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蒙蒙 | “照料的女儿，继承的儿子”：豫东农村家庭养老观察

黄蒙蒙

（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一、引言

在当前农村家庭养老实践中，一种并不罕见却鲜少被系统讨论的现象正在悄然出现：父母晚年的日常照料，越来越多由女儿承担，而宅基地、房屋与家庭积蓄等关键财产，仍稳定地指向儿子。这种“照料实践的转移”与“继承秩序的稳定”并行存在，使家庭内部形成一种结构性的责任—权利错位。本文基于对三个农村家庭及一个对照样本的深度访谈，尝试回答三个问题：在养老责任明显向女儿转移的情况下，为什么“财产归儿子”的规则仍然稳固？照料责任如何在日常实践中被锁定在女儿身上？这种责任—权利脱节如何被家庭成员合理化，并在代际之间延续或裂解？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农村家庭中的继承秩序具有高度象征正当性，而养老实践具有高度现实功能性。二者在不同逻辑下运行，通过村庄舆论、求助路径与责任归因机制得以长期并存。

二、案例呈现

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与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共访谈六名家庭成员。三个核心家庭均来自豫东地区同一村庄，家庭结构与经济条件有所差异，但在养老安排上呈现出高度相似的实践逻辑：财产分配稳定指向儿子，而日常照料逐渐向女儿集中。访谈内容围绕子女日常照料分工、老人求助路径、财产继承安排以及家庭成员对公平的理解展开。

案例1：火头（78岁）与秋月（77岁）育有三女一子，长期受重男轻女观念影响，家庭资源明显向儿子倾斜，女儿相继辍学。成年后女儿陆续出嫁，小女儿爱花被安排嫁至本村，隐含“便于日后照料”的现实考量；儿子留在本村并占有家庭核心住房。儿子婚后，儿媳孬镰在家庭中话语权较强，多次冲突（如辱骂、推搡公婆）导致两人另建住房，与父母形成事实分居。此后无论秋收劳作或生病住院，儿子及其妻子几乎不再参与照料，养老责任逐渐转向女儿，尤以空间最近的爱花为主。然而，即便儿子在实践层面长期缺位，其继承资格仍未动摇，宅基地与积蓄依旧默认归其所有，呈现出继承秩序稳定而照料责任转移的结构格局。

案例2：雨花（50岁）系家庭一二女儿，早年辍学，婚后长期承受婆家重男轻女压力。母亲住院期间，陪护主要由雨花与爱花承担，哥哥及其妻子长期缺席。尽管清楚看到不公平，雨花并未将矛盾指向哥哥，而以“作为闺女不能不管”将照料责任内化为自身义务。家庭一儿媳的强势与父母搬离，使儿子与父母互动通道被切断，责任进一步转移至女儿。责任增加却未带来权利调整，雨花情感上感知不公，观念上仍认同“财产归儿子”，而其女儿瑞瑞已开始质疑这一秩序，显现代际裂痕。

案例3：以爱花（42岁）为核心。她作为家庭一最小的女儿，被安排嫁至本村，在父母晚年身体恶化后，成为最稳定的照料承担者。爱花长期在婆家与娘家之间往返，承担双重家庭劳动。当母亲频繁住院时，她承担主要陪护与日常照料事务。尽管在自己患病急需用钱时曾向父亲借钱遭拒，甚至目睹父亲为儿子埋钱的行为，她仍未退出养老实践，而是通过区分父母个体责任的方式继续承担照料。她的经历更为直观地呈现出“照料的女儿”与“继承的儿子”之间的强烈张力：即便女儿在情感与实践层面承担最沉重的负担，家庭财产的象征归属仍未发生转移。

三、继承秩序的象征正当性：儿子的核心位置

在访谈中，火头对“儿子”的意义有着非常明确的认知。他反复强调：“养儿子肯定是有用的，有儿子才有家，儿子才代表根。”在这一表述中，儿子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其是否实际承担养老责任，而在于其作为血脉延续者的象征地位。继承资格在逻辑上先于照料实践。火头还多次提到：“养闺女么啥用，到了结婚的年纪就要妡（xìn）婆家走了。”女儿在观念中被界定为“暂时性成员”，其长期归属并不在原生家庭之内。即便女儿承担实际照料，也难以改变这种象征结构。

