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兴起”、分裂与没落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是当下时代鲜明的标志。解释并引领世界历史的发展是我们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如何认识作为世界历史上生产与交往汇聚中心之一的“西方”（即西欧、北美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及文明），就是其中一项重要议题。这项议题涉及西方的“兴起”、分裂与没落。西方学术界的此类研究仍然陷于“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车辙，尚未形成对西方前景和世界百年变局具备解释力的新话语。

西方的“兴起”

西方的“兴起”是西欧北美学界的关键论题之一。威廉·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中指出，西方的兴起即西方从1500年开始的扩张并获得世界性的统治地位。他认为，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是推动西方兴起的关键力量，欧洲经由海外扩张变成了西方；西方的兴起意味着“全球范围的世界主义”，“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主义”促进了从西方向非西方的单向文化交流。麦克尼尔虽然是西方全球史的先驱之一，但依然表现出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

另一本从经济史角度解释西方“兴起”的著作是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900—1700》。该书认为，西方兴起的关键是制度创新，即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造成的经济增长，民族国家是欧洲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该书还认为，西方历史上的伊比利亚半岛和当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都是失败国家的例子。这是为欧美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和背书，但却无法解释西方以外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发现象。

乔纳森·戴利的《现代西方的兴起》提出，“西方”指称欧洲以及美国和其他欧洲移民社会；“西方”与“西方文明”同义。戴利认为，欧洲之所以能够快速兴起，在于它比其他文化和自身物质环境都更加开放，而其他地区的民族无法轻易复制。戴利还认为，西方经验有利于其他文明和整个人类文明获得最大程度的繁荣。这个判断显然已经被世界历史的现实发展证伪了。

包括前述作品在内，西方学术界的核心观点是把西方的“兴起”等同于西方文明的兴起、现代化的兴起甚至整个人类文明世界的兴起。他们把西方作为世界的同义词，把西方的独特经验刻意拔高成所谓的普遍经验和近代以后唯一正确的发展模式，企图以此控制世界发展方向。不过，世界人民已经认识到，西方的“兴起”是建立在16世纪西欧资本主义萌发之后对亚非拉人民持续数百年的殖民掠夺和剥削的基础之上，西方对亚非拉国家遭受的困苦磨难负有历史责任。

西方的分裂

事实上，西方不仅具有内部的多样性，而且在利益指向上并非铁板一块。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主要形态是竞争导致的频繁冲突，缺乏持久稳固的平衡机制，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明显例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具有突出的等级化和强制性特征。在美国的战略规划中，欧洲和日本被设定为产业链中游，亚非拉国家被设定为提供原料和倾销市场的农业国，它们都被设置了发展上限，均不得染指高利润的高精尖产业。这是无解的体系缺陷。此类剥削体系存在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会解体。

美国的霸权主义不仅针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也针对西方阵营的盟友。所谓的西方一经形成，就在不断分化，西方阵营很多时候都不能维持表面一致。例如，相关研究证明，欧共体/欧盟的建立是欧洲为应对“美国的威胁”而创造的政治和经济空间融合的区域形式。法国戴高乐时期的独立自主外交，联邦德国勃兰特时期的“新东方政策”，日本推动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这些事件表明盟友国家试图摆脱美国的战略限制。

对此，尤尔根·哈贝马斯于2004年提出了“分裂的西方”的判断。他指出，“西方阵营内部引发了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大陆国家之间的分歧”，“分裂西方的并不是国际恐怖主义，而是现今美国政府的政策”。他认为，欧洲“有必要重新定义其全球角色，尤其要重新定义其与美国的关系”；欧洲各国要作出决定，是在同盟框架中作为盟友依赖美国，还是强化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欧洲，在相对自主的条件下谋求“重建西方”。这是对西方阵营内部残酷竞争的现实判断。

西方分裂的不断加深，迫使欧洲承认世界的多极化。2025年1月，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民调指出，在“西方联盟”中，只有五分之一的欧洲人将美国视为盟友，比两年前大幅下降，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西方”正在进一步削弱，欧洲人应该努力发现新世界的机遇。与此相印证，从2022年到202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题已经从西方社会的集体无助感，发展到正式承认“多极化”的现实。

西方的没落

“西方的没落”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提出的标识性话语。1918年7月，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出版，这个振聋发聩的书名引起巨大轰动。斯宾格勒用文化和文明的概念表达历史周期性、必然的有机发展，提出“文明是文化的必然命运”；从文化到文明的过渡在西方是19世纪完成的。他认为，20世纪初的西方在发展阶段上是西方的文明阶段，是文化发展到顶点之后走向没落的开始，因此称为“西方的没落”。

在斯宾格勒生活的时代，西方对世界秩序的影响是主导性的。已有研究指出，在19世纪最后30年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的4/5以上。因此，斯宾格勒阐释“西方的没落”是建立在所有文化都将没落的前提下，同时也描绘了西方文化的独特性甚至“优越性”。斯宾格勒强调，“我们西方文化的人是有历史感的……世界历史是我们的世界图象，而非全人类的世界图象”。他眼中的西方（西欧及美洲）文明的没落，是与西方文化自身发展逻辑相形而言出现的活力衰落及乱象，而不是与其他地区相比的实力下降导致真正的历史地位没落。

在斯宾格勒之后的一个世纪，西方真正面临没落危机，特别是“美国的规范性权威已经声名扫地”。这不仅包括西方经济实力的下降（如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制造业空心化、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持续下滑），也包括西方在全球地缘政治空间上不断受到削弱。G7的国际作用持续萎缩，G20和G77+1（“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七十七国集团共有133个成员国）都在发展。西方国家直接面对世界百年变局的现实压力，以西方为标准任意剪裁世界历史的旧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综上所述，西方的形成只是人类历史晚近阶段的一个历史现象，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无法垄断、控制全球的人类社会实践。西方学术界围绕其“兴起”、分裂与没落的话语，惯性地夸大自身，忽视世界发展的多样性，这是西方历史理论的核心痼疾。世界百年变局不仅是全球南方卓然壮大的时代，同时也是西方要“睁眼看世界”的时代，是西方要修正其自殖民时代以来的政治、经济行为模式的时代，是西方要学习如何在一个平等有序的多极化世界中与多样文明合作共处的时代。所谓文明冲突，早已无法再充当西方利益指向的挡箭牌。人类文明史绝非如麦克尼尔所言“是为实现越来越大权力的一系列突破”。文明是人类的社会化协作的产物，底色是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当今世界，无数个体经历组成的多样文明，正在不断谱写人类整体的文明新史诗，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续构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世界史话语体系构建研究”（21BSS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