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困境不愿直面，日本民众又在重走，当年逃避平庸的危险老路

年后开工，我们说一说年前日本政坛出的一个事儿。

2月8号，高市早苗带领的自民党，在日本众议院465个席位里，一口气拿下316席。不光是史诗级大胜，关键是——修宪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到手了。

减税、刺激经济，外加一份压根不藏着掖着的激进安保议程。高市早苗正在把日本推进一个久违的“强政府”周期：集体动员、追求绝对安全、狂飙突进。

外界反应嘛，像一锅烧开的油。

懂历史的人惊呼：这特么不是1930年代初的剧本吗？那个以“危机”为名、被“民族大义”拖进战争深渊的大日本帝国，好像又活过来了。

中国这边，网上“决一死战”“报仇雪恨”的声浪一波接一波。台湾那边，倒是有不少人欢呼，把高市当成了“千年一遇的救星”。华盛顿呢？特朗普选前就表态了：高市首相，你放心干，我挺你。

至于欧洲、非洲、拉美——沉默，一片沉默。

好，那今天就聊聊这个事儿：日本，到底会不会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咱们从历史讲起。

很多人讲二战日本，一句话总结：日本是被军部拖进战争的。听起来合理，也符合部分史实。

但你要是真去看战前日本的社会结构，会发现一个反直觉的事实：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军部单干干出来的，而是整个日本社会，在不同的焦虑之下，全体日本人一点一点推出来的。

今天咱们换个角度，看看日本到底是怎么滑向那个深渊的。

时间倒回一战之后。

1910到1930年间，欧洲忙着打仗，全球商品断供，日本趁机补位。出口暴增近三倍，纺织、钢铁、造船、机械制造，全起来了。

但日本的工厂有个特点：全挤在城市里。不像欧洲有些工厂散在农村。

结果呢？城市就业激增，经济越来越好。三井、三菱、住友这些大财阀开始猛搞重工业，在大城市建银行、投基建。东京、大阪、神户，成了日本的工业和金融中心。

电车、铁路、百货公司、报纸、电影、新式教育、白领阶层——这些东西第一次出现在日本。城市有了现代生活的吸引力。

于是，传统的地主乡绅们开始举家搬迁，进城享受现代生活去了。他们成了脱离土地生产、但继续收租的特殊阶级。

这时候日本政府什么心情？

头痛。

因为日本本质上还是个传统农村社会。虽然1910到1930年代经济大发展，但全国70%的人口依然在农村。这帮人原来归地主乡绅管，现在地主跑了，农村成了管理真空。

失控了啊。

那怎么办？得有人填补这个空白。

谁伸出了手？日本军部。

军部在农村搞了一套组合拳：

第一张牌，叫“在乡军人会”。名义上是退伍军人互助组织，实际上是军部的基层办事处。征兵、训练新兵、洗脑教育，全通过这个组织干。

当时日本到处打仗，农村里退伍兵多。他们回乡后没工作，只能继续务农，过得苦哈哈。政客看不见他们，但军部看得见。军部的人三天两头来慰问：“哎，当过兵的兄弟？来，送点粮食，感谢你为国家做贡献。”这关系能不铁吗？

第二张牌，叫“爱国妇人会”。把城里的妇女组织起来，搞救济军属。这套操作把“支持战争”和“道德高尚”画上了等号。

第三张牌，最狠，叫“军人遗族团体”。打仗死人，留下孤儿寡母，谁来管？军部管。这批人天然有政治正义性——我家人为国捐躯了，我说话有分量。军部把他们照顾起来，他们就成了军部的铁票。

这三个团体，把日本农村的基层社会组织得明明白白。虽然二战后麦克阿瑟把这些组织全解散了，但你发现没有——那个“法统”一直没断。

现在日本那些参拜靖国神社的团体、各种退伍军人战友会、靖国系团体，其实就是当年“在乡军人会”的子孙。只是从农村搬到了城市，没那么紧密了，但随时可以再走上政治舞台。

还有“日本遗族会”——当年叫“军人遗族团体”，现在是日本政坛举足轻重的大票仓。

知道小泉纯一郎当年为啥铁了心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吗？就是为了拿下遗族会的选票。结果呢？小泉成了战后日本国民支持度最高的首相，比现在的高市早苗还高。

