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遵义会议博古曾对立主席，后成得力干将

1946年4月，一架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坠毁。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几天几夜睡不着觉。

他写下"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延安三万人自发走上街头送别。而这个让他如此悲痛的人，十一年前，曾经是他最大的政治对手。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1931年9月，上海。一个24岁的年轻人，接过了中共中央的权柄。

他叫秦邦宪，党内叫他博古。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俄语流利，马列理论一套一套，是共产国际认可的"自己人"。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下，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正式成立，博古负总责。

那一年，他24岁。

毛泽东已经在江西摸爬滚打了好几年。

井冈山打游击，瑞金建苏区，"农村包围城市"这条路，是他用真刀真枪趟出来的。没有人给他写教案，也没有共产国际撑腰，靠的全是对中国农村的理解和对失败的反复复盘。

两个人，一个是学院派，一个是实战派。路子从一开始就不一样。

博古主政之后，中共中央的决策开始大量照搬共产国际的指令。他后来自己承认：当时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教条，搬过来就用，根本没有考虑中国的情况。政治上不承认革命的长期性，军事上一会儿冒进，一会儿收缩，组织上还搞小圈子。

错误不是一下子暴露的。但代价，是慢慢用血换来的。白区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红军和根据地折损了九成力量。这个数字，后来让毛泽东"痛心疾首"。

但有一件事值得注意。1931年11月，苏维埃政府成立，主持会议的正是博古本人，他推动选举毛泽东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路线上有分歧，但博古对毛泽东的革命地位，从未否认。这颗伏笔，种在了后来。

1935年1月，贵州遵义。红军刚刚走出湘江之战的惨败，折损过半，人心惶惶。

会议在一栋两层小楼里召开。博古第一个发言，主要讲客观困难：敌人太强，地形不利，不是我们的问题。话说完，场子沉了。

周恩来接着上，主动揽责。然后轮到张闻天和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客气。他拉出三条：冒险主义、保守主义、逃跑主义，一条一条对应博古的决策，逐一拆解。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相继附和。博古坐在那里，承受着整个会场的压力。

会议结果是：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撤销"三人团"，军事指挥权移交朱德和周恩来。博古不再是最高领导，但仍留任政治局常委。

真正的交接，在一个月后。

有人劝他顶住，不要交。博古没有动。他说，共产党员就要服从党的最高利益。

这句话不是表演，是他真这么想的。几担担子，几枚印章，就这么平静地换了主人。中国革命史上，多少权力更迭伴随流血和清洗，遵义之后这一页，翻得出奇地干净。

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到，正是这种团结，让遵义会议后的党能从失败走向胜利。他记住了博古这次交接。

遵义之后，博古的政治生涯没有完结，只是换了赛道。

1936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想分裂党和红军，拒绝北上。博古站出来，旗帜鲜明反对，支持毛泽东的北上方针。关键时刻，他没有骑墙。

同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情况复杂，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内部对"抓蒋"还是"杀蒋"吵成一团。毛泽东点名：派博古和叶剑英随周恩来赶赴西安。

博古在西安做了大量群众工作，周恩来发回中央的两封关键电报，都是他和博古联署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博古出了不小的力。

1936年之后，他成了国共谈判桌上的常客。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博古出任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和国民党谈国共合作，谈新四军组建，对方刁难，他沉着应对。1937年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毛泽东对他谈判能力的认可，越来越明显——之后凡是重要的对国民党谈判，几乎都派博古出面。

红军东征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了前线，把后方直接交给博古负责。陕北黄土地贫瘠，几万红军突然涌入，吃穿都是大问题。博古以前没管过经济，他就跟林伯渠一起扎进去干，不到一年，稳住了后方，解决了吃饭问题。

这说明什么？博古不是只会搬书本的人。只要真正沉下去，他一样能干成事。

毛泽东信任他，用行动证明的。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对重庆《新华日报》严密封锁，中共有军队、有政权，却发不出声音。博古坐不住了。他向中央建议：办一份大型日报，建一个强大通讯社。毛泽东采纳了。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清凉山创刊。博古任社长，同时兼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创刊词，毛泽东写。头版头条，博古执笔。

两个人，一个在政治局，一个在清凉山，配合出奇地默契。

这句话不轻。这是最高领袖，当着所有人的面，对博古工作的公开背书。

今天，延安新闻纪念馆里，两人的铜像并排而立。说明牌上写着：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但命运不给他时间继续做了。

延安三万多人走上街头，为他送行。这是延安时期仅有的两次三万人大会之一。

从1931年到1946年，博古走了十五年。他犯过错，被批过，被否过，但没有倒下。遵义交权，他服从；张国焘分裂，他反对；西安谈判，他出面；延安办报，他奠基。

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始终是：错了就批，批完继续用，用就用到最合适的地方。这不是宽容，是政治家的眼光——看一个人，不只看他犯过什么错，还要看他错了之后怎么走。

博古的走法，交出了答案。

历史记住了他，不是因为遵义会议上那场失败，而是因为他在失败之后，选择了留下来继续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