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出国成为奢望，一位知名物理学家开启了“越狱”计划

大名鼎鼎的俄裔美国物理学家乔治·伽莫夫（George Gamow，1904-1968）曾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他1928年夏季离开苏联访问欧洲，见到了许多当时活跃着的著名同行，度过了成果丰硕的美好三年。而1931年他回国给护照延期准备再度出国访问时，却发现他走不了了。此后他几次试图偷渡均失败，直到上天给了他一个让他极度纠结的离开祖国的机会……

撰文 | 王隅安

一

除了同行的朗道以及后方的死党布朗斯坦（Matvei Bronstein）[1]，没人知道伽莫夫和妻子这次度假的真正意图。

1933年8月，他们从列宁格勒出发，乘火车北上，到达了基比尼（Khibiny）的“科学家之家”——这是体现政府对科学工作者特殊关怀而设立的疗养基地。在莫斯科的郊区、列宁格勒附近的彼得宫城和皇村疗养院，乃至边陲的克里米亚和北高加索都有这样的机构[2]。

基比尼是一个小村庄，位于科拉半岛的北极圈内。趁着极昼，他们一边徒步，一边考察地形，有次沿着河流溯源而上还差点迷路，从手表看，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

在基比尼待了一周后，朗道往南打道回府，而伽莫夫夫妇则坐火车北上，到了位于科拉湾的港口城市摩尔曼斯克（Murmansk）。不作停留，他们换上了摩托艇，继续往北驶去，一直开到了北冰洋峡湾的入口处——那里有一个海洋生物观测站。他给考察站的人员做了一场有关极光理论的讲座，这与他物理学家的身份相符。一个月前，伽莫夫就写信给这里的生物学家，希望造访。

当然，夫妇二人清楚，无论是度假还是访问，都是在掩人耳目——此地离挪威边境已然很近，如果他们能侥幸借到（或偷到）一艘平日用于采集生物样本的摩托艇，就可以穿越边境，逃出生天了。

1933年，伽莫夫和妻子划艇横渡黑海试图偷渡。| 图源：伽莫夫自传

二

身长1米94，高挑如竹竿的伽莫夫顶着一头金发，硕大的脑袋里藏满了鬼主意。这次从北极驾驶摩托艇的偷渡，只是他冒出来的几个“越狱”计划中较为靠谱的一个。

在上一年（即1932年）圣诞节，他们也去了趟基比尼“度假”，本打算雇个爱斯基摩人，就像圣诞老人那样，驾着驯鹿雪橇，载着他们逃到芬兰，后来了解到车夫为了赏钱都会向边防告密——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假戏真做”地度了个假。

还有一次，也是1932年，七月份，他们俩从克里米亚划船，带着煮鸡蛋、巧克力以及两瓶白兰地，企图横渡黑海至土耳其，不巧启程次日就遭遇了风暴。他们没有葬身鱼腹，而是在海上漂了三天后，被浪打到了一处不知名的沙滩。他们被几名鞑靼渔民救了，送往了医院，休养两天后“遣送”回了出发前的疗养院。他们对众人谎称是试水时“被夜风吹离”，尽管心理打鼓有多少人信他们的鬼话。

但凡有合法的途径出国，谁还愿意冒这样的危险？伽莫夫自有他难言的苦衷。

他会永远记得若干年前的那个夏天，1928年的6月10日——在朋友们的欢送下，伽莫夫登上了一艘蒸汽船，离开列宁格勒，开启了他的欧洲访学之旅。[3]除了中间有两次夏天短暂回国外，他在德国的哥廷根、丹麦的哥本哈根、英国的剑桥等地，度过了美好且成果丰硕的三年。1931年夏末，他回国续护照，想着办妥后就继续出国参加数月后在德国、意大利举办的两场会议。起初，他还以为这是“小事一桩”，不会出什么岔子。是啊，过去的几年，不都还可以顺利出国吗？

1929年，在哥本哈根的尼尔斯·玻尔研究所，列夫·朗道（左）与乔治·伽莫夫（右）骑着摩托车，中间载着的尼尔斯·玻尔的儿子（中）。| 图源：伽莫夫自传

在等护照下来的空档，伽莫夫乘船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至卡马河，再溯这条巨大的东部支流逆流而上，直抵乌拉尔山脉西麓。在望见乌拉尔山的前一日，他给敬爱的玻尔[4]写了一封信，在描绘完卡马河两岸的荒蛮景色后，他许诺自己绝不会耽误拿护照，除非不幸被当地的熊群当早餐吃掉。[5]

