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蓝评《女思想家》｜播客里的哲学：重建公共生活的必要幻觉

《女思想家》，[英]苏基·芬恩编，[英]大卫·埃德蒙兹、[英]奈杰尔·沃伯顿著，廖玉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潮汐Tides，2025年5月出版，364页，68.00元

1978年1月至4月，由哲学家布莱恩·麦基策划并担任主持的哲学访谈节目《思想家》在BBC播出，节目文稿随后汇编成同名书籍出版。麦基认为，将哲学搬上电视屏幕，最大的障碍与其说是哲学本身无法适应电视这种媒介，倒不如说是“电视人”对电视节目本身抱有的成见。“对他们来说，电视节目的核心原则是‘不要说给观众听，而是展示给他们看’。所以，他们最不想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被他们轻蔑地称之为‘会说话的脑袋’（talking heads）的东西。他们认为，除了谈话没有其他内容的节目‘不是电视节目——不过是和广播一样罢了’。”（[英]布莱恩·麦基：《思想家》，吴芸菲译，上海三联出版社｜理想国，2024年，第v页）

布莱恩·麦基（1930-2019）

对刚刚进入电视时代的内容制作者而言，他们迫切想要证明自己的进步性，于是更希望制作广播无法呈现的内容，而哲学访谈一类的严肃内容显然不在此列。但在麦基看来，这种“进步”倾向好比人在青春期时的叛逆，渴望通过标榜自己与上一个时代的不同来确立自己的身份。但恰恰是这种不成熟，使得“在电视上讨论哲学”十分必要，“时事节目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因其太满足于仅仅向观众展示事件，而不大关心让观众真正理解所涉问题……实际上它们做了点讨论，但多数讨论都是类似沙龙酒吧里的谈话，一种有意粗暴的对抗，希望以此让问题简单明了，同时加剧敌对情绪，制造戏剧效果”（同上，第v-vi页）。在尚且“不成熟”电视媒介的引领下，人们似乎很难通过得到真正深层次的信息，进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波兹曼所言“娱乐至死”的结局。解决方法似乎只能是让电视“成熟起来”，在提供娱乐效果的同时，也呈现更多严肃的、智性的内容。

布莱恩·麦基编《思想家》

时至今日再看麦基当时的想法，我们不免会将其视作一种一厢情愿：诚然，他对以赛亚·伯林、蒯因、乔姆斯基等人的访谈，无论是文稿还是影像，到今天依然在不断流传；然而电视似乎从未如他所愿变得“成熟”。它对严肃内容的排斥似乎并不只是青春期的症候，而更像是一种根本属性，而这种属性甚至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当世界更普遍地呈现在电视屏幕上，屏幕上的“拟像”便逐步模糊了现实，“电视‘溶’入生活，生活‘溶’入电视……我们不可避免受它们（电视媒体）的诱导、它们的渗透，和它们难以辨识的暴力（的影响）”（[法]让·波德里亚：《拟像与拟真》，王睿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60页）。

哲学播客《哲学家怎么想》

而当哲学家大卫·埃德蒙兹与奈杰尔·沃伯顿以致敬的姿态，在将近半个世纪后将他们的哲学播客《哲学家怎么想》（Philosophy Bites）中的部分内容集结成一册《女思想家》出版，麦基当年试图解决的问题再次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尽管互联网的崛起似乎意味着电视时代的终结，但随着互联网从去中心化的web1.0的“进步”，到如今以平台主导内容创作与交互的web2.0重回中心化，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电视”作为一种媒介的复归——当用户打开短视频应用，扑面而来便是由算法决定的推送内容，滑动屏幕即可“转台”——他的感受其实与当年的电视用户差别不大。所以互联网会比电视成熟一些吗？表面上看它的确更加包容，毕竟它不需要通过主动拒绝严肃内容来确认自己的身份，相反它正是通过囊括、取代其他媒介（电视与广播）证明自己的空前繁荣。然而在互联网这一场域的公共对话中，“简单化”“加剧敌对情绪”等特征，其实仍与电视时代如出一辙。

在这样的背景下，《哲学家怎么想》这样一档全球现象级哲学普及类播客似乎也是麦基式的抵抗——试图在“有事件无理解”的媒介空间增加理解的比重。但从《女思想家》的呈现来看，这种抵抗同时也伴随着对媒介本身的适应——作为让哲学重回公共生活的权宜之计，这样的让步倒也无可厚非。

