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李鸿章访问德国、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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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李鸿章访问德国、美国】

从1896年3月到10月，李鸿章在七个月时间里，先后访问了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这八个欧美国家，行程长达九万里。这段经历，至今仍能带给我们很多启示。

除了谈判《马关条约》之外，这是李鸿章第一次正式出访。一位长期负责帝国对外交涉的大臣，严格来说竟从未走出国门，这一点颇令人感慨。这一点，不能不让人把中国和日本做个对比。

日本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几乎派出了整个统治集团的高官前往欧美考察——除了留两位官员在东京看守政府，其余全部出访。从1871年到1873年底，他们用近三年时间遍访欧美，深入了解了欧洲和美国不同的发展模式，才最终确定日本自己的发展道路。

而清政府却迟迟不愿派遣高级官员出国考察。因此，李鸿章的这次出行，在晚清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李鸿章从俄国参加完沙皇加冕礼后，又访问了法国、德国，之后到了英国。一到英国，他就向英方提出：尽可能少安排宴会和应酬，多让他参观工厂。

他每天在酒店里最感兴趣的，反而是电梯——反复观察其运行机制与上下方式。酒店里还有人工湖和喷泉，靠水泵驱动，李鸿章关注的也全是这类机械装置。

在英国，他参观了许多工厂，特别是军工厂和造船厂。我们知道，北洋水师的军舰多购自英国与德国。因此，他对英国的造船和军械制造表现出极大兴趣。

在伦敦——当时已是世界金融中心——他参观了多家银行与金融机构，反复询问一个问题：如何从银铜双本位制转向单一本位制？中国长期以来同时以银和铜为货币本位，造成很多混乱，李鸿章深知其弊。因此他不断追问技术上转换的方法，显示出对金融改革的强烈关注。

在英国期间，英方十分重视他的安全，派出大量警察随行保护。中国当时还没有警察制度，李鸿章因此对警察体系产生了强烈兴趣，详细询问了警察的职能、管理机制以及基层运作方式，并认为中国未来也应建立警察制度。可以说，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引入，与李鸿章此次出访的见闻与推动有着密切关联。

李鸿章在英国访问期间，接受了大量媒体采访。令他颇感意外的是，采访者中有不少女记者——这在中国当时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那个年代的中国几乎没有职业女性，女性大多缠足居家。

可以说，李鸿章在英国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凡事都要追问。英国人也发现他特别喜欢提问，这成了他此行的一大风格。

结束英国行程后，他来到了美国。

在美国，他所有的谈话、演讲几乎都围绕一个核心任务展开：反对排华法案。当时美国除了原有的《排华法案》，又陆续出台了一些歧视与排斥华人的法律。李鸿章利用每一次见面、每一场演讲，反复呼吁美方废除这些法案。

他是怎么论证的呢？他提出：财富是由土地、劳动和货币三者结合而产生的。华工提供了大量优质劳动力，这对美国创造财富是有利的。听到这套论述时，我也很惊讶——他怎么会懂这个？我们知道，早期经济学家威廉·佩蒂曾提出，财富源于土地与劳动的结合；而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又译《原富》）中，进一步将货币纳入生产要素，形成了经典的“生产三要素”理论。李鸿章在1896年就已运用这套当时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来展开论述。

这里有个细节：《国富论》的中译本直到1901年才在中国陆续出版。那么李鸿章在1896年是怎么知道这些理论的？他怎么如此“先知先觉”？我在研究中发现，他身边有一位英文极好的幕僚，名叫罗丰禄。罗丰禄是福建人，和严复一样毕业于福建水师学堂，之后一同被派往英国留学。回国后，严复留在水师学堂任教，罗丰禄则成了李鸿章的幕僚。看来他也和严复一样，在英国期间不仅学习航海，还广泛涉猎社会科学著作，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各类西方理论。

显然，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正是通过罗丰禄传递给李鸿章的。而李鸿章思想比较开明，很快就接受了这套理论。这也提醒我们：无论是领导者还是管理者，选择什么样的助手或智囊，至关重要。一个好的幕僚，能显著提升决策者的视野与水平。

在美国期间，李鸿章感兴趣的依然是工程技术、科技和武器装备。他参观了当时刚落成不久、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纽约布鲁克林大桥——这是世界上第一座钢索悬索桥。

访问行程中专门安排乘船从桥下经过。船渐行渐近时，李鸿章当然也很赞叹，但他反复询问的却是：这座桥用了多少钢索？建造成本多少？什么时候能收回投资？他关心的是这些非常实际的问题，连高度、长度、结构细节、电缆系统和人行道设计都问得极其仔细。

听说造价高达2500多万美元，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他便不断追问：如何回收成本？用什么方式回收？这让美国人深感意外，也看出他是一位非常精明的管理者。

历经九万里行程后，李鸿章回到了中国。虽然向朝廷汇报了出访见闻，但只是例行公事，朝廷并未重视。他的诸多见解并没有转化为国家政策，仅仅成为他个人的观感。对慈禧来说，他不过是完成了一项外交任务而已，并未真正重视这次出访带来的启示。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