然而，等到了约定日期，他去莫斯科拿护照时，却被告知仍在审批中。有传言说，近一年来，护照不好办了。在一次次的询问中，他错过了九月中旬德国的会议。接着，错过了十月在罗马的会议——那是首届核物理大会，他是唯一被邀请的苏联参会者。一直到第二年，护照还是没影儿，他继续错过了赴密歇根大学暑期讲学的机会。

三

几十年过后，科学史家维纳（Charles Wiener）向伽莫夫问起这段经历。[6]

维纳：“这次会议（罗马会议）是只有收到邀请才能参加的吗？”

伽莫夫：“是的。意大利皇家科学院核物理会议，罗马（Reale Accademia d'Italia, Convegno di fisica nucleare, Roma），由马可尼（Marconi）[7]组织。这些是与会成员，这位是马可尼，这是玻尔、阿斯顿（Aston）和埃利斯（C.D.Ellis），博特（Bothe）、布莱克特（Blackett）还有……”

维纳：“密立根（Millikan）。”

伽莫夫：“……莫特（Mott）[8]。本来应该由我在这里做主要报告，但论文是别人替我宣读的，题为《核结构的量子理论》，因为他们不让我去，你明白吧。内容主要涉及伽马射线和能级之间的关系，这是一次未能成功的尝试，直到延森（Jensen）和玛丽亚·迈耶（Maria Mayer）接手后才取得突破。你可能完全没见过这份资料？”

维纳：“没，我从未见过这版《会议录》。”

伽莫夫：“这些都是原始签名。还有这张明信片，是从罗马寄给我的，当时他们发现我来不了了。这真是一批相当珍贵的签名收藏。”

因无法参加1931年10月的首届国际核物理大会（罗马），与会者给伽莫夫发了一张明信片以表慰问。| 图源：伽莫夫自传

维纳：“莫特和玻尔、吉多·贝克（Guido Beck）、索末菲（Sommerfeld）、理查森（O. W. Richardson）、居里夫人（Madame Curie）、A. H. 康普顿（A. H. Compton）、罗伯特·密立根（Robert Millikan）、萨姆·古德斯米特（Sam Goudsmit）、帕特里克·布莱克特（Patrick Blackett）、R. H. 福勒（R. H. Fowler）、布鲁诺·罗西（Bruno Rossi）、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佛朗哥·拉塞蒂（Franco Rasetti）、汉斯·盖格（Hans Geiger）、有一个我认不出来——泡利（Pauli）、费米（Fermi）……”

伽莫夫：“一些人肯定是意大利人，你不见得知道。”

维纳：“詹-卡洛·维克（Gian-Carlo Wick）。”

伽莫夫：“哦，维克，是的。”

维纳：“C·D·埃利斯、阿斯顿、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博特、科尔比诺（Corbino）。有个名字看起来像是用俄语写的。布里渊（Brillouin）也在。”

伽莫夫：“哦，俄语？那是瓦塔金（Wataghin）[9]，那个曾在白军对抗布尔什维克，之后离开了的俄国人。他是都灵（Turino）的教授。”

维纳：“换句话说，没有来自俄国的人参加那次会议？”

伽莫夫：“没有其他人受到邀请。”

维纳：“我明白了。这，这是怎么发生的？我想知道其中的原委。您收到了个人邀请，是这样吗？没有通过政府渠道？”

伽莫夫：“嗯，你知道，我收到了邀请——我在哥本哈根收到了马可尼的信——邀请我参加这次大会。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那是我第二次待在哥本哈根期间……”

伽莫夫讲起了他回国的原因，他的护照到期了。他起初的苏联护照只允许他在英国待一年，之后为了去哥本哈根工作，玻尔与苏联大使馆沟通，为他把护照延期了半年，照此他需在1931年暮春回国。可马可尼的邀请信里说的明白，这个罗马的会是在这年的十月。他想，不如在哥本哈根多待两三个月，然后去罗马参会，完了再回国。打着这个如意算盘，伽莫夫去了苏联大使馆，希望把护照延期三个月。

