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李谷一举报东方歌舞团团长田玉斌腐败。

2000年，李谷一举报东方歌舞团团长田玉斌腐败。田玉斌得知被李谷一举报后大肆宣扬李谷一想要取而代之的言论，不久她就收到死亡电话威胁，但李谷一始终没有退缩，一代“歌坛女王”用正直将贪污官员挑下马来。
春晚的《难忘今宵》每到除夕必定响起，大家看到台上光芒万丈的她，未必能想到，这位“歌坛女王”有着一段极少人知的、惊心动魄的正义之战。
很多年后再回头看，谁能想到，那个穿着旗袍温婉唱歌的李谷一，竟然敢在波谲云诡的文艺体制深处“开第一枪”？
1999年冬天，李谷一彻夜盯着一叠叠账本和凭证，粗粗一算，发现一桩桩重大财务黑洞。
她拉着身旁的几位老同志，压低声音说：“不查清，咱们全得跟着丢人！”
身为党委书记，她开始排查账目，不查则已，一查痕迹处处，公款流向成谜，收入不入账，回扣红利在小圈子间流转。
最让她气愤的是，一些困难职工的房补被领导班子“分了肥肉”，而下属职工连分到的影儿都没有。
田玉斌，这个团内元老、艺术圈的“老江湖”，也想不到这个一直被外界当作“温和歌者”的女人，竟然会带头掀柜子、翻老底。
李谷一自知卷进这样的风暴，风险巨大，却依然选择了实名举报。
2000年8月，她鼓起勇气，向文化部纪检部门递交了详尽的举报材料，那是一份长达十余页的实名控诉，条理清晰，证据详实。
资金去向、购公车、私分提成，账目明白写着——这些年团里进账至少80万元不知所踪，100万元收入变成3辆新车的购款，各种回扣和“坐班费”不知进了谁口袋。
凭着细致的账本，翻找了每一张明细单，她压根没给田某人留“口头承诺”这类模糊空间。
李谷一清楚知道，这一纸举报信递出去，不仅仅是动了团长的位置，也是对多年来的团内利益链条的一次“当头棒喝”。
举报的风传到团里，立刻有人窃窃私语，田玉斌更直接，在内部会议上反复强调是李谷一“不服管理”，甚至混淆视听说她“三讲”民主测评不过关，“一气之下来找我的麻烦”。
那段时间，评论区和办公室长廊都有人冷眼旁观，仿佛等着李谷一摔跤。
然而她没有表现出丝毫动摇，事情愈演愈烈，田玉斌开始悄悄发动自己的人脉，渐渐地，李谷一越来越感到孤立——团里的文件不通知她，会议叫不动人，演出安排也被搁到一边。
更可怕的是，接着她的座机和对讲机里开始收到威胁电话。
“李谷一，敢告我，你小心命没了……”
这种匿名的恶毒消息，并没有就此收手，反复出现，让许多人都捏一把汗，她和家人不得不一度隐藏住处，朋友说她那段时间“像是过暗无天日的日子”。
但她一遍遍安慰女儿：我问心无愧，更不怕查。
在那些紧张的日日夜夜里，她刚做完胆囊摘除手术没多久，身体已经虚弱至极，偏偏还要面对精神上的围追堵截。
她的家人始终坚定地站在她身边，哪怕外界传闻满天飞：有说她要争权、有说她妒忌田玉斌、也有人猜测双方还有私人恩怨。
在举报函中，她晒出一摞摞账本和白条凭证，不仅仅是要替自己正名，更是想让这个烂摊子不能再继续蒙混过关。
田玉斌那边也不是等闲角色，他公开声称文化部“彻查后没发现重大问题”，还宣称李谷一是在“失败测评”后怀恨在心，明里暗里煽动团内部对立情绪，让一些原本支持她的年轻演员也犹豫起来。
李谷一在体制内被彻底边缘化，她感觉整个团都像是和她断开了联系。
即使如此，她没有选择退缩，反倒愈发坚定，正义之网缓慢张开，现实却远没有童话那般纯粹。
案件处理拖到了法庭，双方拉扯得相持不下，2001年初，终于在文化部协调下双方达成庭外和解：
田玉斌平级调往中央歌剧舞剧院，李谷一则主动申请调离，进入中央民族乐团。
文化部的官方调查结果很暧昧，只说“部分问题存在，部分不存在，已妥善处理”，外界难窥细节。
但十五年后，一个更猛烈的回响到来，2015年，东方演艺集团（原东方歌舞团）原董事长顾欣因严重违纪违法落马，受贿、贪污的证据锤锤落地。
顾欣被查处时，很多文艺圈老朋友摇头，感慨“当年的那些事没白告”。
实际上，顾欣的案卷里，就是团体资金流向混乱、近亲提拔、经济利益输送，和李谷一2000年实名举报时暴露出的问题高度重合。
很多人始终把李谷一视作“为名为利”的举报者，但极少有人冷静地想过：若她只想当团长，用不着把命搭进去、把名头“黑到骨子里”。
她面对权力污蔑，始终“不愿退缩半步”，“如果今天我为了自保闭嘴，那以后还有谁敢说话？”
她偏偏就是那个无法“和稀泥”的人，从80年代《乡恋》风波，到2000年的举报，她一贯“眼里揉不得沙子”。
李谷一的选择和性格密切相关，她成长于那个吹着江南风的家，骨子里的正直构成了她艺术与人生的底色。
她说艺术家的天职不仅仅是唱好歌、演好戏，更是敢于在关键节点发声，在邪恶和软弱面前直言不讳。
这种社会责任感，对那一代从小吃过苦的人来说，是镌刻在骨头里的底线。
正直可能不能立刻让世界变好，但能支撑更多后来者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