访谈那天，秋月说话很慢，句子常常断在半空。她的手一直在膝盖上来回摩挲，像是在掐算什么，又像只是习惯性地找个着落。谈到养老时，她并没有抱怨，只是平静地说，平时身上不得劲，第一个还是给闺女打电话。语气轻轻的，像是在陈述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然而，在谈及儿子长期缺位时，她并未表达指责，而是表示：“不能因为俺两个身子半截埋进土里的人影响他们小两口。”这一态度并非简单的情感宽容，而是一种对既有继承秩序的主动顺应。对秋月而言，女儿可以承担日常照料，但儿子仍然是“家”的象征中心。只要儿子在名义上存在于家庭结构之中，其现实缺位便可以被理解为阶段性的困难，而不会动摇其继承资格。

因此，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在观念结构上呈现出高度一致性：照料可以由女儿承担，财产却必须归于儿子。两人虽然在日常生活中频繁依赖女儿，但并未因此重新评估继承规则。相反，他们通过降低对儿子的责任期待、提高对女儿的道德要求，使“照料的女儿”与“继承的儿子”在同一家庭中得以并存。

由此可以看到，继承秩序并非基于实际付出，而是建立在血缘象征与性别身份之上。这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资格超越了现实照料逻辑，使财产分配无需以养老实践为前提加以证明。正是在这一结构之中，责任与权利的脱节被视为理所当然。

四、照料责任的性别化锁定：女儿如何成为“默认照护者”

与继承秩序的稳定形成对照的是，养老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化转移。在财产分配层面，儿子被视为不可替代的“根”；而在照料实践层面，女儿却逐渐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照料责任并非通过家庭会议明确分配，而是在一次次求助与回应中被悄然锁定。

秋月在生病或身体不适时，第一时间联系的始终是女儿。她反复提到：“平时身上不得劲喽，我第一个还是给闺女打电话，儿啊，也不会管恁多。”这种求助路径具有明显的自我强化机制：老人找女儿——女儿及时回应——“找女儿更管用”的经验被确认——下一次继续找女儿。久而久之，照料责任不再需要讨论，而是被默认为女儿的分内之事。正是在这种日常互动中，“照料的女儿”逐渐成为稳定事实。

火头在观念上高度肯定儿子的象征地位，但在谈到实际照料时，却自然地将任务归于女儿：“她妈生病了，我也年纪大了，身边离不开人，她哥不来，俩姐离得都没她近，养闺女就是这时候用了。”在这里，“离得近”成为责任分配的空间理由，“养闺女就是这时候用了”则揭示出一种工具性理解：女儿的存在意义，在关键时刻体现为照料资源。照料被解释为女性特质与现实条件的结合，而不是家庭成员之间可以协商的权利义务问题。

雨花在叙述中多次强调：“作为闺女不能眼睁睁看着爹娘跟前么人尽孝。”这一表述将养老行为彻底道德化。照料不再是可以与继承挂钩的实践，而成为女性必须主动承担的伦理责任。正是在这种道德框架中，女儿的付出被去权利化：她们必须承担，却无需回报。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儿子的继承资格并不因其缺席照料而受到挑战。

爱花同样呈现出类似逻辑。她承担大量日常照料，却主动将自身排除在继承预期之外：“爹娘的东西再多也不会给俺，俺只是比两姐嫁得近，又不是入赘。”在她的理解中，照料行为仅仅源于“嫁得近”的现实条件，而非继承权利的依据。照料被界定为“近者多劳”，却无法转化为“多劳多得”。

因此，“养老靠女儿”并非简单的孝顺增加，而是在继承规则不变的前提下，对女性责任的重新分配。女儿在实践层面承担更多照料劳动，但这一转移并未撼动“财产归儿子”的象征秩序。在这种分工之下，女儿承担现实照料，儿子维持继承资格，责任与权利因此各行其道。

五、责任—权利脱节的合理化机制

当照料责任持续向女儿集中，而继承权利依然稳定指向儿子时，家庭内部并未必然爆发公开冲突。相反，在长期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能够消化张力、维持秩序的解释方式，使“照料的女儿”与“继承的儿子”得以在同一家庭结构中并存。