几周后，大使告诉他，莫斯科方面希望他先回国一趟，“你已经两年没有回国了，他们想见见你，确认一切安好”。临了，大使还说，“你最好回去，我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听到这话伽莫夫虽有不甘，也只得先回国一趟。谁知道，这一回去就出不来了。

维纳问：“在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变化？是政策上有意识的、渐进的，还是突然的转变？”

“不，显然是非常急剧、非常急剧的转变。” 伽莫夫说——

“你看，这是个辩证的问题。在（上次）我从哥本哈根回来之后，我必须拿到护照才能去英国——哇哦，一个俄国小伙子拿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去和卢瑟福（Rutherford）[10]工作，多棒啊！[11]现在完全是另一种姿态了。（苏联开始把科学划分为）资本主义科学和无产阶级科学，它们相互赛跑，就像太空竞赛这类的说法，人们不应该友好往来，应该继续保持敌对，诸如此类。官方——不，不是官方——我不太记得我是听谁说的了：我想是那位编辑，某个与克里姆林宫有联系的人，我想他是国家出版社（Gosizdat）的编辑，就是出版这本书俄译本的那家出版社。”

维纳：“您1931年的那本书？[12]就是。”

伽莫夫：“我想是他发现的。所以情况是这样的，大会举行的同一年，是黑格尔诞辰或逝世100周年。黑格尔是德国哲学家，他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后来被恩格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13]等人继承。而在德国——当时是纳粹德国，在柏林科学院（Berliner Akademie）或某个地方有一个盛大的黑格尔纪念活动，而苏联没有被邀请。他们邀请了所有其他国家的代表，但没有邀请苏联科学院的人。因为德国科学院，因为希特勒没有邀请俄国人去庆祝黑格尔的生日，他们就决定不让我去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参加这个大会。”[14]

维纳：“这次拒绝发护照是否让您清楚地意识到，就您的职业生涯而言，情况实际上已经改变了？”

伽莫夫：“哦，是的。嗯，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他们也开始批判遗传学并逮捕了瓦维洛夫（Vavilov）[15]。”

四

不发护照，被限制出境，让伽莫夫真切地感受到了斯大林时代的寒意。这种急转而下的变化，就如同秋风才驱散夏夜的炎热，第二天一早树叶就全掉光了，来不及从箱底里把棉衣拿出来的人们，个个冻得瑟瑟发抖。

对局势判断如此的迟钝，伽莫夫一定后悔死了。

早在五年前的1926年，斯大林与布哈林[16]联手击败了托洛茨基[17]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18]的残余势力；两年后，斯大林又击败了支持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这些政治圈层的斗争，作为“象牙塔”中的学者，漠不关心可以，可对于近些年发生在知识分子圈层的那些“异象”，总该有所留意吧——

难道他不知道，就在他第一次出国那年，在沙赫蒂市进行的那场公开审判？55名沙皇时期留下的技术专家和工程师被指控成立“反革命破坏组织”，“故意损坏设备、生产怠工、与国外势力勾结，意图颠覆苏联经济”。11人因此丧命？[19]

好吧，就说这事发生在工业界，与学术界有些距离，难道发生在科学院的事情，他也一点都不关心吗？克林姆林宫制定的科学院新章程，可以开除“其活动明显损害苏联利益”的成员；院士人数从四十五名增加到七十名；还有1929年初的那次选举，明明那三名学术上不合格、而党钟意的候选人已经落选，还要“打破常规”再选一次，硬是把他们塞进去院士的队伍？

好吧，也许灾难落不到自己头上总是感不到痛的；或者，他那个时候正是“春风得意”，即便听说了这些令人不快的消息，也会被物理学中发生的那些眼花缭乱的、激动人心的进展轻易盖掉吧，毕竟——年纪轻轻的他，已经被称作是核物理学这门学科的开拓者了。[20]

如今可好，被限制出境的这两年，自己这个“开拓者”反倒成了“局外人”了。在他滞留列宁格勒的日子里，中子发现了，正电子发现了，氢的同位素氘发现了，他熟悉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的考克饶夫（John Cockcroft）和瓦尔顿（Ernest Walton），第一次由质子加速器实现了核的裂变！[21]

维纳死死咬住，他必须要问问这位核物理的开拓者，如何看待与这些后续发现有关的前前后后的故事——

“您当时（按：伽莫夫1929年初为期一个月的剑桥之行）有机会见到其他人吗？当然，阿斯顿参加了那次讨论，但考克饶夫呢？他当时已经在做一项明显受到您论文影响的工作。”

