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凌晨三点打来的。
我正陷在一个关于代码bug的噩梦里,手机在床头柜上发出那种电锯般的震动,把我和我那个虚拟的、永远无法修复的bug一起拽进了现实。
来电显示是“爸”。
这个时间点,这个称呼,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瞬间停止了跳动,然后又疯狂地擂鼓。
我划开手机,几乎是吼着问:“怎么了?”
电话那头是我爸,他的声音像一张被水泡烂了的旧报纸,沙哑,破碎,每一个字都粘连不清。
“小默……你妈……没了。”
没了。
就这两个字。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什么bug,什么工作,什么现实,全炸成了一片白茫茫的雪花。
我甚至没问怎么没的,什么时候没的。
我只说了一个字:“好。”
然后我就挂了电话,坐在黑暗里,一动不动。
窗外的城市还没有醒来,只有远处高架桥上偶尔有车灯划过,像一颗颗流星,飞快地坠落,消失。
我感觉不到悲伤,也感觉不到震惊。
我只是觉得空。
身体里好像被挖掉了一大块,风从那个洞里呼呼地吹过,又冷又疼。
我妈。
那个嗓门洪亮,骂起人来能让整栋楼都听见的女人。
那个总嫌我懒,嫌我乱,嫌我不会照顾自己,却又总是在我回家前就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的女人。
那个我上一次跟她打电话,还因为一点小事吵了一架的女人。
没了。
我摸索着打开灯,光线刺得我眼睛生疼。
我看到床头柜上她上次来给我带的核桃,还没吃完。
我看到衣柜里她给我织的毛衣,线头有点粗,穿上有点扎人。
我看到……我看到了满屋子都是她的痕迹,可她的人,没了。
眼泪就这么毫无征兆地下来了。
不是嚎啕大哭,就是安静地流,一滴一滴,砸在我的手背上,滚烫。
我开始收拾东西,动作机械。
身份证,钱包,钥匙,充电器。
我甚至还想了想要不要带上笔记本电脑,万一公司有急事。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想抽自己一巴掌。
你妈没了,你还想着你那个破工作。
我订了最早一班回老家的高铁票。
天亮的时候,我拖着箱子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感觉自己像个游魂。
整个世界都和我隔着一层毛玻璃,看得见,摸不着,听不清。
在高铁上,我给我爸又打了个电话。
这次他声音稍微稳了点,开始跟我说流程,说灵堂设在家里,说亲戚们都陆续在赶来了。
他说着说着,突然压低了声音,像是怕被谁听见。
“小默,你……给你四叔打个电话吧。”
四叔。
我捏着手机,指节发白。
“他……他知道了吗?”
“我给他发了信息,没回。可能在忙吧。”我爸的声音里透着一丝疲惫和犹豫,“他那个大老板,天南海北地飞,手机估计也经常关机。你打打看,你打,他可能会接。”
我“嗯”了一声。
挂了电话,我翻出通讯录里那个几乎从没拨过的号码。
“四叔”。
这个称呼在我嘴里滚了一圈,感觉有点陌生,又有点滚烫。
关于四叔和我妈的故事,我是从小听到大的。
我们家在北方一个老工业城市,我爷爷奶奶生了四个儿子,我爸是老三。
四叔是最小的那个,生下来的时候又瘦又小,像只没毛的猫崽子,奶奶那时候身体不好,没什么奶水。
家里穷得叮当响,买不起奶粉。
眼看着四叔就要养不活了。
那时候我妈刚生下我没多久,正在奶水最好的时候。
我妈看着襁褓里饿得直哭的四叔,二话没说,解开衣服,就把他抱了过来。
“三嫂,这……这怎么行……”奶奶在一旁抹着眼泪。
“有什么不行的?”我妈嗓门一亮,“奶水就是给孩子吃的,一个也是喂,两个也是带。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饿死吧?”
就这样,四叔开始喝我妈的奶水。
我一口,他一口。
有时候我妈奶水不够,就先紧着他。
用我妈后来的话说:“你那时候胖得跟个小猪似的,壮实着呢,你四叔跟个豆芽菜一样,风一吹就倒,不先喂他喂谁?”
所以,街坊邻居都开玩笑,说我和四叔是“奶兄弟”。
四叔也就这么磕磕绊绊地长大了。
他比我大不了几岁,但我从小就怕他。
他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吵闹,总是很沉默,眼神里有种不属于他那个年纪的阴郁和狠劲。
谁要是敢说我妈一句不好,或者是我在外面被欺负了,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不管对方多高多大,抡起拳头就打。
打完架,一身泥土地回到家,我爷爷要拿皮带抽他,我妈就张开胳膊把他护在身后。
“孩子护着家里人,有什么错?要打打我!”
