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全球ESG凉热几何？

当前，全球ESG发展呈现“凉热交织”的复杂格局。外部环境的“凉”反而催生了中国ESG实践内生韧性的“热”，而国际规则的分化正加速本土标准的成熟。其间，企业需要在强制披露、链主压力与细分议题等多重约束下，平衡好短期成本与长期竞争力

文/祝箐

达沃斯论坛，雪山之巅的对话，向来是观察全球风向的晴雨表。当特朗普率领史上最大的美国代表团重返达沃斯、格陵兰话题“抽走了全场的氧气”，当AI议题占据C位、气候议题却相对沉寂，当中国重申“绿色转型”而欧洲却谨慎观望，ESG的全球叙事正在经历一场重构。凉热切换背后是地缘政治和权力角逐。作为“上一个版本”国际秩序的产物，ESG（在国际话语场域中通常用Sustainability，即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空间还有多大？

在业界，对于“ESG是否已死”的探讨更加直接和肆无忌惮。2025年，笔者参加了多场ESG和气候转型相关高峰论坛，在私下的交流中，国内一些资深ESG从业者对ESG的发展方向有些担忧。在严峻的国内外市场环境和根深蒂固的利润导向思维模式下，ESG对企业和企业家而言是一种奢侈。一旦缺乏经济基础，可持续发展自身的可持续性将被广泛质疑。

然而，即使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中，ESG在宏观（政策端）和微观（企业实践端）还是在缓慢而稳定地推进中，尤其是在国内。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ESG信息披露准则甚至走在了国际准则的前面（主要是指北上深证券交易所和国际可持续披露准则委员会相关准则的对比），中国企业的ESG实践也从1.0（以ESG报告为目标）、2.0（以ESG评级提升为目标）过渡到3.0（ESG全面落地和赋能）。接下来，本文将梳理2025年的ESG全球趋势，以及2026年的发展风向。

2025：西方分野，东方加速

2025年，随着美国政坛重回保守路线，ESG黑天鹅事件频繁发生，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用实际行动重申了自己捍卫美国能源公司利益的立场。同样遭遇挫折的，还有美国上市公司的气候披露法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于2024年3月通过的气候相关披露规则在遭遇法律挑战后，该进程已陷入停滞。SEC在2025年3月投票决定不再为该规则辩护，导致相关诉讼被第八巡回上诉法院中止。哈佛大学法学院论坛评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该进程“很难再有推进”。不过，在美国的州级层面，例如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和科罗拉多州等传统“蓝州”，气候监管议程仍在推进中。

反观欧洲，其曾经以ESG理念高地和成熟治理体系为傲，相关法律体系在臃肿的官僚体系和民意的反对中艰难推进。欧盟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大型企业和上市中小企业的实施时间推迟两年，并大幅精简报告要求，例如删除约70%的非必要数据点，并豁免企业向小型合作伙伴（员工少于1000人）索取信息。同时，《企业可持续尽职调查指令》（CSDDD）也予以“松绑”，包括将转化和实施期限延后一年，将尽职调查范围从“全价值链”收缩至“直接业务伙伴”，并降低了评估频率。这表明，布鲁塞尔的政治精英们开始向现实低头妥协，由前几年的激进变为现在的“减负”与“优化”。曾经的从容和自信，变成如今的彷徨和忧虑。

似乎在全球主要的经济体中，只有中国还在按照既定目标和承诺推动着ESG议程。2025年1月，沪深北三大证券交易所同步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指南（包括总体要求与披露框架、应对气候变化），为上市公司编制ESG报告提供实操指引；9月，三大证券交易所进一步发布污染物排放、 能源利用、水资源利用三项具体议题指南（第三号至第五号），聚焦环境领域关键议题，细化披露要求与核算方法；12月，财政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气候（试行）》，标志着国家层面首个具体议题准则正式落地。可能用不了多久，习惯于在西方找政策标杆的国内ESG从业者将会发现，我们已经没有标杆可用了，因为自己成了标杆。

在稳定的政策环境中，A股上市公司的ESG披露管理持续取得进展。2025年，共有2534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了2024财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率达到47%；1559家公司同步披露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占比28.91%。来自秩鼎的数据显示，与上一年度相比，这两项关键信息的披露率分别提升了5.00%和5.42%。

