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陪父亲熬过五次化疗，他却因一个小伤口，永远离开了我

口述：何亮 整理：雨打芭蕉

2024年11月17日凌晨2点，父亲血氧掉到68的时候，我还在想：明天，明天他要做第六次化疗了。做完这次，医生就说可以评估疗效，也许能手术了。

他没等到天亮。

而夺走他的，不是那个折磨了他五个月的肿瘤，是他自己修剪指甲时，不小心剪破的一小块皮。

2024年6月，父亲确诊胃癌。 那段时间他总说没胃口，人瘦了一圈。胃镜一做，病理出来：胃腺癌，局部晚期。肿瘤外科会诊后，建议先做新辅助化疗，等肿瘤缩小再考虑手术。

化疗从7月开始。我们用的是一个叫“SOX”的方案，口服替吉奥加上奥沙利铂输液。第一个周期结束，父亲吐得一塌糊涂。我守在床边，一边给他擦汗，一边听他念叨：“不治了，回家吧，这罪遭的。”

但他说完，还是咬牙挺住了。

五次化疗，五次脱层皮。 从夏天到冬天，他头发掉光了，手脚发麻得拿不稳筷子，白细胞低过，发烧过，住过层流病房。每一次我以为他要倒下了，他又硬撑着站起来。

2024年11月初，第五次化疗结束后的评估出来了：肿瘤明显缩小，腹腔淋巴结也小了。医生说：“再巩固一次，年前争取手术。”父亲那天破天荒地笑了，说想吃老家那种腌萝卜。

我妈喜极而泣，连夜打电话让我婶子寄。

我们都以为，最难的部分，终于过去了。

出事那天是11月13号。 下午我出门买菜，父亲一个人在家。他剪指甲，左脚大拇指，剪深了一点，破了皮。出了点血，他自己拿棉签擦了擦，贴了张创可贴。

我回来他提都没提。晚上他有点低烧，37.8℃。我问要不要去医院，他说不用，化疗后经常这样，睡一觉就好。

11月14号，烧到39℃。脚趾开始红肿。我背着他去了急诊。

急诊医生的脸色，我到现在都记得。 他一看到那只脚，眉头就拧成一团：“化疗后多久了？”“两周。”“白细胞查了吗？”他一边问一边开检查单。抽完血，父亲被推进抢救室。

血常规回来，白细胞只有0.4。中性粒细胞，0.1。医生把我和我妈叫到谈话室，说了一句话：“粒缺合并感染，很凶险。已经抽血培养，马上上抗生素。但是……”

那个“但是”像一盆冰水。

“但是粒缺期，身体没有抵抗力，感染控制不住的话，很快会变成败血症。”

14号夜里，父亲被收进层流病房。脚趾的红肿像失控的火势，从大拇指蔓延到脚背，再到小腿。15号中午，血培养回报：铜绿假单胞菌，多重耐药。

15号晚上，他开始说胡话。 16号凌晨，血压往下掉。升压药、呼吸机、CRRT（连续肾脏替代治疗），一样一样往上加。我隔着玻璃看他，浑身插满管子，一只脚肿得像发面馒头，暗红色的皮肤下，隐约能看到青紫的纹路。

主治医生出来跟我谈：“感染性休克，多器官功能受损。我们已经用了最高级别的抗生素，但……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妈当场就软了。我扶着她，脑子一片空白。五个多月，五次化疗，无数次呕吐和疼痛，他都扛过来了。肿瘤明明在缩小，手术明明有希望了。怎么可能被一块指甲盖大的伤口，打成这样？

17号凌晨1点40分，护士叫我们进去。 父亲清醒了最后几分钟。他看见我，嘴唇动了动，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对不起，拖累你们了。”

我抓着他的手，那只手冰凉，指缝里还有碘伏的黄印子。我说不出话，只是摇头。然后监护仪响了。

2点15分，医生宣布临床死亡。

太平间的推车来的时候，我才注意到他的左脚。 那只肿得变了形的脚上，大拇指的伤口不过两毫米长，创可贴还贴着，边缘渗出一点黄色的组织液。就这两毫米，要了他的命。

五天前，他还坐在家里吃我买的菜。五天前，我们还在讨论过年前能不能回趟老家。五天前，我不知道，化疗后的粒缺期，一个小小的伤口，就能让一切归零。

后来我才查清楚：化疗会杀死快速分裂的细胞，包括癌细胞，也包括骨髓里的造血干细胞。化疗后7到14天，是“骨髓抑制期”，白细胞跌到谷底，身体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正常人脚上破个皮，免疫系统几分钟就能派兵清场；粒缺期破个皮，细菌就像进了空城，长驱直入，直捣黄龙。

这些知识，我当时只知道个大概。我以为白细胞低就是容易感冒，多穿衣服、少出门就行。我不知道，连剪指甲都要万分小心，不能留死皮，不能剪太深，哪怕破一点点，也要立刻消毒，严密观察，稍有红肿发烧，就要马上往医院冲。

出殡那天，我妈一直在念叨：“早知道就不让他自己剪指甲了。早知道我就帮他剪了。”

这话像刀，一刀一刀剜在我心上。

我陪他扛过了五次化疗，扛过了呕吐脱发，扛过了无数个疼痛的夜晚。我以为最难的是化疗本身。后来才知道，最难的是我以为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放松了警惕的那一刻。

那张创可贴，还贴在他脚上。

医生说，这叫“粒缺期感染并发症”，是化疗最凶险的伴生风险之一。不是伤口本身有多可怕，而是化疗后那段时间，人的身体就像一座城门大开的空城。

现在，每当我看到有人分享家人化疗的经历，我都会在下面多打一行字：粒缺期，千万小心。指甲让家人帮忙剪。伤口哪怕再小，也要当回事。发烧立刻去医院。

也许有人觉得我啰嗦。但我知道，总有人像我当初一样，只盯着“肿瘤缩小”这个好消息，忘了最要命的敌人，可能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父亲走的那天，离他63岁生日还差整整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