说明什么？在日本，操作这事儿，能获得极高的民意。

20世纪20年代，日本农村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在千石兴太郎的经营下，以“产业组合”（就是合作社）为核心的农村团体，长成了一个政治巨兽。

它有自己的喉舌——一本叫《家之光》的杂志，发行量巨大，掌握着数百万农户的思想。

它有自己的打手——产业组合青年联盟，基层别动队，能动手绝不吵吵。

它还有政治代理人——通过“农政研究会”，在众议院安插了近200名议员。这些议员虽然身在政党，心却在农村老家。

所以对当时的日本农民来说，这些组合不光提供贷款、肥料，更是救命稻草。因为国家层面，总得有人替他们说话。

大萧条一来，这种集体化进程疯狂加速。一个全国性、完全不依附于任何政党的农村利益集团，正式成型。

那一枪，打死了政党政治

1932年5月15日，一群海军军官冲进总理大臣府邸，开枪打死了犬养毅。

犬养毅死前说了句话：“有什么事可以谈一谈。”结果军官们毫不犹豫，一枪崩了他。

为什么这一枪，就宣告日本政党政治寿终正寝了？

根本原因，是大萧条导致的城乡利益撕裂。

当时通货膨胀严重，政党这个“中间人”失灵了。老百姓发现，那些所谓的政友会、民政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和财阀的利益，根本给不了农民想要的救济。

议员们也发现：与其效忠政党，不如直接经营自己与地方利益集团的关系。农合会有那么多农民，那是实打实的选票啊！我跟农合会、跟军部搞好关系，不比在政党里混强？

结果就是：政党不再代表民意，也不再能转化政策，沦为了时代淘汰的废弃工具。

70%人口的农民，被大萧条逼上绝路。他们本身又是高度组织化的。于是，他们越过软弱的议会政治，转身投向了那个承诺打破旧秩序、给予新土地的强权——日本军部。

军部上台之后呢？

军部想把所有利益集团都塞进一个叫“大政翼赞会”的体制里，以为取缔了政党，国家就能铁板一块。

结果现实狠狠打脸——即使到了1942年，那些有深厚地方背景的前政党成员，依然稳稳占据半数以上席位。

这说明什么？说明地方利益团体的根，扎得比军部的行政命令还深。

表面上，农民投靠了军部。实际上，他们只是希望军部帮他们捞取利益。你帮我，我就支持你。但你要我全盘卖命？那不行。

这就是日本当时的状况：分裂，但又渴望扩张，贪得无厌。

所以，这种靠战争红利维系的统治体制，本质上是极其脆弱的。日军在前线节节败退，国家统治越来越严苛，那些原本支持军部的利益团体，立马开始强烈反抗。

1944年，东条英机内阁垮台。那个曾经试图消灭所有党派的“大政翼赞会”，竟然开始重新向传统政党模式回归。

讽刺不？日本在绝望中抛弃了政党民主，选择了强权和扩张。但在强权和扩张带来更大毁灭之后，最底层的社会组织逻辑，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

总结一下，战前日本滑向法西斯深渊，有三个根本原因。

第一个，明治宪法的天然缺陷。

这里面压根没提内阁和议会跟军队有什么关系。

你可能会问：明治维新的精英们不是去欧洲考察了一圈吗？取各家之长，怎么搞出这么大漏洞？

因为他们的初衷，是防止地方军阀割据。

他们看到中国辛亥革命后的状况——军权在袁世凯手上，结果袁世凯复辟了。日本精英觉得，中国为什么强不起来？很大原因就是军阀割据。所以日本要用天皇管军队的方式，把军权锁在保险柜里，不让任何一届政府染指。

