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理：现在不是中国在追赶美国，而是美国在追赶中国！

前言

2026年2月13日，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正式拉开帷幕，近60位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亲临现场，全球目光高度聚焦于此。

外界普遍预期会议将围绕传统地缘冲突、军控合作等经典议题展开，谁料德国总理默茨登台首讲即掀起巨浪——他明确指出：当前态势并非中国在奋力追赶美国，而是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在多个核心维度加速追赶中国！

这一论断绝非情绪化表达，而是基于全球供应链布局、先进制造业实绩、关键资源掌控力等可验证、可量化的客观现实作出的权威判断，标志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实质性重构阶段。

那个美国单极领跑、中国单向追随的时代已然落幕，取而代之的是多极竞合、多元主导、多重标准并存的新纪元；欧洲亦同步觉醒，主动谋求战略独立，不再将安全与发展完全托付于跨大西洋同盟。

中美格局反转

回溯过往数十年，国际主流话语体系长期固化一种线性叙事：美国稳居科技创新策源地、高端产业制高点与全球规则制定中枢，中国则被框定为学习者、适配者与渐进式赶超者。

西方主流媒体持续输出“中国模仿论”“技术窃取论”“规则搭车论”，不断强化美国不可撼动的顶端地位。

然而在2026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聚光灯下，默茨以详实产业数据与一线调研结论，彻底解构这套陈旧范式——中美在实体经济主战场的角色定位已发生历史性位移，美国正成为系统性补课、高强度投入、高频率调整的追赶方。

首当其冲是全球供应链主导权的根本性易主。美国近年密集推出“友岸外包”“近岸制造”“回流补贴”等政策组合拳，力图弱化对华依赖、重建本土工业生态、拉拢盟友构建排他性产业链闭环。

但真实图景截然相反：全球制造业早已深度嵌入中国主导的全要素协同网络——从微米级精密轴承到万吨级海上风电装备，从快消品柔性产线到航天级复合材料量产体系，中国供应链所展现的响应速度、成本弹性、交付可靠性与技术迭代密度，均属全球唯一量级。

所谓“产业链回迁”，实际推进中屡遭重挫：大量美资企业离开长三角、珠三角配套集群后，面临良率骤降、交期失控、维修断供等生存性挑战，被迫重启在华采购或返工合作。

美方一系列看似强势的“脱钩”举措，本质是应对结构性依赖的被动防御，其反复加码行政干预、频繁修订出口管制清单、密集启动301调查等行为，恰恰印证了其作为追赶者亟需填补能力缺口的深层焦虑，与领跑者自信从容的战略姿态形成鲜明对照。

其次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全面倒置。在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与智能驾驶系统、光伏全产业链（含高纯硅料提纯、N型电池片量产、钙钛矿中试线建设）、电化学储能系统集成、固态锂电池产业化、稀土元素分离提纯与功能材料合成、高速铁路全生命周期工程服务等六大领域，中国已构筑起覆盖基础研究、中试转化、规模制造、标准输出、运维服务的完整闭环优势。

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突破1400万辆，占全球总量六成以上，出口量同比增长87%，在东南亚、中东、拉美市场占有率跃居首位；光伏组件全球出货量前十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八席，硅料—硅片—电池—组件—电站EPC全链条市占率达73.6%；稀土氧化物分离提纯产能占全球91.2%，永磁材料成品出口量占全球89.4%。

美欧若想在上述领域重建自主可控的产业能力，不仅需持续投入超万亿美元资本开支，更须跨越长达8—12年的技术爬坡期与人才培育周期，才能接近中国当前水平。中国已由系统性学习者蜕变为标准定义者与生态主导者，美国则由规则输出者退行为技术追赶者与标准适应者。

最后是新能源时代战略资源命脉掌控权的决定性转移。锂辉石精矿冶炼、钴盐溶液提纯、镍中间品湿法冶金、高纯氧化钪萃取、镓锗铟金属靶材制备等关键环节，中国掌握着全球最完整的工艺包、最大规模的工程化产线与最深厚的产业工人储备。

美国直至2023年《通胀削减法案》实施后才启动国家级关键矿产战略储备计划，海外锂矿并购多陷于环保诉讼与社区抵制，本土冶炼厂建设进度滞后规划三年以上，凸显其资源安全认知严重滞后、响应机制严重迟缓。