（一）责任转移：为儿子降责与归因外移

首先，是对儿子缺位的主动降责与解释。秋月在谈及儿子长期不探望时表示：“他不过来我也不能把他绑过来。”她并未将儿子的缺席理解为责任失守，而是将其解释为现实条件所限。这种解释在客观上削弱了对继承资格的质疑。当养老行为被理解为“能来就来、不能来也没办法”时，儿子的象征地位便不必通过实际照料加以证明。

与此类似，在家庭一中，冲突更多被集中到儿媳妇身上，而非儿子本身。儿媳孬镰的强势、推倒秋月的行为，成为叙述中的主要矛盾焦点。通过将养老问题归因为“媳妇不讲理”，家庭得以避免直接追问“儿子为何不养”。儿子被置于“夹在中间”的位置，既不完全承担责任，也未丧失继承资格。归责转移在这里发挥了“安全阀”功能，使继承秩序不因现实缺位而动摇。

（二）责任内化：女性的自我调适与主动退让

其次，是女性自身的自我调适与责任内化。雨花在谈到早年辍学供哥哥读书时表示：“如果当时俺爸叫我上学，好歹六年级毕业也不至于嫁给一个没文化的人，早都享福去了。”这一表述清楚地显示出她对结构性不公平的意识。当被问到“父母偏心吗”时，雨花先是笑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很久没有接话。她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谁听见。她并不是不知道答案，只是这个答案太复杂，也太伤人。

然而，在谈及财产分配时，她却又明确说：“没有嫁出去的闺女回来分娘家的财产的道理。”这种在“看见不公”与“认同规则”之间的摆动，并非逻辑矛盾，而是一种长期家庭关系中形成的自我调适机制。通过强调父母的养育之恩、强调“闺女本该尽孝”，她将自身照料行为界定为道德责任，而非权利交换。正是在这种道德化叙事中，责任被内化，权利被主动放弃。

爱花的经历则呈现出更为直接的现实冲击。在母亲频繁住院期间，她几乎成了“随叫随到”的照料者。凌晨送医、办理住院手续、守在病床边陪夜，这些具体而琐碎的劳动，都自然落在她身上。她在婆家与娘家之间来回奔走，“白天在这头，晚上在那头”，身体与情感同时被拉扯。

然而，当她因自身疾病急需手术费向父亲开口借钱时，却遭到拒绝。她回忆道，那天她站在屋门口，看见父亲把一个红色塑料袋包得严严实实，塞进土坑最里层。她知道那里面是钱。“都是给儿留哩。”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她没有当场问父亲为什么。她也没有再提自己手术需要的钱。

只是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开口要过什么。她当然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只是没有再说。她没有公开质问父亲，也没有退出照料。只是把话说得很清楚——“俺爸是俺爸，俺妈是俺妈。”从那以后，她不再向父亲开口，却依旧在母亲身边。在这种持续投入之中，责任被不断承担，但继承资格从未进入讨论范围。退让成为维持家庭稳定的方式。

（三）舆论支撑：村庄评价与规则正当化

再次，是村庄舆论对继承规则的外部支撑。改枝直言：“闺女只能说给爸妈钱，不能从娘家拿走钱，人家知道了唾沫星子喷死你。”在她的理解中，挑战继承规则不仅意味着家庭冲突，更意味着公共评价风险。女儿若试图将照料付出转化为继承主张，便可能被视为“不懂规矩”。

因此，她选择主动降低期待，把“照顾父亲是应该的”与“不能分家产”彻底分开处理。舆论的存在，使继承规则获得了无需反复证明的稳定性。老人为儿子降责，冲突被归因于儿媳，女儿将责任道德化，舆论默许“传男不传女”。在这些机制作用下，责任与权利的分离被解释为现实处境，而不再被视为规则问题。

六、代际裂痕：边界意识的出现

与上一代女性通过自我说服维持责任投入不同，瑞瑞的态度呈现出明显转向。她并非天生拒绝家庭责任，而是在长期观察与亲身经历中，逐渐意识到责任与权利之间的严重失衡，并开始为自己设立边界。

母亲强调：“儿子到死都喊我妈。”这一表述对瑞瑞而言并非一句普通的家庭话语，而是一种公开的身份宣告。它意味着，无论儿子是否承担养老责任，其家庭核心地位不会改变；而女儿一旦嫁人，其身份便被重新界定。正是在这一刻，瑞瑞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具有条件性与可撤回性。

