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养浩特赦后想去台湾，被拒之门外，晚年采访却说：感谢毛主席

你见过手上沾过人命的战犯，被特赦之后台湾不肯收，最后反倒对特赦他的人心存感激吗？说的就是当年军统的少将周养浩。1975年，73岁的他走出北京战犯管理所的铁门，拿到特赦证的时候，手抖得都握不住本子。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去台湾给母亲扫个墓，可谁能想到，走了十几年，他连对岸的边都没摸着。

懂点民国史的朋友都知道周养浩是什么来头。抗战的时候他当军统行动处副处长，亲手暗杀过不少汉奸，说起来那会也算出过力。到了解放战争，渣滓洞惨案他脱不开干系，这笔账怎么都赖不掉。

1949年他跟着毛人凤逃去成都，站在飞机上看着长江的时候，大概就猜到自己大概率回不来了。没成想1950年在昆明，他被自己的部下出卖，戴上手铐押回了重庆。巧的是，关押他的地方，以前就是他拷打犯人的地界，说不好这就是命运转了个圈。

刚被抓的时候他硬气得很，一口一个成王败寇，死不认罪。从济南看守所转到抚顺，最后落脚到北京秦城，这一关就是15年。狱里的日子磨掉了他身上的狠劲儿，慢慢的他也开始静下来读书，脾气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暴躁。

特赦前一天晚上，他跟管教说，自己出来就想去台北给母亲上坟。管教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拿到特赦证那天，他是最后一个签字的，红塑料皮的本子握在手里，手抖了好半天。

出狱第七天，他就揣着特赦证跑到东单民航售票处买机票。售票员跟他说，去台湾得绕道香港，还要办通行证，不是拿个特赦证就能走的。他当场就傻在原地，没想到自己连第一步都迈不出去。那天晚上他住在前门外小旅馆的木板床上，73岁的老头，躲在被子里哭了一整夜。

他不死心，到处托旧日的同僚帮忙。那些早被特赦的老军统见到他，只会摇头叹气，说台湾那边根本不会收我们这些人。他还不死心，给香港的《明报》写了封信，托报纸转交给台湾当局，信里说自己是罪人周养浩，愿意跨海请罪。等了两个月，香港报纸只登了个豆腐块大小的消息，说军统旧将想要回台，当局冷处理没搭理。

1977年冬天，他辗转跑到深圳罗湖桥。他站在铁丝网跟前，隔着雨雾往对岸看，雨水糊了满脸，他都没擦。脑子里面突然冒出来1943年在上海执行刺杀任务的样子，那时候他是掌控别人生死的猎手，现在反倒成了无处可去的人。历史转了个圈，居然把他的身份掉了个个儿。

他在桥头站了整整一下午，最后还是转身回了北京。好不容易等到1984年台湾开放探亲，他第一时间就跑去填表，结果又被打了回来，理由是“有案底者暂缓”。那天晚上他喝了好多酒，坐在胡同口哭着喊，说我娘坟上的草，都长两米高了吧。邻居老太太看着心疼，说帮他代烧纸钱，他颤颤巍巍写下“不孝子周养浩”，托老太太带给母亲。

那之后他就留在了北京，住进崇文门南里一间十平米的小平房。每个月能领三十块钱的补助，政协文史馆找他誊写军统的旧档案，每次写到戴笠两个字，他都会停下来反复涂改。说白了，他心里那道坎，不是那么容易过去的。

八十年代末，有个外国记者找到他，上来就问他恨不恨毛主席。他盯着那记者看了好久，慢慢开口说，我亲手把好多人送进黑暗，是国家把我拉回了亮处，我这条命，就是毛主席给的特赦证。这话传到海外，直接炸了锅，有人说他被洗脑，也有人说他是真的悔悟了。

1992年，89岁的周养浩坐着轮椅录口述史。面对摄像机，他硬挺直了腰板，掏出那张已经发白发脆的特赦证，红塑料皮都裂了好几个口子。他说，不去了，我在这边有退休金有医保，连骨灰堂的位置都给我留好了，台湾那边，没给我留位置。这话不是一时赌气说的，他是真的想明白了。

他还让护工推着他去天安门看降旗，眼睛直直盯着旗杆顶，一直到国旗完全落下来都没挪开。没人知道他那时候在想什么，估计他也想起了1949年11月，在重庆白公馆升最后一面青天白日旗的场景。那天凌晨他去世的时候，枕边压着一张便签，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感谢毛主席，给我时间认错，也给我地方改错，台湾我不去了，那边没我的家。

后来整理遗物的时候，人们在衣柜底层的铁盒子里，翻出一摞发黄的信，收信人全都是“台湾省台北县周母收”，一封都没贴邮票。他母亲的照片背后，写着一行小楷，妈，等我回来扫墓。到最后，这个攒了一辈子的心愿，也没能完成。

周养浩的骨灰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批示上明明白白写着四个字，既往不咎。每年清明，都会有不知名的老人来给他献花，有时候会留下一张纸条，写着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可就算是灰色里，也能开出不一样的花。海峡宽得能装下几百万人的乡愁，可一个小小的骨灰盒，只盛得下一句迟到的道歉。所谓归途，从来都不是地理上的对岸，是心里能放下你的那个地方。

参考资料：人民政协报 新中国特赦战犯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