“女思想家”作为身份陷阱？

这种权宜性的尝试自本作的书名便已开始。“女思想家”（Women of Ideas）是一个能够引起关注的书名和主题，但它也不可避免地令人生疑：当我们把“女思想家”单独拿出来讨论，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女性思想本身具有某种特异之处，还是作为女性活跃在思想界，意味着一种特别的境遇？

《女思想家》英文版封面

从作品的编排来看，选编者有意强调的是后者。在进入正篇之前，他们先要求这二十九位“女思想家”回答“做一名哲学界的女性是什么感觉”这一问题。嘉宾们的回答或长或短，一个相对共性的观察是女性在哲学界的境遇，在最近几十年间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譬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哲学的政治哲学家奥诺拉·奥尼尔表示“在我们这一代，做女性哲学家也是有劣势的。但现在每一代职业哲学家都有成功的女性”（11页）。但这种进步依然缓慢，像认知理论专家詹妮弗·内格尔谈到“在很多场合，我都清楚地知道，我被邀请发言或撰稿只因为组织者‘需要一位女性’”（第9页）。

有趣的是，内格尔经常得到的“性别平等名额”，在《思想家》当中刚好也有“安排”。当年麦基总共访谈了十五位哲学家，其中有且只有艾丽丝·默多克一位女性。尽管默多克以小说为载体呈现的道德哲学讨论足够深入，但倘若当时的学术界能为女性提供更多机会，麦基也会多一些选择。

只是对读者而言，当他拿到一本以女性身份作为选题标准的哲学访谈录，他还是会想象以这种方式集中呈现的“女性思想”，或许会包含某种性别特质。但实际上，除了最开始斯里尼瓦桑谈“女性是什么”以及珍妮特·拉德克利夫·理查兹谈“男性和女性的本质”两篇内容以女性主义为主题——其实女性主义也并非只针对女性开放的议题——全书剩下的内容并不具有所谓性别色彩，而关于女哲学家的职业境遇问题，除了开篇的集中呈现，在个人的访谈中也并无涉及。

这样一来，“女思想家”这个书名多多少少有些身份陷阱意味，在吸引哲学读者的同时也试图吸引更多对女性议题感兴趣的读者。但除了引起更多关注，这一安排又并非全无反思性意义。如本书的嘉宾之一、存在主义哲学专家凯特·柯克帕特里克针对开篇问题直言不讳的回答：“由于‘女性’和‘哲学’都是有争议的概念，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简明的答案……但这个问题会引发一个疑问，即男性为什么很少被问到‘做一名哲学家的男性是什么感觉’。”（第6页）“女思想家”这个书名本身即意味着思想家或哲学家仍被认为是一种“男性职业”。我们也许永远不会读到名为“男思想家”的作品，但能够在一本书里单独阅读“女思想家”的思想，或“女思想家”可以作为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标签，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重建对话底线与共识基础

倘若去除“女思想家”这一标签，我们其实完全可以把本书看作一部水准上乘的哲学家访谈录。尽管由于地域所限，其中登场的哲学家以英国学者为主，但她们大多是活跃于当下哲学界的一线学者，其中不少作者的作品尚无中文译介，因此本书对国内读者拓宽视野或有一定帮助。另一方面，由于这本访谈录脱胎于一档播客节目，各篇主题自然颇具现实性。所以，面对越发难以理解的现实，我们能从哲学家那里得到怎样的建议呢？

若是把互联网如今呈现出的中心化倾向视作向电视复归的姿态，我们当下面对的困境，首先便可以看作麦基眼中七十年代“不成熟的电视”所带来的危机的延续。在麦基看来，“对大多数人而言，世界上最好玩的东西就是其他人，而电视屏幕上出现的最好玩的画面就是另一个人的画面”（《思想家》，第viii页）——电视娱乐功能的致命后果即是将我们的注意力从自身移开，将我们对他人的关注模式从理解与移情切换为旁观，而这一点在网络时代体现得更为明显。由于注意力时常被“好玩的他人的画面”占据，我们无暇思考自身，更难以将他者视为与我们关联的存在。