中国自“十二五”起即系统布局境外资源权益、国内再生回收体系与高端提纯技术攻关，现已建成覆盖刚果（金）、澳大利亚、阿根廷、智利四国的稳定原料通道，并实现动力电池钴镍锰回收率超98%，真正实现从资源端到应用端的全链路主动掌控。

这三大结构性逆转并非偶发波动，而是长达十五年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超大规模市场验证、举国体制协同攻坚所催生的系统性跃升，默茨的精准论断，正是建立在这些无法绕开、不容否认的硬核事实之上。

西方阵营分裂

慕尼黑安全会议素来被视为西方内部协调立场、统一口径、巩固同盟的关键平台，历届会议成果多体现为联合声明、共同倡议与闭门共识。

但2026年这场会议却成为西方团结表象彻底碎裂的分水岭——欧美战略分歧首次公开化、尖锐化、机制化，欧洲集体反思“美式安全观”的适配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步入深度再定义周期。

默茨的主旨演讲不仅揭示中美力量对比的质变，更向整个欧洲发出战略警醒：延续三十年的“历史假期”已宣告终结，欧洲必须直面自主抉择的严峻命题。

慕安会主席伊申格尔在闭幕记者会上坦承，与会各国在所谓“普世价值”内涵、多边规则适用边界、危机应对优先序等根本性问题上，已出现难以弥合的认知鸿沟，统一战线难以为继。

法国坚定推行“戴高乐主义2.0”，强调欧洲防务主权不可让渡；德国启动“莱茵河防线”升级计划，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并重启军工联合研发；美国仍固守“实力至上”逻辑，将盟友关系简化为选边站队工具，其提出的“新秩序框架”实质是将欧洲安全成本转嫁机制化，导致响应意愿持续走低。

美国国务卿在全体会议上推出的“全球稳定倡议”，核心条款要求欧洲承担更多前沿部署费用、开放军事基地供美军永久驻扎、无条件接受美式技术标准，这种单边成本转嫁模式令德法意等国代表当场离席，折射出欧洲对“附庸式安全”的深度厌倦。

默茨在演讲中郑重宣告：“欧洲的历史假期已经结束。”

冷战终结后，欧洲享受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战略红利期：安全层面依托北约集体防御机制与美军前沿存在，国防开支常年低于GDP 2%红线；能源层面坐享俄罗斯管道天然气低价供应与中国制造价廉物美商品，通胀长期维持低位；规则层面搭乘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快车，规避复杂国际博弈压力，专注内部市场整合。

长期低风险环境导致欧洲战略思维钝化、军工体系萎缩、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攀升，面对突发性能源断供、供应链中断、数字主权侵蚀等新型威胁，应急响应能力显著弱化。

默茨明确警示：美国的安全承诺存在明确政治前提与地理边界，欧洲不能将自身命运寄托于他国战略意志，必须重建独立研判能力、自主决策机制与硬实力支撑体系。

默茨更在公开场合直接批判美国国内日益泛滥的民粹主义与文化极端化倾向，强调MAGA运动所鼓吹的身份政治与排外思潮，与欧洲坚守的人权保障、社会包容、多元共治理念存在根本冲突，欧洲绝不会将此类意识形态强加于自身社会肌理。

这是德国领导人首次在国际顶级安全论坛上，对美国内政导向作出如此清晰的政治切割，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战略自主信号。

德法两国在会议期间举行七轮闭门磋商，法国总统更宣布启动“欧洲核共享2.0”计划，愿向欧盟成员国开放空基核威慑指挥链路与战术核武器投送平台协同训练，旨在实质性推进欧洲共同防务能力建设，降低对美核保护伞的路径依赖。

欧洲正以空前严肃态度审视“去美国化”安全选项，一个以华盛顿为中心的铁板同盟，正不可逆地转向以布鲁塞尔为枢纽的多中心协作网络。

稳与乱的差距

默茨之所以敢于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安全对话平台上直指真相，根源在于他对中美两国发展哲学、治理逻辑与文明特质的深刻洞察。