同时，他们考察欧洲时，亲眼目睹了普法战争——德国人太厉害了！所以日本精英特别崇拜德国模式：强国家、强军队、有宪政体制，三个加一块，才是最牛的。

于是他们精心打造了这个畸形的平衡：议会权力受限，内阁向天皇负责，军权彻底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

第二个，大萧条来了。

你可能会问：美国也大萧条，很多国家都大萧条，怎么就日本军国主义化了？

关键是：日本是个岛国，是靠一战时期取代欧美商品供应份额发展起来的——海岛型外贸集中生产国。

这种国家，一旦国际对它封锁（大家都不要它的货了），进入保护主义，它的货卖不出去，经济就崩了。

政客怎么办？没人要你的货，你只能拉内需。可你70%是农民，30%是城市人口，内需能消化以前卖出去那么多货吗？

救银行，农民不干；救农民，城市人不干。保出口，就得让日元贬值；保民生，就得让日元升值。一升值，出口又完蛋。

大国可以靠内循环扛一扛，但日本这种岛国，扛不住。

更要命的是，老百姓觉得：这些议员全是财阀的白手套，除了派系斗争和分赃贪污，什么都不会。

像不像现在的自民党？

于是社会心理出现了一种极其危险的补偿性心理：与其在那般慢吞吞、不干净的议会里浪费时间，不如找个能干实事、能恢复秩序的强力机构。

在当时的日本，唯一有这个能力的，叫军部。

第三个，也是很多人忽略的——社会底层的合谋。

军部能把根扎得那么深，不是光靠刺杀几个政客就行的。他们是真的把根扎进了日本基层。

当时农村是全球大萧条的重灾区，农民苦得要死。他们需要救济、需要补贴，但没人替他们出头。军部就成了他们在政治舞台上争取利益的人。

逻辑很简单：军部帮农民要补贴，通过农村合作社发下去。农民拿到钱，自然把军队当救星。军部说：要继续有补贴，就得对外扩张，不然没钱了。农民就支持扩张。

城里的财阀呢？大萧条时期，美国市场对日本关上门，外贸断了。军需订单成了财阀们唯一的救命稻草。军部成了唯一的甲方爸爸。老板们只能放下尊严，放弃立场，全盘追随军部，只为在战争这块大蛋糕里分一口。

军部带头，官僚干活，财阀出钱，全民跟风——最终催生了一个怪物：以战争胜利为前提的赌徒政权。

这个政权成立后，面临一个核心问题：怎么维持统治基础？

办法是：疯狂印钱发补贴，不管那么多。但一直印钱，货币就贬值，信用就破产。怎么办？

必须兑现三个承诺：

第一，物质上——保证货币不崩溃。怎么保证？打仗，从海外抢资源。抢来的不用花钱，直接填补国内经济缺口。这叫以战养战。

第二，心理上——大家过得苦，打仗还死人，得给个盼头。所以天天宣传“我们又赢了”。拍电影、搞宣传画、发票让大家去看——全是赢学。以胜养心。

第三，政治上——确定这条路是唯一的路。谁反对？干掉。法律干不掉，就派基层军官去“物理清除”。杀完了把人抓起来，过段时间说前线缺人，再派出去。搞定。

看出来没有？这种模式，是一个只能赢、绝不能输的体制。

他没有刹车皮，也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因为一旦停下来，哪怕只是输了一场小仗，那个印钱发补贴的幻影、那个大日本帝国共荣圈的梦，就会瞬间像肥皂泡一样崩碎。

所以美国一断海运，日本国内工厂和老百姓同时断粮——黑市横行、通胀失控、饥饿蔓延。

最后的最后，日本人说：去他妈的，打珍珠港吧。

很多人看不懂珍珠港，觉得日本人疯了。其实根本原因是：国内赢学赢不下去了。

以前能从东三省抢东西，通过满洲银行、台湾银行倒腾，补贴国内老百姓。美国一断，国内老百姓过不下去了，军部就失去了统治基础。为了保住统治基础，军部只能铤而走险。

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讲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