我妈那瘦小的身板,在我爷爷面前,却像一座山。
后来,四叔长大了,不爱读书,早早地就出去闯社会。
他走的那天,我妈给他煮了十几个鸡蛋,用旧毛巾包得严严实实,又从床底下摸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她攒了很久的钱,皱巴巴的,有零有整。
“建军,穷家富路,拿着。”
四叔,大名陈建军。
他看着我妈,眼圈红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揣着钱和鸡蛋,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一走,就是很多年。
他刚开始在工地上搬砖,后来自己包小工程,再后来……我们就只是听说,他在南方混得很好,成了大老板。
他每年都会寄很多钱回来,给我爷爷奶奶,也给我爸妈。
但我妈从来没动过他寄来的钱,都给他存着。
“一个男人在外面打拼不容易,得有老本。家里好着呢,用不着他的钱。”
他回来的次数很少,每次回来也待不久,来去匆匆。
他和我爸他们兄弟几个话不多,但每次见了我妈,那张在外面饱经风霜、不怒自威的脸上,就会露出一种近乎于孩子般的局促和温顺。
他会说:“嫂子,我回来了。”
我妈就会“哎”一声,然后开始张罗他最爱吃的酸菜炖粉条。
我盯着手机屏幕上“四叔”两个字,犹豫了很久。
最终还是按下了拨号键。
电话响了很久,就在我以为没人接,准备挂断的时候,通了。
“喂?”
一个低沉、沙哑,带着浓浓疲惫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背景音很嘈杂,有机器的轰鸣声。
“四叔,是我,陈默。”我的声音有点干涩。
那边沉默了一下。
“小默啊,怎么了?”四叔的声音立刻变得柔和了一些。
我深吸一口气,感觉那股堵在喉咙里的悲伤又要涌上来。
“四叔……”我顿了顿,用尽全身力气才把那句话说完整,“我妈……没了。”
电话那头,所有的嘈杂声仿佛瞬间消失了。
世界陷入了一片死寂。
我只能听到我自己粗重的呼吸声。
过了足足有半分钟,或许更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四叔的声音才再次响起,像是从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带着一种不真实的颤抖。
“……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凌晨。”
“怎么……怎么没的?”
“脑溢血,走得很快,没受罪。”这是我爸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又是一阵沉默。
我听到听筒里传来一声沉重得像是要把肺都咳出来的呼吸声。
然后,是压抑不住的,像是野兽受伤般的呜咽。
很轻,但透过电流,却像一把锤子,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那个沉默寡言,那个在我印象里永远都站得笔直,好像什么都打不倒的四叔,哭了。
“我……我马上回来。”
他说完这句,就挂了电话。
我握着发烫的手机,眼泪再次糊满了脸。
高铁到站,我爸来接我。
他老了很多,一夜之间。
头发白了一半,背也驼了,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整个人像被抽走了主心骨。
我们一路无话。
家还是那个家,老旧的居民楼,斑驳的墙皮。
但一走进楼道,我就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属于死亡的味道。
是香火味,混杂着纸钱燃烧后的灰烬味。
客厅里已经布置成了简易的灵堂。
正中央挂着我妈的黑白遗照。
照片是她五十岁生日时照的,她烫了时髦的卷发,穿着一件红色的外套,笑得特别灿烂,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照片里的她,那么鲜活,那么有生命力。
可她现在,就躺在照片后面那口冰冷的木头匣子里。
我“扑通”一声跪倒在灵堂前,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
“妈——”
亲戚们围了上来,拉我的,劝我的。
二叔,二婶,大姑,小姑……一张张熟悉又模糊的脸在我眼前晃动。
他们的安慰听起来都那么空洞,那么苍白。
我爸拍着我的背,他自己也在掉眼泪。
“别哭了,小默,让你妈安心地走。”
我怎么能不哭?
我最后一次见她,她还因为我房间乱,把我骂了一顿。
我最后一次跟她打电话,我还嫌她唠叨,不耐烦地挂了。
我还有好多话没跟她说。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她,我这个季度的奖金拿了第一。
我还没带她去她念叨了很久的北京天安门。
我还没……
子欲养而亲不待。
这句话,以前只是书本上一句冰冷的文字,现在,却成了刻在我骨头上的一把刀。
灵堂里人来人往。
有我妈生前单位的同事,有几十年的老邻居,有一起跳广场舞的阿姨。
他们说着我妈的好。
“你妈这人,刀子嘴豆腐心,热心肠啊。”
“是啊,上次我家漏水,还是她第一个发现,帮着忙活了大半天。”
“可惜了,这么好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
我跪在蒲团上,机械地磕头,回礼。
我的悲伤,好像被这些嘈杂的人声冲淡了,变成了一种麻木的,迟钝的疼痛。
二叔负责记账,二婶在旁边帮忙招呼客人。
她凑到我爸身边,压低了声音,但我还是听见了。
“三哥,建军那边怎么说?回不回来啊?”