伽莫夫：“嗯，我想……您知道，我不太记得那次访问具体见到了谁，因为那是在二月份，之后我九月份又去了英国，待了一年。我是在那之前还是之后见到考克饶夫的，真的记不清了。”

维纳不舍得就此放弃：“我去年在考克饶夫去世前与他谈过，后来在英国又见了他一次。我记得他说记得您那次短期访问，而且从他的角度来看，当时大家非常兴奋，因为您的工作确实影响了他的研究。那么，我猜正是因为那次短期访问，您为日后重返英国奠定了基础？”

伽莫夫：“是的。您知道，卢瑟福当时让我计算质子穿透的概率。我告诉他质子需要多少能量——我们当时只计算了指数（级数），直到电荷减半，所需能量应该是这个值。结果发现，一兆电子伏就足以实现相同的穿透效果。”

维纳：“……您也谈到了狄拉克[22]，我想知道当年大家对狄拉克的工作、尤其是空穴理论，普遍的反应是……” 维纳继续问。

伽莫夫：“是关于反粒子吗？”

维纳：“对。”

伽莫夫：“嗯，事情是这样的。那是1929年，我当时正坐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的麦克斯韦图书馆里。狄拉克走进来，他想告诉我些什么，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刚刚提出了一个关于质子——也就是反粒子——的理论。但你知道，他当时相信他可以让狄拉克空穴变得更重，重1836倍，这样它们就能成为质子。他告诉我他正在尝试看看是否……嗯，当时还不太清楚，但他对此非常热衷，并向我解释了他的质子理论。然后我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玻尔，而玻尔非常反对这个想法。接着玻尔——不知为何他总是喜欢用大象打比方——玻尔提出了一个在非洲抓大象的方法；就是说，先找到一个大象饮水的地方，然后——这些都是未发表的——立一块大牌子，上面写上狄拉克关于反粒子的论文的主要思想。大象是一种聪明的动物，它会走过来读牌子，然后震惊地呆立当场，这就给猎人提供了时间从树后跑出来捆住它的腿。这就是玻尔所说的抓大象的方法。”

伽莫夫继续说：“而与此同时，泡利[23]那时就计算过，如果质子是这样的一个空穴，那么在氢原子中，电子就会跳进这个空穴里。他当时根据公式正确计算了电子对的湮灭。所以氢原子存在的时间将不会超过10的负多少次方秒，于是他提出了所谓的‘第二泡利原理’：每当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提出一个理论时，这个理论会立刻适用于他本人。而当狄拉克思考这个想法时，按照他的理论，他的质子（将会是）所有的氢原子，而其他原子也会立刻湮灭。当时反对的声音相当强烈。”

维纳：“与此同时，大约在那个时期，奥本海默[24]发表文章，证明了这不可能是质子，不是吗？”

伽莫夫：“我不记得了。”

维纳：“奥本海默有一篇专门讨论这个主题的论文。”

伽莫夫：“嗯，狄拉克当时跟我说的时候，他确信他能证明这些粒子、这些空穴，比缺失的电子要重。但后来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维纳：“我想奥本海默所做的是证明那（指质子是空穴）不可能是对的。但你的意思是，不仅这个想法当时没有被认真对待，而且还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你暗示甚至还有嘲笑。”

伽莫夫：“哦，是的。确实如此，直到安德森[25]发现了正电子。”

维纳：“嗯，你还记得当时你在哪里吗？正电子被发现时你在列宁格勒。那是1932年。那么你已经回去了？”

伽莫夫：“是的。我当时在列宁格勒，是的。”

“关于正电子的发现，你还记得什么吗？” 维纳直接问，不给对方回旋的余地。

伽莫夫：“不记得了。我显然只是在《自然》杂志上读到了这个消息。”

“你看，如果人们当初没有认真对待狄拉克的理论，那么当正电子被发现时，他们不会自动地将其与狄拉克的理论联系起来。如果他们当初认真对待了，那么他们就会联系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想知道你当时对发现正电子有何反应，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也许这对你来说并不那么重要。” 维纳在垂死挣扎。