日本走上军国主义，不是几个将军搞的独裁，而是一场全社会的集体奔赴。

农村的农民、家里的妇女、财阀企业家、基层的政客——每一个阶层，都在为了同一个目标疯狂加码，最终无法回头。

军部只是被他们推在最前面的那个，背锅侠而已。

所以战后，日本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既然每个人都出力了，那到底谁该为最后的灾难负责？

结果就是——没人负责。

所有人都在互相指责，最后一起看向驾驶室里的军部。虽然没有刹车、没有方向盘，但所有人都说：都是你干的！

东条英机被绞死了。但没有人承认：其实是我们日本人一起干的。

这种集体性的装傻和责任回避，成了战后日本最隐秘的秘密。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日本对战争的反思，始终给人一种不彻底的感觉。

你看啊，当年的政党政治在大萧条面前拙劣表现——派系斗争、开会争吵、对财阀妥协，拿不出任何实在的救国方案。

现在的自民党呢？面对失去的30年、少子高龄化、产业落后中韩、错过互联网和AI时代，表现出的也是长期性的、温水煮青蛙的不作为。

因为他们太清楚日本身处美国体系内的重重约束，不敢打破现状。民众那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做不到，就只能不断道歉、鞠躬、微调、增税，维持一个日益沉重的旧系统。

但老百姓不关心这些现实约束。他们看到的是：

这种不满，在老百姓眼里，就是政治精英不作为。

当一个社会的主流政客无法解决问题时，民众就会产生一种极其危险的渴望：我不再需要你们这些慢吞吞的官僚，我需要一个能打破枷锁、敢于行动的强者。

高市早苗们，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个心理空洞。

他们不需要真的解决经济问题，他们只需要提供一种爽感：

这些承诺，在感到压抑的日本民众心中，听起来如此悦耳。他们觉得：哪怕这会带来动荡，也比现在这种窒息的平庸好太多了。

这就是历史最残酷的真相：为了逃避不作为，社会往往会选择乱作为，或者说，激进的作为。

二战前的日本民众，为了打破大萧条带来的困局，选择了相信军部的“满蒙生命线”。现在的趋势是，为了打破平庸的闷局，部分日本人正在重新拥抱那些带有危险底色的民族主义叙事——而且说的，是和当年一模一样的话：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很多人骂高市早苗，觉得她是个坏透了的人。

但我想说的是：高市早苗不是罪魁祸首，她只是被推到台前的名义代表。

真正推着历史往前走的，是那一群对现状感到绝望、想寻找出口、却又不愿也不敢正视深层历史逻辑的——大部分日本普通民众。

如果日本的建制派依然给不了民众真实的获得感，指明不了未来的方向，那么即便没有高市早苗，也会有矮市早苗、中市早苗。

只要土壤还在，那种强人崇拜的毒草，就一定会再长出来。

最后，我想把视角拉回到我们每个人身上。

不管是日本，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正面临困境的地方，大家都在面临同样的诱惑：

当经济繁荣的遮羞布被扯下，当天子变得平庸且痛苦——我们是选择直面伤口、解决问题？还是选择最简单、最廉价的那条路：宏大叙事、民族仇恨、对武力的崇拜？

日本二战前的历史，已经给过所有人警示了。当全社会为了逃避平庸的痛苦而选择激进的狂欢时，那辆列车其实已经开始坠向深渊了。

遗憾的是，日本似乎想再玩一次这样的游戏。

而且这不只是日本的剧本。在这个时代，政治家们太擅长给大家喂精神食粮了。他们画的大饼，有的要几十年后才能兑现，有的压根就是空头支票。

什么“让美国再次伟大”，什么“荣光归乌克兰”，什么“日本正常国家梦”——哦对了，还有那个“一边一国”的梦。

在这些五花八门的精神食粮里，哪些是真正的美食，可以凝聚人心？哪些是吃下去当场毙命的毒药？

这个问题，我给不了答案。

只能问各位自己了。

过年了，你想吃吗？你会吃吗？

好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