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茨专机抵京，第一道难关出现！宝马CEO通知政府，中方有言在先

德国总理默茨于2月25日至26日对中国展开正式国事访问。当专机缓缓停靠首都国际机场，他迎接的并非程式化的欢迎礼遇，而是一场战略主张与现实逻辑之间激烈交锋的真实考验。

一端是他反复强调的对华审慎立场，另一端则是中德之间早已深度交融、难以拆解的产业纽带与市场依存。

此次行程，实为一场政治话语向经济理性回归、价值叙事向务实合作让渡的复杂调适过程。

这场关键对话的结果，不仅牵动双边关系未来数月的节奏，更将辐射整个中欧合作框架，并为动荡中的全球经济注入重要确定性。

自默茨执掌联邦政府以来，其涉华政策明显延续了传统保守阵营的强硬基调。

他多次援引“制度性对手”这一表述界定中德关系，紧密呼应跨大西洋盟友的战略口径，持续放大所谓“系统性风险”，甚至将常规技术交流与产能协作刻意升格为地缘博弈议题，仿佛“竞争优先”已成为不可动摇的行动信条。

然而再宏大的政策宣示，也难以掩盖严峻的经济基本面压力。

当前德国经济已明显失去增长动能，工业产出持续承压，制造业外迁趋势加剧，能源价格长期高位运行，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仅微增0.1%，几近零增长区间。

与此同时，中国稳居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5年双边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攀升至2518亿欧元，双向直接投资规模突破650亿美元，直接支撑德国境内逾38万个就业岗位。

从汽车制造到高端装备，从基础化工到精密仪器，德国核心产业早已深度嵌入中国市场生态，强行脱钩无异于主动切断自身发展命脉。

就在默茨携多重政治考量抵达北京之际，德国工商界以罕见力度发出清晰信号，用最朴素的商业语言击碎了单边对抗的幻想。

宝马集团首席执行官齐普策在抵京前接受《南德意志报》专访时直言：“忽视中国市场的规模体量与创新活力，等于放弃未来十年全球汽车产业的关键入场券！”

这番表态背后指向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德系车企的全球竞争力，根本离不开中国这一最大单一市场与最活跃技术试验场。

此类判断绝非孤立声音。大众、梅赛德斯-奔驰、宝马三大整车巨头在华销量占其全球总销量比重均超32%，中国市场贡献其年度净利润近四成。

即便2025年宝马在华交付量同比下降12.5%，其在中国市场的销售规模仍高于美国、德国本土及所有其他单一国家市场之和。

博世、西门子、巴斯夫等工业领军企业亦将中国视为转型升级的核心支点。

博世斥资100亿元人民币在苏州建设新一代智能驾驶控制系统研发制造基地；巴斯夫总投资达87亿欧元的湛江一体化基地已于2025年初全面投产；西门子则将其全球人工智能与工业软件联合创新中心整体迁移至上海张江科学城。

在新能源、智能网联、绿色低碳等前沿赛道，中国既是全球最大终端消费市场，也是全球供应链响应最快、应用场景最丰富的技术创新策源地。脱离这一土壤，德国工业的数字化跃迁将沦为纸上蓝图。

默茨此访所率工商代表团阵容空前，覆盖汽车、机械、化工、电子、能源等全部国民经济支柱领域。

这些企业家并非象征性出席，而是带着明确任务而来：推动消除政策不确定性、巩固长期合作预期、拓展准入空间、确保规则公平透明。

德国工商大会（DIHK）最新调研显示：相较美方频繁调整的监管政策，93%受访德企认为中国市场更具可预期性与稳定性；超过54%的企业明确表示将在2025—2026年追加对华投资，其中近三成计划设立第二研发中心或区域总部。

企业界划出的底线清晰有力：分歧可以坦诚沟通，但绝不接受零和对抗；合作可以设定边界，但坚决反对人为割裂产业链；经贸合作作为中德关系的基石，必须得到绝对尊重与全力维护。