“我不记得了。可能我当时正忙着担心苏联俄国哪段边界最容易穿越呢。那时我在俄国没怎么做物理学研究。” 伽莫夫说着，想起来一件相关的事——

“有趣的是，卡皮察（Kapitza）[26]后来给我看过——那是在我出去之后、在他回俄国之前见到他时——因为正电子是在我在俄国期间被发现的，所以我第一次能见到卡皮察是在1934年。他给我看了所谓的‘卡皮察俱乐部’（Kapitza Club）[27]的记录本，其实就是研讨会的记录，附有照片等等。其中有一篇是俄国物理学家斯科别利岑（Skobelzyn）做的报告，照片就贴在上面。斯科别利岑[28]有一张看起来像这样的照片（纸张沙沙作响，展示某物）。这是云室的活塞，磁场是这样的，这张照片是几年前拍的。当时的理论认为这是一个被反射的宇宙射线电子，那次会议上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想知道电子怎么可能被精确地反向反射。就是那张照片。”

维纳：“那些记录本都被拍成微缩胶片了。卡皮察俱乐部的所有记录本都有微缩胶片，所以我会去查看这个。你还记得你和卡皮察讨论时，这件事被记录在册是多久以前吗？”

伽莫夫：“我不知道。我知道那是在正电子被发现之前。这就是为什么卡皮察要把它拿给我看。”

“好的。听起来很棒。”维纳感叹道。

伽莫夫：“但那确实是一张非常漂亮的电子对照片。”

五

滞留在苏联的伽莫夫不得不考虑在国内工作。他一共担任了五个职位，领着五份薪水，因为只有这样才够生活。他是母校列宁格勒大学的教授，也是其下属的物理研究所的成员；他在镭研究所工作并住在那里，这是他名义上正式的工作单位。此外，他还在科学院的物理数学研究所工作；还在约费研究所（Joffe Institute）担任顾问。伽莫夫向维纳描述起当时的情形——

“大量时间都花在领薪水上了——那时没有支票系统——每两周我们就得去五个不同的地方，在出纳窗口排队领薪水。或者我记得是每周一次？对，每周一次，在五个不同的地方领五份薪水。”

“那您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呢？这有可能兼顾吗？” 维纳惊讶地问道。

“我闲着，无事可做。我一直在想办法离开俄国。我那段时间到处旅行，去了克里米亚（Crimea）和摩尔曼斯克之类的地方，就是想方设法要出去。”

尾声

回到本文开头1933年伽莫夫与妻子企图偷渡的场景，现在我们知道了，他们没有成功。当时伽莫夫夫妇从摩尔曼斯克附近的海洋站乘摩托艇试图前往挪威，却发现苏联海军正在峡湾入口处建立潜艇基地，考察站即将关闭。他们再次受挫，只得返回列宁格勒。

也许是感动了上苍，在回家数日后，伽莫夫就奇迹般地收到教育人民委员会来信，通知他被苏联政府选派参加当年（1933年）十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索尔维核物理会议。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白纸黑字的公函要求我必须提前数日赴莫斯科领取护照、签证和火车票。” 伽莫夫在自传中写道：“这引发了极其复杂的心理挣扎。我始终不愿背弃祖国，只要还被允许出国交流并接触世界科学，就一定会归来。”

然而，1933年十月中旬，伽莫夫夫妇乘火车离开苏联经赫尔辛基远赴西方，再未归来。

注释以及参考文献

[1] 布朗斯坦（Matvei Petrovich Bronstein，1906—1938）是苏联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引力研究先驱，其学术成果涉及天体物理学、半导体、量子电动力学和宇宙学领域，并著有多种儿童科普读物。其传记以及物理成就的解读，见G. E. Gorelik, V. Y. Frenkel, Matvei Petrovich Bronstein and Soviet Theoretical Physics in the Thirties, Birkhauser Verlag, 1994. 此时的伊万年科似乎已经脱离了这个圈子，由布朗斯坦取代。关于伊万年科，参见
http://www.g-sardanashvily.ru

[2] 疗养院由中央和地方改善科学家生活委员会（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Improving the Life of Scientists，TSEKUBU）设立，是在科学工作者中进行政治、教育和文化工作的某种中心。关于TSEKUBU，参考
https://library.md/m/articles/view/TSEKUBU