很多先行的企业已经充分实现ESG披露合规目标，开始倒逼内部ESG绩效的提升。隆基绿能可持续发展专家汪子阜认为，企业对ESG的关注重点正在进一步前移：不再仅停留于披露是否完整、评级是否提升，而是更聚焦如何将ESG要求转化为可执行的治理机制、管理流程和价值创造逻辑，形成与企业战略与经营决策相衔接的闭环。从这一意义上看，ESG正在由外部规则驱动，逐步演变为企业内部的长期治理能力建设。

2026：棋局不明，多方落子

进入2026年，美国的ESG议程继续停滞，欧盟的ESG监管进入全面落地和务实调整的新阶段。

欧盟ESG监管最显著的特点是“分层收紧”，即对大型企业严格执行法规，对中小企业给予适度宽松的过渡期。核心法规如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已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进入实施阶段，直接增加了钢铁、铝等高碳产品的对欧出口成本，并逐步向下游产品扩展。同时，欧盟将继续为自己的企业做减法。但是，中国企业很难享受到这轮福利，毕竟是被严防死守的对象。此外，ESG议题正从单一的“气候”核心，迈向多核发展，例如循环经济、生物多样性等。欧盟《循环经济法案》已经完成公众意见征集，预计年内将完成立法程序。

对中国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而言，ESG报告已从“自愿探索”转向“强制规范”，业界关注焦点则从“是否披露”转向“披露质量”。企业报告细化的核心体现是遵循“双重重要性”原则，突出对ESG议题进行财务分析的重要性，并大幅增加量化数据的披露。越与国际接轨，ESG的财务属性就越强，其表现开始直接关联企业的融资成本（例如绿色金融产品利率挂钩ESG评级）、影响估值模型，并被部分企业纳入高管薪酬考核体系。可见，ESG已经不再是边缘的公关职能和合规职能。

在市场端，包括央企在内的许多链主级国有企业，其招投标过程中的ESG要求已从“鼓励性指标”全面升级为“准入门槛”。这一转变既是响应国家层面的“双碳”目标和绿色供应链政策，也是应对国际供应链合规压力的必然选择。例如，国家电网在招投标中已将ESG报告作为商务标的评分标准之一，全面满足可以得到1分。对于相差0.1分就能决定数百万元标段归属的电网投标，这种分数属于必拿分项。更重要的是，2026年，这种要求通过“链主—一级—二级”的传导机制向整个供应链体系延伸，核心企业要求上游供应商提供产品碳足迹等数据，并将绿电使用比例、再生材料占比等写入供应商准入标准，从而带动全产业链提升ESG管理水平。可见，对客户是链主的企业而言，ESG成了其作为供应商的准入门槛。

值得一提的是，ESG议题将在2026年呈现明显的细分化、纵深化趋势，企业从追求“大而全”的框架式报告，转向聚焦具体领域的深度实践和价值创造。其中，随着相关政策和技术标准日益完善，“零碳工厂”的建设开始从试点示范走向规模化推广，通过能效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碳足迹核算等手段，将减碳目标落实到具体生产单元，并成为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循环经济因其能同时实现降本增效和满足市场绿色需求，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抓手，涉及从产品设计、材料回收到商业模式的全流程重构。此外，生物多样性（自然相关议题）成为ESG 2.0时代的新焦点，企业开始采用TNFD-LEAP等框架评估其运营和供应链对自然的依赖与影响，相关披露要求正从自愿走向强制，“自然向好”（Nature Positive）逐渐成为企业价值的新锚点。汪子阜认为，从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看，ESG价值的实现也有必要从单一强调生产端责任，延伸至消费端的实际行动，通过绿色金融、绿色采购与绿色消费的协同，形成有效的市场激励机制，推动企业在真实业务场景中深化ESG实践，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企业长期价值的相互强化。

当前，全球ESG发展呈现“凉热交织”的复杂格局：欧美在政治摇摆与规则松绑中陷入停滞，而中国则依托政策连贯性与供应链传导机制，正将ESG从表面合规推向深度落地。企业面临的不再是“是否做ESG”的选择题，而是如何在强制披露、链主压力与细分议题的多重约束下，平衡短期成本与长期竞争力的生存题。这场转型的辩证性在于，外部环境的“凉”反而催生了中国ESG实践内生韧性的“热”，而国际规则的分化正加速本土标准的成熟。

作者系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全球董事

作者邮箱：jzhu@greenstone.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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