面对默茨“双轨并行”的外交策略，中方立场一贯坚定、表达精准，核心关切毫不含糊，不存在模糊地带或回旋余地。

第一，坚定支持德国推进战略自主进程。

中方始终主张欧洲事务应由欧洲国家主导解决，反对任何外部力量干涉欧盟内部协调机制，呼吁德国在大国关系中保持独立判断力，避免沦为地缘政治棋局中的被动棋子。

毕竟，欧洲的繁荣稳定终究要依靠自身决策能力，盲目追随他国议程，终将损害本国长远发展根基。

第二，坚持构建开放、非歧视、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中方明确反对将“去风险”概念泛化为“去中国化”，更反对将正常经贸往来政治标签化。

德国若希望持续分享中国市场红利，就必须同步清除针对中资企业的不合理技术封锁、投资审查壁垒与标准歧视性条款，相关限制措施该废止的必须立即废止。

第三，“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德建交的政治根基与不可逾越的红线。

这是两国关系得以存续与发展的前提条件，任何企图弱化、架空或曲解该原则的行为均不被接受。

台湾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这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基本事实，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法律现实。任何挑战此底线的言行，都将导致双边关系实质性降温。

此刻的默茨，正站在历史性抉择的十字路口，深陷三重结构性张力之中。

对内，既要回应国内保守派“强化对华防范”的舆论声浪，又要回应工商界“保障对华合作连续性”的迫切诉求，左右皆不可轻易取舍。

对美，需维系传统安全同盟的互信基础，又亟须规避被卷入高强度对华战略围堵的风险，防止本国经济遭受连带冲击。

对华，亟待借力中国市场缓解国内产业空心化与就业压力，却又受限于意识形态惯性，在务实合作层面难以放下身段、迈出实质步伐。

这种“多重目标叠加、多重约束并存”的困局，使本次访问充满变数。但真正可行的破局路径只有一条：搁置抽象理念之争，聚焦具体经贸合作；减少价值输出式表态，增加规则共建式磋商；回归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本源定位，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为两国企业提供稳定、透明、公正的合作制度环境。

这不是向外部妥协的退让，而是对德国国家利益最清醒、最负责的捍卫。

回望中德建交五十多年历程，无论国际格局如何演变、外部环境如何波动，务实合作始终是贯穿双边关系的主轴。

两国同为全球制造业强国，同属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在全球价值链重构、多边贸易体系维护、碳中和路径协同、数字基础设施共建等领域，天然具备高度互补性与广泛共同利益。

这种基于产业结构与发展阶段的深层契合，远非短期政治风向所能撼动。

当下世界经济增长动能趋弱，地缘热点持续升温，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暗流涌动，中德保持高水平协作，不仅有利于双方经济复苏与产业升级，更能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稀缺的稳定性锚点。

德国需要中国庞大且高效的终端市场与完整成熟的制造生态，中国期待德国在高端装备、绿色工艺、工业软件等领域的领先技术与管理经验，这种优势互补、成果共享的合作范式，契合两国人民的根本福祉与发展愿景。

经贸合作这块压舱石越牢固，中德关系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就越强。

默茨此次访华，本质上是一次立场表达与现实需求之间的深度校准，一次理念宣示与利益计算之间的动态平衡。

再尖锐的政治姿态，也绕不开经济规律的基本法则；再响亮的价值口号，也无法替代真实订单与就业岗位。

作为两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德完全有能力在良性竞争中拓展合作新空间，在差异认知中建立有效危机管控机制。默茨能否跨越“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关键取决于他是否愿意放下预设框架，以平等、坦诚、务实的态度开启新一轮对话。

一旦完成这一关键转向，中德关系必将步入更加稳健、更具韧性、更富可持续性的高质量发展新周期。

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对稳定、成熟、负责任的中德关系，历史潮流终将证明：唯有合作共赢，才是大国相处之道的终极答案。

愿默茨的专机离开北京时，机舱内装载的是可落地的合作协议与清晰路线图，而非空洞的政治修辞——这才是真正的大国智慧与成熟外交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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