[3] 他先是到了哥廷根，量子力学大师玻恩驻守在那；两个多月后，他于1928年8月22日抵达哥本哈根，成了第一位访问玻尔研究所的苏联物理学家。玻尔不仅帮他办理护照，还为他准备了奖学金，还帮他联系去位于英国剑桥的由卢瑟福领导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访问。伽莫夫随后于1929年1月4日前往剑桥，见到了同胞卡皮察(Pyotr Leonidovich Kapitsa)。待了一个多月后，他于1929年2月12日返回哥本哈根。总共算起来在国外待了近一年后，他于1929年5月返回了列宁格勒。在那里，朋友们像欢迎载誉而归的英雄一样赞扬他的成就，甚至官方刊物《真理报》还刊登了一首政治诗人杰米扬·别德内（Demian Biedny）创作的诗歌。这是他第一次的出国经历。

在玻尔和卢瑟福的帮助下，伽莫夫获得了洛克菲勒国际教育基金会奖学金。他过完1929年的夏天后，离开了列宁格勒，在哥本哈根停留后于1929年10月初到达剑桥，开启其第二次访学经历。此时，同样来自苏联的年轻人朗道（Lev Landau）也在10月份到欧洲访学。在1930年夏天，朗道来到剑桥与伽莫夫碰面。伽莫夫骑着他刚买不久的摩托车载着朗道，进行了一场穿越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旅行，参观了古老的城堡和博物馆。之后，他短暂回到俄罗斯度假。秋天，他再次出国到哥本哈根。1930年年底至1931年年初的那个冬天，他收到1931年十月份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核物理学会议的邀请。他在1931年的夏天骑着摩托车在欧洲各地旅行，返回哥本哈根后，去苏联大使馆申请护照延期。几周后，大使告诉他，莫斯科方面想见见他。几天后，伽莫夫乘坐直飞航班飞往莫斯科。

[4] 尼尔斯·玻尔，丹麦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了玻尔原子模型，成功解释了氢原子光谱，并提出了互补原理与对应原理。因其对原子结构研究的贡献，他于192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创立的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成为了当时量子物理研究的中心。

[5] Hufbauer, Karl. 2009. George Gamow 1904–1968: A Biographical Memoi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6] 以下对话引用自：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George Gamow by Charles Weiner, 1968 April 25 and 26,
http://www.aip.org/history-programs/niels-bohr-library/oral-histories/4325 采访者查尔斯·维纳（Charles Weiner，1935–2017），美国著名科学史家，麻省理工学院（MIT）科学技术史荣休教授。他是其同代学者中专注于当代科学政治、社会及伦理维度研究的杰出代表，尤其关注科学家对其工作所引发的公共争议的回应。参考：https://news.mit.edu/2012/obit-weiner

[7] 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1874-1937），意大利无线电工程师、企业家，被誉为“无线电通信之父”。他于1895年成功进行了首次无线电信号传输实验，并在此后不断改进技术，将通信距离从几米延长至横跨大西洋。因其对无线电通信发展的开创性贡献，他与卡尔·费迪南德·布劳恩共同获得了19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马可尼也是1931年于罗马举行的首届国际核物理大会的关键组织者。

[8] 内维尔·莫特（1905-1996），英国物理学家，197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以在凝聚态物理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而闻名，特别是提出了“莫特绝缘体”的概念，并发展了非晶态半导体和无序体系电子结构的理论，为现代材料科学和电子技术奠定了基础。

[9] 格莱布·瓦塔金（Gleb Wataghin，1899–1986），俄裔意大利物理学家，巴西现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34年受聘于巴西圣保罗大学（USP），创建并主持物理系，直至1949年返回意大利。他是“跨国主义科学身份”的典型代表，其科学生涯跨越俄罗斯、意大利和巴西，将欧洲前沿物理学研究传统、科学价值观与巴西本土社会文化相融合，深刻塑造了巴西物理学的发展轨迹。瓦塔金早年于意大利都灵大学学习物理学与数学，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活跃于欧洲量子力学学术圈，与尼尔斯·玻尔、维尔纳·海森堡、保罗·狄拉克、恩里科·费米等物理学家交往密切。1934年，他应圣保罗州精英阶层邀请，赴巴西创建圣保罗大学物理系，致力于在缺乏研究传统的南半球建立现代物理学教育体系。参考：Tavares, Heráclio D., Alexandre Bagdonas, and Antonio A. P. Videira. “Transnationalism as Scientific Identity: Gleb Wataghin and Brazilian Physics, 1934–1949.”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50, no. 3 (2020): 248–301.
https://doi.org/10.1525/hsns.2020.50.3.248.