中国践行的是以时间换空间、以确定性对冲不确定性的长期主义发展范式；美国呈现的是以短期施压替代长期建设、以规则武器化掩盖竞争力下滑的应激式反应模式。

一静一躁之间，不仅映射出两种制度文明的深层差异，更决定了未来十年全球秩序演进的基本轨迹。

美国所有对外政策动作都弥漫着强烈的危机感与失序感，典型表现为守成大国的系统性焦虑。从半导体设备出口禁令升级、实体清单动态扩容，到对华投资审查机制化、TikTok强制剥离法案、盟友芯片联盟强制绑定，再到推动“印太经济框架”替代RCEP、以关税杠杆胁迫东南亚国家重构电子产业链，几乎全部政策工具都呈现高频次、强力度、低容错的特征。

对中国实施的技术围堵与市场封锁日趋严苛，对盟友的经贸谈判亦充斥着“不许与中国签自贸协定”“必须采用美标5G设备”等强制性条款，零和博弈思维已深度渗透至政策制定底层逻辑。

美方表面雷厉风行的政策风暴，实则是技术代差收窄、产业优势稀释、规则话语权流失后的被动防御。当一国必须依靠行政命令冻结技术流动、依靠关税壁垒扭曲市场配置、依靠政治施压取代商业谈判来维系竞争优势时，恰恰证明其内生创新动能、市场吸引力与制度公信力已难以支撑原有霸权地位。

这种应激式操作非但未能遏制中国产业升级步伐，反而导致美企在华营收连续三年下滑、全球芯片设备订单向中国转移加速、盟友对美政策可信度持续打折，最终形成“伤敌八百、自损一千”的负向循环。

中国则始终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保持战略清醒与历史耐心。

拒绝军事扩张逻辑，不组建封闭式军事同盟，不输出意识形态模板，而是聚焦实体产业厚植根基、完善现代基础设施网络、深化区域互联互通、推动联合国2030议程落地见效。

中国不倚仗武力威慑，却以全球最大工业体系、最全供应链矩阵、最活跃数字消费市场，与140余国建立深度利益交织；不强推价值观捆绑，却让东盟、非盟、阿盟等区域组织将对华合作列为首要外交议程，使“去风险”口号在务实合作面前频频失语。

默茨精准概括：中国是深谙节奏、精于算计、沉得住气的理性崛起者，其发展模式摒弃零和对抗，崇尚共生共赢，恰好回应了当今世界对确定性、可持续性与包容性的迫切需求。

各国渴望可预测的贸易环境、可信赖的基础设施伙伴、可参与的全球治理进程，而非永无止境的地缘博弈、人为制造的科技铁幕、强加于人的价值审判。中国的实践路径，精准切中全球治理体系失灵时代的深层病灶。

这一历史性转变，标志着单极主导秩序的系统性退场，多中心治理、多轨道运行、多方案选择的全球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

欧洲致力于构建战略自主能力，亚太地区全力维护和平稳定发展大局，全球南方国家聚焦工业化跃升与数字经济赋能，没有任何单一力量能够垄断规则制定权、包揽安全供给责任、独占发展机遇窗口。

默茨为欧洲擘画三大实践路径：修复跨大西洋互信但拒绝单向依附，坚持价值多元不被单一意识形态绑架，深化与中国及全球南方国家在绿色转型、数字基建、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务实协作。

欧洲要成为棋局的设计者与执棋者，而非被动落子的棋子——这一主张，正引发从拉美到非洲、从东南亚到中亚的广泛共鸣，成为新时代国际关系的主流心声。

结语

2026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注定被载入21世纪国际秩序演变史册，成为多极化浪潮奔涌向前的关键里程碑。

德国总理默茨那句“不是中国追赶美国，而是美国追赶中国”，如一把锋利解剖刀，刺穿西方维持数十年的话语幻象，揭示出世界权力重心转移的真实刻度与内在逻辑。

中美角色历史性换位、西方阵营结构性松动、欧洲主体性全面觉醒，其深层动因在于单极秩序合法性的持续衰减，以及多极格局正当性、可行性的稳步增强。

中国凭借数十年如一日的稳健发展、制度性开放与负责任担当赢得战略主动；美国则因过度透支信用、沉迷零和博弈、忽视内生改革而逐步丧失道义高地与行动效能。

人类正站在历史拐点之上：谁能提供持久和平、公平贸易、绿色增长与数字包容，谁能尊重各国主权平等与发展道路多样性，谁就能真正握紧时代发展的方向盘——而这，正是中国以行动书写、用实践作答的文明答卷。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