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停止为高价OA期刊“买单”，一场关乎学术生态的理性转身

据悉，预计从 3 月 1 日起，中国科学院计划停止使用学术经费和中央财政拨款支付约 30 种国际高收费开放获取（OA）期刊的论文发表费用。这些期刊的单篇发表费用均超过 5000 美元，受影响期刊包括《自然-通讯》、《细胞报告》和《科学进展》等知名刊物。

中科院的这一举动，在科研学术圈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有人担忧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科研将与顶尖学术平台“脱钩”，有人质疑这是否会增加青年学者的发表负担。然而，细读政策细则便会发现，中科院的这一刀，砍得精准且理性。这不叫“脱钩”，这叫“纠偏”；这不是对开放获取的否定，恰恰是对公共财政的捍卫，对日益畸形的学术发表生态的一次必要校准。

开放获取模式本意是通过打破付费墙实现科研成果的普惠共享，但国际高收费OA期刊的商业化运作却逐渐背离了这一初衷。以《自然-通讯》为例，其单篇发表费用高达5200美元，相当于一名博士后研究员数月的薪酬。当科研经费大量流向少数商业出版集团，形成的不仅是学术资源的垄断，更是科研评价体系的扭曲。当研究者为追求"高影响因子"被迫支付高额费用，而真正具有创新价值的成果可能因经费限制被挡在门外。

中科院的政策调整直指这种"马太效应"：通过限制高收费期刊的经费支持，倒逼研究者重新审视论文发表的"性价比"，将有限的科研资源投向更具学术价值的研究方向。这种转向与国家"破四唯"改革形成呼应，有助于打破"唯影响因子论"的怪圈，让科研回归追求真理的本质。 公共财政取之于民，当海量的资金以“版面费”的名义源源不断地流向海外出版商，而我们的科研人员却还要在“付费发表”之后，继续为阅读这些成果支付高价订阅费时，这种“既付出版，又买阅读”的模式，其合理性与可持续性必然面临拷问。中科院的“叫停”，本质上是在向这种日益畸高的知识传播成本说“不”。

中科院此举也是对当下学术评价体系“唯期刊论”的必要纠偏。在“破五唯”的背景下，尽管我们高呼不唯论文，但在实际操作中，顶刊的光环依然是职称评定、项目申报的硬通货。这种刚需，客观上助长了高价期刊的议价底气。因为你不发，别人发；你不报销，自费也要发。中科院此举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顶级期刊的声誉，不应成为其攫取超额利润的护身符；公共财政支持的科研产出，其评价标准应当回归到成果本身的科学价值，而非简单地由发表载体决定。它鼓励科研人员更加审慎地权衡发文成本与收益，倒逼大家将目光从“发在哪里”更多地转向“贡献了什么”。

当然，也有人担忧这会增加青年科研人员的负担，甚至形成新的不公。毕竟，课题组经费的丰裕程度将直接影响发文能力。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政策并没有“一刀切”，而是留下了弹性空间。允许自费，意味着对确有需要冲击顶刊的顶尖研究依然网开一面；而对收费较低或订阅模式期刊的开放态度，则是在积极引导科研人员寻找性价比更高的学术传播渠道。同时，这也将倒逼国内期刊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努力打造世界一流期刊，为本土成果提供更有力的载体。

放眼全球，中科院的此番调整并非孤军奋战。德国、美国等国的科研资助机构，早已在以不同形式限制或约束高价版面费的报销。这已是全球科研管理体系应对出版商垄断暴利的共同课题。中科院的出手，体现了中国作为科研大国，在全球学术出版规则博弈中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塑造角色的转变。

公共财政的每一分钱，都应花在刀刃上。停止为畸高的版面费“买单”，不是关上开放获取的大门，而是推开一扇更清醒、更务实的窗。当我们在为知识付费时，更要确保是为知识的价值付费，而不是为虚妄的名利泡沫买单。学术交流的根本目的，是知识的传播与碰撞，而不是成为资本逐利的游戏。中科院的这一“暂停键”，按得正是时候。

（作者 关东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