[10] 欧内斯特·卢瑟福，新西兰裔英国物理学家，被誉为原子核物理学之父。他通过著名的α粒子散射实验（金箔实验）发现了原子核，并提出了行星模型。此外，他还发现了α射线和β射线，实现了首次人工核反应，并获得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

[11] 这里指伽莫夫上一次回国再出国的经历。伽莫夫大致有两次在剑桥，第一次比较短，一个多月，从1929年1月4日前往到2月12日离开。他见到了他的同胞卡皮察，并在卡皮察俱乐部做了演讲。卢瑟福还带着他参加了1929年2月7日在伦敦举行的皇家学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卢瑟福作为主席主持了“关于原子核结构的讨论”，期间伽莫夫提出了他的液滴模型。之后，他主要待在哥本哈根，1929年5月，在国外待了近一年后，他返回列宁格勒。在玻尔和卢瑟福的支持下，他继续获得了洛克菲勒国际教育委员会奖学金，可以在1929 -1930学年去剑桥。在国内度过夏天后，他离开列宁格勒，在哥本哈根停留，并于1929年10月初抵达剑桥。这次待的比较久，有一年。1930年秋天，伽莫夫从剑桥到了哥本哈根，玻尔为他安排了进一步的支持。

[12] 这里指的是伽莫夫在1931年写的《原子核结构》（The Structure of Atomic Nuclei）一书。

[13]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他通过一系列精密的权力斗争，清除了党内所有主要对手，最终建立了以他个人为核心的绝对独裁统治。他击败布哈林，标志着其权力彻底巩固和“斯大林模式”（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行政命令体系和全面压制）的开启。

[14] 此处伽莫夫的话可能有猜测成分。1931年，纳粹党虽然已经在德国国内通过选举迅速崛起，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但还只是一个在野的政治力量。魏玛共和国正处于深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中（例如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但政权尚未被纳粹完全接管。在海牙（1930年）和柏林（1931年）举行的首届黑格尔大会，苏联代表团提交了参加柏林大会的申请，但被拒绝。国际黑格尔联盟的领导人无法容忍马克思主义者。哲学家拉松（Georg Lasson）在大会上说，“在马克思主义的没有灵魂的唯物主义中寻找黑格尔关于纯粹精神的学说，将是荒谬的，”反过来，马克·米京（Mark Mitin）称这次大会是一次“宗教法西斯主义示威”，它已成为“一面反映资产阶级科学危机、腐朽、衰颓、衰老虚弱和完全无能的镜子。”米京出身于一个犹太裔工人阶级家庭，1919年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员，1925年至1929年间，他在红色教授学院攻读哲学，该机构肩负着培养新一代苏联知识分子的使命。1939年至1961年，他担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50年至1962年期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参考：Andrey Maidansky，Hegel in the Mirrors of Soviet Philosophy: From Love to Hate and Back Again，Hegel-Jahrbuch 2020(1):51-62,
DOI:10.3790/hgjb.2021.207760

[15] 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是苏联顶尖遗传学家，作物起源中心学说提出者。因坚持孟德尔遗传学真理，反对迎合斯大林的政治骗子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伪科学，在科学争论中落败并遭到政治迫害，于1943年冤死狱中。他的悲剧是苏联“李森科事件”中科学界遭受巨大损失的标志，伽莫夫提及的“他们攻击遗传学”正是指这段历史。

[16] 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苏联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被誉为“党的宠儿”。在列宁逝世后，他是斯大林早期的重要政治盟友，共同对抗“左翼反对派”。布哈林主张延续相对温和的“新经济政策”（NEP），允许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认为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渐进之路。

[17] 苏联红军的主要创建者，杰出的革命理论家，“不断革命论”的提出者。他是列宁死后争夺领导权的最主要竞争者之一。他领导的“左翼反对派”反对斯大林为首的官僚机构，并主张推动“世界革命”。他是斯大林在权力斗争中最具威胁的对手之一，其失败和流亡标志着有组织的党内反对派已被基本清除。

[18] 两人都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元老，长期担任重要职务，并与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同为列宁的亲密战友。在列宁病重期间，他们与斯大林组成“三头同盟”，共同对抗托洛茨基。但在击败托洛茨基后，他们很快与斯大林决裂，组成“联合反对派”，但最终被斯大林击败。

