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红军到了陕北，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就不死追了，这是为什么？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走完了两万五千里，踏进陕北吴起镇的那一刻，蒋介石的围剿令还没撤。几十万大军压境，电报催命。

但诡异的是，枪声稀了，追兵慢了，最后——停了。不是因为地形，不是因为善心，而是因为一盘三方博弈的大棋，在这里彻底崩了盘。

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残部踏进保安县吴起镇。整编之后，全军不足1.1万人，但还活着，还站着。

蒋介石不打算让这支队伍再喘几口气。他在西安挂起“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牌子，自己挂帅，张学良挂副帅，16万东北军主力直接铺开在陕甘防线上。

计划很清晰：东西两路对进，把立足未稳的红军夹死在葫芦河和洛河之间。

这盘棋，表面上是“剿共”，骨子里是一箭双雕。

蒋介石的中央军精锐一兵未动，上去的全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背井离乡流亡关内的杂牌军。

打赢了，是给蒋介石立了功；打输了，正好借机缩编番号、吞并地盘。无论输赢，蒋介石都是赢家。

这哪是剿匪，分明是给张学良和杨虎城设的局。

1935年11月21日，直罗镇，枪声炸开。

红军以不足万人的疲兵之师，在直罗镇布下口袋阵，等东北军第109师钻进来。枪声一响，口袋扎紧，第109师整建制覆灭——毙俘敌军逾6000人，缴枪3500余支，师长牛元峰在突围绝境中绝望自杀。红军乘势追击，又啃掉了第106师一个团。

这是直罗镇战役之前劳山、榆林桥两仗之后，东北军在三个月内折损的第三个师。

三仗打下来，蒋介石的“剿共”是什么结果，张学良一清二楚。

他读懂了蒋介石的剧本：这不是让他来立功的，是让他来耗血的。

60个团的东北军，打赢没赏，打输被编。“剿共”打下去，东北军早晚打光，打回老家去抗日，更是无从谈起。

这个念头一旦生根，蒋介石的围剿令就成了废纸。前线的枪声开始稀下来——不是打不动，是没人想打了。

红军看准了这个死穴，迅速祭出“统一战线”的大旗。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目标很明确：不再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敌人，要变成他们的盟友。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联署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明确表示愿与东北军停战、联合抗日。4月，周恩来直接飞赴延安，与张学良面谈，双方商定互不侵犯、互通情报。

从1936年春起，陕北前线出现了一幕历史奇景：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战了。蒋介石的催命电报一封封发，前线将领只是虚与委蛇。

几十万大军“不死追”的第一层真相就在这里：那把蒋介石寄予厚望的刀，有了自己的想法，它不想杀了。

让蒋介石不敢彻底动手的，还有另一双眼睛——莫斯科。

1935年，《塘沽协定》已经把华北拱手相让，《何梅协定》又丢掉了河北主权。日本人的刺刀已经抵到了南京的喉咙口。英美靠不住，只会发谴责声明；蒋介石能找到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苏联。

逻辑很简单：日俄百年世仇，苏联在远东必须提防日本。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1935年10月，苏联驻华公使鲍格莫洛夫向蒋介石抛出橄榄枝：想改善关系、签互不侵犯条约、要军火援助？可以——但有条件。苏方立场明确：不实现国共军队的统一战线，就不可能真正抗日。

这句话，像一根鱼刺卡在了蒋介石的喉咙里。

他想拿苏联的枪炮去打日本，但苏联要他先别打红军。这盘棋，瞬间从两方博弈变成了三国杀。

蒋介石不得不开始做戏：据部分史料记载他一边在前线维持高压态势，一边秘密布置心腹陈立夫去寻找和中共的联系渠道。连特务头子、反共急先锋陈立夫都开始找共产党谈了，可见蒋介石的心理防线已经悄悄松动。

1936年1月，宋庆龄在上海将一封密信交给董健吾，让他送去陕北面交毛泽东。董健吾为了过关，甚至拿出孔祥熙亲笔签发的“西北经济专员”委任状作掩护。

这一幕没有逃过张学良的眼睛：蒋介石自己在南京搞“通共”，却逼着他在前线卖命“剿共”？这更坚定了张学良联共的决心。

所以，几十万大军的停滞，不只是军事上的无奈，更是外交上的投鼠忌器。蒋介石这只手举起来了，却因为看着斯大林的脸色，迟迟不敢落下去。

1936年10月9日和22日，红军三大主力相继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完成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蒋介石认为时机到了。他判断红军刚刚集结、立足未稳，正是一网打尽的好机会。

意思已经摆明：你不剿共，我就剿你。

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来说，这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生死题。听令进攻红军，部队打光；不听令，部队被吞并。横竖都是死，不如反了。

1936年12月12日凌晨5时，华清池的枪声划破黎明。这一枪，没有打向红军，打向了蒋介石的寝宫。

那个叫嚣“三个月灭共”的最高统帅，穿着睡衣，在骊山的石缝里瑟瑟发抖，成了阶下囚。

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对全国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南京方面当即乱成一锅粥，几十万大军的围剿令，彻底死火。

最讽刺的是，最后伸手救蒋介石的，恰恰是他想置于死地的共产党。

中共中央事变前毫不知情，事变爆发后经紧急磋商，确定“和平解决”方针。判断很清醒：杀了蒋介石，中国必乱，内战必起，日本人必得利。为了抗日大局，逼蒋抗日，不能杀蒋泄愤。

12月17日，周恩来飞抵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斡旋。12月23至24日，三方举行正式会谈。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被迫作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承诺，张学良亲自陪同蒋介石飞离西安。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中国持续十年的“剿共”内战，在实质上画上了句号。

回头看，“追而不灭”从来不是偶然。三重力量同时在发力，才把蒋介石那只高举的手，硬生生按住了。

军事上，直罗镇一战打断了东北军的脊梁，也打碎了“剿共”的可行性幻觉；政治上，中共统战工作成效显著，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从执行剿共令，逐步转向与红军秘密停战；外交上，苏联援助的诉求让蒋介石投鼠忌器，不敢把事做绝。

最终是西安事变的爆发，以张学良和杨虎城各自付出终身代价为筹码，强制终结了这场内战。

毛泽东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蒋介石以为自己在下一盘“借刀杀人”的棋，结果这把刀，反手插在了他自己的心口上。历史的反讽，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