场，全面接管巴尔博亚港及克里斯托瓦尔港全部职能，包括调度、安保、财务与信息系统管理。

尤为刺目的是，当局同步向一线员工下达强制指令：严禁以任何形式与长和集团人员接触、传递信息或执行旧有指令，违者将依《国家反渗透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种系统性清零式的权力剥夺，正是李嘉诚多年来反复推演却始终不愿直面的终极风险场景。

就在局势突变前72小时内，长和集团仍持续释放建设性姿态，其全球传播负责人连续三次召开媒体吹风会，主动提出启动“全条款重审机制”，愿就收费结构、投资承诺、本地雇员配比等核心条款重新磋商，甚至公开表示可接受“零基础重启谈判”。

这般近乎谦抑的让步姿态，本应体现跨国企业对规则与对话的尊重，换来的却是对方毫不迟疑的司法快刀与行政铁腕。

当地时间23日中午，最高法院判决文本甫一登载于政府公报，海事局签发的接管令便已同步抵达各职能部门，从法人代表履职资格到码头作业许可，所有权限被瞬间剥离。昔日坐镇指挥的高管团队，如今连港区闸口都不得进入。

这显然早已超越普通商业纠纷范畴，而是一场高度协同、节奏严密的“制度性接管”，依据巴拿马现行《特别行政紧急法》，此类司法裁定自公布之时起即时生效，且排除一切临时救济与上诉可能。

由此，在该国法律框架内，长和集团已丧失全部法定抗辩空间与操作窗口。

更耐人寻味的是接替方的身份安排：巴拿马政府火速指定丹麦马士基集团下属的APM Terminals公司，以及瑞士地中海航运（MSC）控股的Terminal Investment Limited（TIL），分别承接太平洋侧与加勒比海侧枢纽资产。

两家均为美国主导的全球航运联盟核心成员，且近年深度参与五角大楼“印太港口安全合作计划”。它们以“过渡托管方”名义入驻，取代了稳定运营近三十年的原持有人——这场权力交接的深层逻辑，早已不言自明。

表面理由冠冕堂皇，称长和2021年续签的25年合约存在“结构性违宪”，最高法院指其攫取“非正当超额收益”，严重侵蚀国家财政可持续性。

措辞虽义正词严，但若拉长时间轴审视，则破绽毕现：自1997年接手以来，两港始终由长和依法合规运营；2021年续约文件经国会三读通过，全程留有完整立法记录与审计背书。

2024年12月28日，特朗普在佛罗里达集会上高调宣称：“巴拿马运河是美国战略命脉，必须回归美方主导框架”，并虚构所谓“中国军事化利用运河设施”的虚假叙事。

次月，即2025年1月，巴拿马国家审计署突然启动对长和二十年账目的穿透式复核；1月30日，最高法院闪电出具裁决意见，全程未通知当事方出庭申辩。

面对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动作，华盛顿方面仅用四个字回应：“深表欣慰”。寥寥数字，胜过万语千言。

拨开法律程序的表层纱幕，内里尽是大国博弈的冷峻算计。即便总统穆利诺多次强调“主权回收不等于永久剥夺”，并口头承诺将启动补偿评估程序，但在国际资本眼中，这类政治性承诺缺乏可执行担保，市场信用折价已成定局。

对长和而言，失去的远不止两张地理坐标，而是累计投入超120亿美元、历经四轮现代化升级的核心资产，这两座港口承载着巴拿马运河约38.6%的年度货柜吞吐量，构成其全球港口网络中不可替代的战略支点。

随着特许权骤然终止，原计划向贝莱德集团整体转让43个港口权益的重大交易，其估值模型与现金流预测体系已全面失效。

中方对此事迅速作出层级清晰的外交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明确指出，将依法依规保障中资企业在海外的正当权益；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更以署名评论文章形式发出严正声明，敦促巴方恪守契约精神，警示若执意破坏商业信任体系，必将承受相应后果。

这并非空泛表态，而是基于坚实利益纽带的精准发声——中国商船每年经巴拿马运河运输货物量占其外贸总量的21.3%，缴纳通行费达11.2亿美元，贡献运河总收入的22.7%。

为换取短期地缘站队红利，而冒犯如此体量的长期合作伙伴，巴拿马是否真正评估过经济反噬的烈度与持久性？

在这场高风险的政治豪赌中，巴拿马正以国家信用为筹码押上全部身家，短期内确已递交一份“立场鲜明”的投名状，赢得某些外部力量的公开赞许。

但放眼中长期，一个可将二十八年法治合约视同草纸、能对合法外资实施突击式驱离的经济体，其营商环境的可信度与稳定性，还剩几分说服力？

契约精神恰如一面澄澈冰镜，一旦崩裂，纵使百般修复，裂痕亦将永存于国际投资者的记忆深处。至于长和集团，尽管国际商会仲裁院（ICC）仍是其可援引的最后法律路径，但在主权意志裹挟司法权力强力介入的现实下，能否获得实质性赔偿，依然悬而未决。

须知，它的真正对手，并非某个拉美小国的行政机构，而是那双隐于幕后的、足以左右全球航运规则与基础设施话语权的无形之手。

诚然，小国在大国博弈夹缝中或有难言之隐，但这绝不能成为践踏基本商业伦理与法治底线的借口。港口可以易主，资产可以转移，唯独国家信誉一旦崩塌，便再无重建公信的回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