《女思想家》中有不少篇目都在谈论当下的“对话之难”，如《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一篇，政治理论专家安妮·菲利普斯指出，当人们以“多元文化”的主张提出一个“宽容方案”，即所谓主流文化对小众文化予以“容忍”，其实就暗示了一种权力关系的存在。但根本上，“从一种重要的意义上讲，其实并不存在文化这样的东西。我们描述为文化的所有事物都非常多样化，包含大量不同的声音”（121页），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是主流文化自身，也包含诸多“支流”，其中很多也会与其他文化错杂交汇。然而当它以“主流”的名义赢得权力，所谓“多元文化”的身份认同就会将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性抹除。

《女思想家》中有不少篇目都在谈论当下的“对话之难”

同样地，在《内隐偏见》一篇中，语言哲学专家珍妮弗·索尔谈到哪怕是一生都在与标签化、污名化作斗争的人，也会在某些时刻向那些简单化的偏见妥协，“事实证明，即使以客观性为先导，你也很容易产生偏见，自然，积极反思自己的客观性也会更容易让你产生偏见……物理学家会说他们比别人都聪明，心理学家会说他们不需要盲审，因为他们了解所有这些偏见是如何运作的”（127页）。在索尔看来，偏见源自常规，于是打破偏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变常规——改变社会。这显然已经说明打破偏见有多么困难。

改变社会当然不容易，但第一步还是相对简单，那就是拥有改变社会的愿望。于是问题便从客观来到了主观上。如果对充满权力压制和偏见的社会环境感到不满，我们就需要考虑是否存在另一种文明可能。在《文明》一篇中，政治理论学家特蕾莎·贝扬提出了“纯粹文明”的概念，“我将‘纯粹文明’定义为，最低限度地遵守尊重他人的社会行为规范”（193页）。相比我们熟悉的种种文明的伟大理想，贝扬的“纯粹文明”的愿景很实际，那就是经由这样一种最低限度的要求，确保对话可以持续进行。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即便是这样的底线在很多时候也过于理想化——文化权力、个人偏见，甚至包括“文明”的体面表象本身其实都在不断打断对话，毕竟分歧总是令人不快，而比起通过对话达成共识，让对方闭嘴总是更加容易且痛快。于是贝扬对文明的愿景，最终也只能落到个人身上，“我对文明的承诺，归根结底是学习如何容忍分歧带来的不愉快的承诺，尤其是在我关心的问题上”（195页）。

当最前沿的哲学家也不得不将思考的意义转向自身，这未免令人有些泄气，毕竟自十九世纪以来，“书斋里的学问”的风评便持续走低。但或许也正是这种急于改变世界的渴望，使人们忽略了对自身底线与偏好的确认，而直接以未经审视的自我为尺度丈量万物。这种做法的后果除了分歧的无休无止、对话的难以为继，还有一个便是审美力的缺失。在《趣味的分歧》一篇中，美学专家伊丽莎白·薛乐肯援引休谟的观点，指出趣味的分歧虽不可避免，但“似乎有些审美判断比其他更好或更准确”（149页）。一个经常被提及的例子来自《堂吉诃德》：桑丘的两个亲戚被要求品鉴一桶葡萄酒，喝过之后一个说酒里有铁的味道，另一个说酒里有皮革的味道，结果这两位“鉴赏家”遭到看客嘲笑，认为两人纯属胡说八道。看客的观点与今日大众类似，即“涉及品味的价值判断中，根本没有客观标准”（145页），但他们又没有真正去喝这桶酒，于是对事物的评价就变成了由主观倾向性主导的人云亦云。可是当这桶酒喝到底，人们却发现桶底有一枚铁钥匙，上面还挂着一个皮革钥匙扣。这个故事其实说明趣味或审美虽然包含主观偏好的成分，但也一定存在客观标准，这个客观标准——而非我们自身的喜好——才应该是讨论的起点与基础。也只有从这样的共识基础出发，我们才有可能由己推人，而非单纯将他者视为无法也不必沟通的客体，或是“好玩的东西”。

“哲学让你成为反教条主义者”

