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钢、包钢未披露碳排，6家ESG强信披钢企环保投入缩减16%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眼下正是A股上市公司年报和ESG报告的编制期，随着钢铁行业正式纳入全国碳市场，部分钢企开启了ESG碳排放信披的“双重监管”。

约232家钢企作为重点排放单位，须在3月31日前向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报送2025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紧随其后的4月30日，A股ESG强信披上市公司中有6家钢企需要按交易所规定披露2025年ESG报告。

这6家上市钢企分别是宝钢股份、包钢股份、鞍钢股份、马钢股份、重庆钢铁、中信特钢。截至2月24日，6家钢企的2024年ESG报告已全部披露，就待2025年ESG报告出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2024年ESG报告和年报整理后发现，6家钢企中鞍钢股份、包钢股份仍未披露2024年度碳排放总量。

距离我国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还有不到4年的时间，钢企纷纷冲刺减排技术改造。然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后发现，6家上市钢企2024年环保总投入同比下降约16%，总计为246.54亿元，除马钢股份外的5家钢企均缩减资金投入，降幅从7%到40%不等。

鞍钢、包钢未披露2024年碳排放

温室气体排放是ESG环境维度的重要议题之一，碳排放总量、范围1和范围2排放量是沪深北交易所《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规定的披露内容。《指引》还规定，上市公司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应当披露报告期内是否完成清缴以及是否被有关部门要求整改或立案调查。

钢铁行业的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5%左右，节能降碳、绿色发展任务艰巨。宝钢股份、包钢股份、鞍钢股份、马钢股份、重庆钢铁、中信特钢这6家上市钢企既在碳市场履约，又是交易所规定的ESG强信披企业，碳排放披露情况如何？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6家钢企2024年ESG报告发现，除鞍钢股份和包钢股份外，4家钢企均披露了多年度碳排放总量、范围1和范围2排放量。

从碳排放降幅来看，4家钢企2024年碳排放总量均同比下降，重庆钢铁披露的碳排放总量降幅最高，为25.80%。

中信特钢安全环保部相关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子公司钢厂均已纳入全国碳市场，已有交易账户，日常进行碳核查和履约工作，该部门则进行整体宏观管控。

为何鞍钢股份和包钢股份2024年碳排放披露为空白？鞍钢股份在报告中解释称“因2024年碳排放未经第三方核查”，报告仅披露2022、2023年度三基地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及密度；包钢股份在报告中称“完成2023年度钢铁板块以及两家代管电厂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编制，并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委托的第三方核查机构的核查”，却未披露定量数据。

对此，商道咨询北京总经理、管理合伙人彭纪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类披露行为理论上不合规。“企业碳排放总量、范围1、2数据披露的核心是先完成自身碳盘查，确保数据真实准确；第三方碳核查是进一步验证披露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二者是独立环节，不能混为一谈。”彭纪来解释，目前沪深北交易所与财政部均未强制要求碳数据必须经第三方核查后才能披露，核查结果是鼓励而非前提。鞍钢股份以“未完成核查”为由不披露，本质或为混淆了碳盘查与核查的概念。

安永大中华区ESG可持续发展主管合伙人李菁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即使企业已经向碳市场提交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通常仍需要在ESG报告中进行披露。这两者虽然都涉及碳排放数据，但其目的、范围和受众有所不同，因此披露要求是互补而非替代关系。“‌ESG报告‌面向投资者、金融机构、客户及公众等利益相关方，旨在全面展示企业的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钢铁的2024年范围2排放量为-20.86万吨，这一数据如何得来？根据重庆钢铁2024年ESG报告，从2018年10月起，重庆钢铁启动建设自发电项目，最大限度吸纳钢铁生产过程中的富余煤气用于发电，所发电力重新用于生产流程。2024年完成2023年度碳排放数据核查，合理减少碳排放量5万吨，最终实现盈余20万吨碳配额，自进入重庆碳市场以来首次碳配额盈余。

事实上，范围2排放量为负数的情况并不符合常识。彭纪来对记者分析称，“钢铁行业作为高耗能行业，用电量、用能量巨大，可再生能源补充作用微乎其微，即便铺设屋顶光伏，年发电量可能不及单日用电量，而需依赖大规模绿电采购减排，这是行业属性决定的。”即便企业百分百购买绿电，也只能将范围2的排放降低或者清零，但不会出现负值。”

彭纪来认为，重庆钢铁在报告中称通过富余煤气发电、获得20万吨盈余碳配额实现碳排放为负，碳配额盈余仅说明实际排放量低于国家核定指标，可交易但不代表碳排放为负；能源回用仍以初始能源消耗为基础，必然产生二氧化碳，自建发电项目也应纳入碳盘查范围，不能单独剔除核算。

6家上市钢企环保总投入同比下降16%

各项减排机制的资金投入也是《指引》规定应当披露的内容之一。在环保投入金额方面，6家钢企均在2024年ESG报告或财报中披露了具体数据。

从环保投入金额总量来看，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6家钢企2024年环保总投入达246.54亿元，但同比下降约16%。