她随后表示：“既然她说儿子到死都喊她妈，意思就是我嫁人了就不是她家的人了，那我也会摆清位置。”说这句话时，她眼眶有点红，但语气很硬。

“我其实一直知道她偏心。”她停顿了一下，“但当她真的说出来的时候，还是很心碎。”这句话标志着一种自我定位的改变。与雨花“作为闺女不能眼睁睁看着爹娘跟前么人尽孝”的退无可退不同，瑞瑞开始将“尽孝”理解为可以界定边界的责任，而不是无限延展的道德义务。

这种变化并非源于单一事件，而是在多次经验叠加中逐渐形成。她从小承担大量家务劳动，却被视为理所当然；弟弟几乎不承担家务，却被默认拥有未来家庭资源优先权。长期的责任积累与资源倾斜，使瑞瑞逐渐意识到，“照料的女儿”并不必然获得“被承认的女儿”身份。因此，当她提出只愿承担“自己该出的那一部分”时，这并不是对家庭的彻底否定，而是一种风险控制式的自我保护。她并未拒绝赡养父母，而是拒绝再承担超出权利保障之外的额外责任。这种态度，与前两代女性的策略形成鲜明对比：

秋月通过理解与宽容维护儿子地位；雨花通过自我说服消化不公平；爱花通过区分对象压缩期待继续照料；而瑞瑞则通过设立边界，重新界定责任范围。

如果说上一代女性是在“财产留给儿子”的规则下主动或被动承担了“养老留给女儿”的现实，那么瑞瑞这一代开始质疑这种分离是否具有正当性。她不再默认责任必须无条件承担，而是将责任与身份承认联系起来。

这意味着，“养老留给女儿”的安排，未必还能长期自然而然地延续下去。只要责任继续集中在女儿身上，而权利与保障仍然稳定指向儿子，代际之间的张力便会不断累积。瑞瑞所呈现出的边界意识，正是这种张力的最早显现。在这一意义上，代际裂痕并不只是家庭内部情感的疏离，而是对既有性别秩序的一种微观层面的回应。当“照料的女儿”不再默认接受“继承的儿子”这一彼此不再对应的安排时，家庭养老模式的稳定性也随之受到挑战。

七、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三个家庭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照料的女儿，继承的儿子”并非偶然性的家庭安排，而是在象征性继承逻辑与功能性照料实践并行运行下形成的一种稳定结构。继承秩序以血缘延续与性别身份为核心，具有高度象征正当性；养老实践则以现实需求与日常互动为基础，具有高度功能性。二者分属不同逻辑体系，并未形成权利与责任的对应关系，而是在长期实践中被拆分为两条彼此分离却可以并存的路径。

一方面，“财产归儿子”并不依赖实际照料行为加以证明。无论儿子是否持续参与养老，其作为“家之根”的象征地位仍然稳固。父母对儿子的主动降责、冲突归因于儿媳的转移机制以及村庄舆论对“传男不传女”的默许，共同构成继承秩序的支撑结构，使其在实践层面缺位的情况下仍能维持稳定。

另一方面，“养老靠女儿”并非通过明确协商形成，而是在日常求助路径中被逐渐锁定。老人将需求优先指向女儿，女儿的及时回应强化了这一选择，照料责任由此成为惯性安排。同时，照料行为被道德化为“本分”与“应当”，从而失去与资源分配进行交换的可能。责任被不断强化，权利却未随之调整，责任—权利的结构性脱节因此得以长期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结构并非通过强制维系，而是通过多重合理化机制被消化与再生产：老人对儿子缺位的理解性解释，女性对子女角色的责任内化，以及舆论对继承规则的外部约束。正是在这种制度、情感与评价体系的交织之中，“照料的女儿”承担现实功能，“继承的儿子”维持象征核心，二者虽逻辑分离，却能够长期并行。

然而，这种并行并非没有边界。在代际更替中，新一代女性开始识别责任与权利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并通过设立边界回应结构失衡。当“照料的女儿”不再默认接受“继承的儿子”这一分离安排时，家庭养老模式的稳定性便出现裂痕。当越来越多的女儿开始设立边界，拒绝将责任视为理所当然，这种长期以沉默维持的分离安排，是否仍然能够继续被视为“天经地义”，或许值得重新思考。在代际更替之中，家庭秩序的稳定，并不总是来自规则本身的坚固，而是来自某些人长期的退让。当退让开始减少，问题才真正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