尽管在形式与主题方面同《思想家》相呼应，回应的也是类似的现实，但《女思想家》或《哲学家怎么想》这档播客本身还是呈现出与当年BBC的访谈节目不同的介入路径。麦基的访谈大多从哲学家及其工作入手，假定观众十分好奇“什么是语言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者在反对什么”这样的问题——也许当时的观众的确是这样；但埃德蒙兹和沃伯顿的策略是从实际问题出发，比如当我们读完书中《动物的地位》一篇，其实并不会了解到受访嘉宾克里斯汀·M. 柯斯嘉德作为道德哲学家，她本人或是“道德哲学”究竟在研究什么，但我们会了解到作为一名哲学家，她会如何思考动物的地位在人类世界中意味着什么——在她看来，动物也应该享有康德定义的人类“善好”生活，即“成为目的本身”，实现健康与幸福；关键在于，人类既然已经“对动物行使了一种统治权，除非我们也承担起保护动物的责任，否则我们就不能正当地对它们行使这种权力”（64页）。在这里，道德哲学或是康德的论述本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哲学家如何以这些理论作为工具拆解现实问题，以及我们如何通过这些哲学家的思路，发现思考具体问题的全新角度与路径。

由此《女思想家》的确充分呈现了哲学的现实面向，为哲学重返公共生活铺就了一条道路。但就这一任务本身而言，从现实问题入手带动哲学讨论，其最终呈现的内容只能做到浅尝辄止，哲学思考本身的复杂性则不可避免地有所牺牲。比如在《厌恶》一篇中，当努斯鲍姆精彩地论证了厌恶的认知属性（“人们以为自己正在闻、品尝或触摸什么东西，对他们是否感到厌恶有很大的影响”[135页]），并由此强调厌恶作为一种危险的社会情感主要体现在“投射性厌恶”（类似于“厌屋及乌”）层面上时，讨论也已经来到了尾声——真正复杂的部分，即如何区分一种厌恶来自直接认知还是不必要的投射，进而判断哪些厌恶可以帮助人们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哪些本身就是不必要的偏见和污名化，在这篇讨论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

当然，仅以这样文字篇幅，或以播客为载体的哲学讨论，只要能引起些许思考，或许便已经是充分的胜利——因为这样的思考意识本身就意味着哲学已经重新回到了公共生活当中。本书的“压轴”之作便是《哲学与公共生活》，这篇访谈的嘉宾玛丽·沃诺克可以称得上是哲学家介入公共生活的典范。除了在存在主义、想象力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沃诺克还曾作为英国上议院议员参与了两项重要调查，这两项调查分别在儿童特殊教育，以及生育健康与胚胎研究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玛丽·沃诺克（1924-2019）

当被问及哲学思考对参与这样的公共问题调研与决策有何帮助时，沃诺克表示“我发现自己总是非常专横地指出这两种因素之间的不同：一种是你对某个东西的直觉反应或过分敏感，一种是这个东西是否真的有害”（336页）。换言之，当人们的判断受困于自身的偏好、偏见乃至某些权力关系造成的惯性时，哲学思考的意义便在于提醒人们关注真正的现实利弊，就像沃诺克本人一次粗暴但不失合理性的实践——“关于使用人类胚胎的研究，有位女士一直说她‘不满意’，我不得不回答说：‘有谁在乎你满不满意？’”（同上）——一旦人们落入“抛开事实不谈”的误区，哲学家就必须站出来提醒人们警惕这种区分。

而说到底，没有什么比教条主义更经典、更普遍的“抛开事实不谈”的思维误区了，于是在沃诺克看来，“这就是哲学最重要的一点，哲学让你成为反教条主义者”（337页）。正是这一点，让哲学介入公共生活变得必要甚至是迫切——在思想资源匮乏的前提下，“独立思考”往往只是教条主义的新变种。沃诺克还强调了众所周知的“六八一代”带来的现实转向，只是与欧陆哲学家如波德里亚的悲观（“大学甚至不再有权力，而权力自身也处在衰败之中”，“因此‘六八之火’的回归是不可能的：对知识的质疑转向了对权力的质疑”[《拟像与拟真》，281页]）相比，沃诺克要乐观不少，“在那之后，哲学家对政治问题发表看法就变得不可避免了”（340页）。尽管这种趋势随着当下大学哲学一种奇怪的专业化现象（“人们被要求在相当有限的期刊上发表大量的同行评议的文章”[同上]）而有所中断，但或许网络时代，以《哲学家怎么想》这样的播客节目为代表的兼具现实性与专业性的内容渠道又会带来一丝转机。纵然需要一定程度的迎合与让步，但我们仍可以像麦基一样，对更多智性内容的呈现，以及它们能够逃过媒介本身“优化整合”而堕入平庸的可能抱有一定期待——至少在这一册《女思想家》当中，哲学家们并不只是“会说话的脑袋”，她们的思维方式的确指向了一种更明亮、更开阔的公共生活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