[19] 沙赫特案件是1928年在苏联沙赫特城进行的一场针对工程技术人员的公开审判，它指控这些“旧专家”与国外势力勾结进行工业破坏。作为苏联首场大型表演式审判，其影响深远，它不仅为斯大林时代后期的大清洗提供了迫害模式，还通过将工业化进程中的困难归咎于“阶级敌人”，为打击旧知识分子和推行更激进的工业化政策铺平了道路。

[20] 莱昂·罗森菲尔德说：“根据我的经验，核物理学始于一个金发巨人，戴着眼镜，近视，半闭着眼睛，在一个早晨突然出现在哥廷根研究所的图书馆里，他微笑着自我介绍说：‘我是伽莫夫。’” 参考Roger H Stuewer,The Age of Innocence: Nuclear Physics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World Wa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21] Reader, Joseph, and Charles W. Clark. 2013. "1932, a Watershed Year in Nuclear Physics." Physics Today 66 (3): 44–49. doi:10.1063/PT.3.1917. 伽莫夫的第一次剑桥之行正好赶上了考克饶夫和瓦尔顿合作的绝佳时机。他向考克饶夫展示了他的 α 粒子穿透计算和图表，他们计算出相对低能量的质子可能能够使轻原子核解体。这是考克饶夫和瓦尔顿建造以他们名字命名的线性质子加速器的关键动因。

[22] 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1902-1984），英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相结合，提出了狄拉克方程，该方程预言了反物质（如正电子）的存在。他因这一开创性工作于1933年与薛定谔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文中他与伽莫夫讨论的“空穴理论”，正是他预言反物质存在的关键思想。

[23] 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1900-1958），奥地利裔瑞士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他提出了著名的 “泡利不相容原理” ，解释了原子中电子的排布规律，并因此获得了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也以敏锐的批判性思维而闻名，当他认为一个理论不完善时，会犀利地指出其错误，被同行戏称为“物理学的良心”。

[24] 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 1904-1967），美国理论物理学家，被誉为“原子弹之父”。二战期间，他担任绝密的 “曼哈顿计划” 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科学主任，成功领导了原子弹的研发工作。战后，他成为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总顾问委员会主席，但因其战前左翼社会关系以及对发展氢弹的公开异议，在1954年的安全听证会上被吊销了安全许可，成为冷战时期美国政治迫害的标志性事件。

[25] 卡尔·大卫·安德森（Carl David Anderson，1905-1991），美国著名实验物理学家。他因于1932年在宇宙射线中发现正电子（positron，即电子的反粒子）而闻名于世，并因此获得了193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发现为保罗·狄拉克提出的“空穴理论”提供了第一个实验证据，证实了反物质的存在。

[26] 1929年1月4日至2月12日，伽莫夫在英国剑桥访问期间，曾见到他的同胞卡皮察，并在卡皮察俱乐部发表演讲，介绍了他的理论。彼得·卡皮察（1894-1984），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在低温物理学和强磁场方面做出了奠基性贡献，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卡皮察于1921年出国，随后在卢瑟福的领导下，留在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他在英国生活和工作了十三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934年，卡皮察按惯例回苏联探亲并参加学术会议时，苏联政府没收了他的护照，禁止其返回英国。此后，他被留在国内，苏联政府为他专门建立了研究所（即后来的卡皮察物理问题研究所），让他继续研究工作。他于1946年也曾因拒绝参与核武器项目而被斯大林解职，软禁在家数年，直至斯大林去世后才恢复工作。

[27] 卡皮察俱乐部，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卡皮察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起的一个非正式物理学研讨会。该俱乐部以其充满活力、不拘一格的讨论氛围而闻名，吸引了当时众多顶尖物理学家（如卢瑟福、狄拉克、玻尔等）和年轻学生参与，是量子力学发展初期最重要的思想碰撞中心之一。

[28] 德米特里·斯科别利岑（Dmitri Skobeltsyn, 1892-1990）是苏联杰出的物理学家，宇宙射线研究的先驱。他在1920年代末使用威尔逊云室进行的研究中，首次观测到了后来被证实为正电子的高能粒子轨迹，尽管当时未能正确识别。他的工作为反物质的发现奠定了基础。他是苏联科学院院士，曾长期担任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FIAN）的所长，曾领导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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