从个体来看，宝钢股份的环保投入金额最高，达100.75亿元，其次为鞍钢股份（55.97亿元）和包钢股份（37.71亿元）。马钢股份是6家钢企中唯一环保投入正增长的公司，同比增加7.73%；重庆钢铁的年度环保投入为8.87亿元，这一规模较前一年同比近乎“砍半”，为-40.79%，是降幅最高者。

这是否意味着企业对绿色转型的投入意愿正在减弱？彭纪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环保投入目前缺乏统一明确的行业定义，这是核心难点。“如交易所鼓励企业披露减排措施的资金投入、欧盟分类法（EU Taxonomy）定义了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分类体系，但这些要么尚缺少细化范畴，要么不完全适用中国语境。”彭纪来举例称，生产设备换新既提升效率又节能环保，是否属于环保投入行业无统一答案，企业也可能根据经营情况调整披露口径——生态理念刚提出时扩大口径体现积极性，业绩承压时则收紧口径。

“环保投入总额的波动并不直接等同于对碳中和决心的减弱。”李菁对记者表示，钢企的环保资金通常流向三大块，末端治理、节能改造和低碳技术研发。大型环保项目具有阶段性，如果前几年集中投入完成了主要工程，今年处于收尾期，资本开支自然会下降。企业可能正在将资金从传统的三废治理转向更具经济效益的节能技改或数字化管理。

李菁进一步分析称，如果利润承压，企业削减非核心的维护性支出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不代表战略撤退。具体需结合低碳研发支出、清洁技术投资占比等指标综合判断，而非只看环保投入总额。

从每吨钢材的减碳效果来看，除包钢股份外的5家钢企披露了碳排放强度或密度，均呈下降趋势。中信特钢2024年吨钢碳排放强度同比下降0.33%；鞍钢股份 2024年万元产值二氧化碳排放为5.46吨，同比下降1.4%；宝钢股份2024年吨钢二氧化碳减少2%，合计减少碳排放213万吨；重庆钢铁预计2024年吨钢碳排放量降低至1.476吨碳/吨钢；马钢股份吨钢碳排放为1.86吨碳/吨钢，万元产值碳排放为4.55吨碳/万元营收，完成年度目标。

ESG指标纳入高管薪酬“易设难精”

随着碳市场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和ESG强信披大考的步步逼近，如何从ESG治理层面入手，通过组织架构调整和部门职能创新来跟上监管节奏，已成为摆在钢企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日前，中国宝武钢铁集团传来两条人事变动新消息：王强民已任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碳中和首席代表、安全生产总监，碳中和办公室主任、能源环保部、安全生产监督部部长；宝武集团旗下宝武碳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碳资产运营的核心平台，季艳军已任宝武碳业总裁、党委副书记。

碳中和首席代表在央企中属于创新设置，国际上比较常见的是首席可持续发展官（CSO）岗位。宝武集团为“碳中和”设立专属高管岗位，且任职者身兼总经理助理并监管多个部门，彭纪来对此表示，目前多数企业的ESG或碳管理职能常归于新设的专项办公室，很少提升到“首席代表”的职位高度。而该岗位之所以身兼数职，是基于钢铁行业特性的务实选择——能源环保、安全生产本就是核心职能，而碳中和工作本身就需要极强的跨部门协调能力。

“碳中和办公室若挂在安全环保部门下，则易偏向环保合规而非战略转型，但若直接向集团董事会或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汇报，则可以更好发挥跨部门资源调度中心作用，负责统筹技术、资金和政策研究，确保全集团步调一致。”李菁补充道，宝武集团与宝武碳业之间的人事联动，也释放了强化碳资产专业化运营的信号。

在考核机制方面，除包钢股份外，其余5家钢企均表示已经将ESG指标纳入高管薪酬考核。其中，宝钢股份更是披露了详细的指标数，明确将“美丽宝钢建设”“ESG体系能力提升”两项考核指标分别占总权重的15%、5%。

李菁对记者介绍，《指引》并未强制要求披露ESG与高管薪酬挂钩的情况，财政部《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气候（试行）》的要求是“企业应当披露在决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时是否以及如何考虑气候相关因素”。从市场端看，近六成央企将ESG纳入高管考核，形成可复制的管理范式。

“ESG指标纳入薪酬易设难精，环境和社会维度的指标往往比财务指标更难精确衡量。”李菁对记者表示，如ESG体系能力提升需拆解为可量化目标，而数据基础薄弱易导致考核失真。例如将ESG纳入薪酬考核需要明确该薪酬计划旨在实现什么目标，这些目标如何与公司的宗旨和战略相联系，其次是确定哪些ESG指标重要，对钢铁企业而言，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重点，但对于金融服务业而言，减少与投资组合相关的排放则影响更大，这种重要性是ESG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关键问题。

此外，确定权重也至关重要。李菁表示，如果分配给这些指标的权重低于5%，那么这些指标对高管行为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就很小。最后，ESG绩效指标必须是可衡量的、可审计的，并尽可能按照现有的披露标准进行披露。经审计的目标可提高措施的可信度，从而提高薪酬计划的可信度。通过使用现有的披露标准，薪酬披露将变得透明和具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