我爸叹了口气:“刚小默给他打了电话,说马上回来。”
“马上是多马啊?”二婶撇了撇嘴,“他现在可是大老板,日理万机的,别是嘴上说说吧?这当嫂子的没了,他这个当小叔子的,要是不回来,那可真叫人戳脊梁骨了。”
“胡说什么!”我爸瞪了她一眼,“建军不是那样的人。”
“我这不是担心嘛。”二婶的声音不大,但足够让周围几个人听见,“再说了,他现在有钱,他回来,这丧事的费用……也能帮衬帮衬不是?”
我心里一阵恶心。
我妈尸骨未寒,他们想的,就是这些。
夜深了,客人们都散了。
灵堂里只剩下我们自家人。
按照规矩,我和我爸要守夜。
我们俩就那么一动不动地跪着,谁也不说话。
香炉里的香燃尽了,我爸颤巍巍地站起来,又续上三炷。
烟雾缭绕中,我妈的笑脸显得那么不真实。
“爸,”我哑着嗓子开口,“妈走的时候,痛苦吗?”
我爸的肩膀抖了一下。
“不痛苦。”他说,“晚上看电视还好好的,笑着跟我说那个演员长得真俊。后来她说头晕,想去躺会儿。我扶她进屋,刚躺下,人就不行了。前后不到十分钟。”
“医生说,这种走法,是福气,没遭罪。”
福气。
我咀嚼着这两个字,心里五味杂陈。
对于她来说,或许是福气吧。
可对于我们这些被留下的人来说,太突然了,太残忍了。
连一个好好告别的机会都没有。
第二天,四叔还是没有到。
二婶的嘴就没停过。
“我就说吧,指望不上。人家现在是什么身份?哪还记得我们这些穷亲戚。”
“当年要不是三嫂一口奶一口奶地喂他,他早没命了。真是白眼狼。”
她的话像一根根针,扎在我爸心里,也扎在我心里。
我爸闷着头抽烟,一根接一根,不说一句话。
我知道他在等。
我们都在等。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关机。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难道,四叔真的像二婶说的那样,忘了本?
我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
我记忆里的那个四叔,那个为了维护我妈,可以跟比他高一个头的孩子打得头破血流的少年,不是这样的人。
可是,他为什么不回来?
哪怕,是回来看最后一眼。
到了下午,灵堂里又来了一拨人。
是殡仪馆的,来商量出殡的流程和时间。
二叔跟他们谈价格,为了几百块钱争得面红耳赤。
我看着那一张张因为利益而扭曲的脸,突然觉得一阵强烈的眩晕和恶心。
这就是我妈为之付出了一辈子的家吗?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是本地。
我疑惑地接起来。
“喂,是陈默先生吗?”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
“我是。”
“我是XX航空公司的,您叔叔陈建军先生乘坐的航班因为天气原因备降在邻市机场了。他手机没电了,借我的电话跟您说一声,他正在转乘大巴车往回赶,大概晚上能到。让你们别担心。”
我的眼泪“刷”地一下就涌了上来。
备降,转乘大巴。
我几乎可以想象到,四叔在机场里焦急万分,想尽一切办法要赶回来的样子。
我挂了电话,走到我爸身边,把事情跟他说了。
我爸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瞬间就亮起了一点光。
他掐灭了烟,直了直腰板,对正在讨价还价的二叔说:“别争了,就按最好的标准来。所有费用,等建军回来,他出。”
二叔和二婶对视一眼,脸上的表情很精彩。
二婶的嘴张了张,最终还是没敢再说什么。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四叔的存在,不仅仅是一个亲人。
他是我爸的底气,也是这个家的一根定海神针。
只要他还在,这个家,就散不了。
晚上十点多,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停在了楼下。
车门打开,一个人影走了下来。
很高,很壮,穿着一身黑色的风衣,风尘仆仆。
是四叔。
他比我上次见他,好像又老了一些,两鬓已经有了白霜,脸上的线条像刀刻一样,写满了岁月的沧桑。
他没有拿行李,两手空空,一步一步地走上楼。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忽明忽暗。
他的身影在光影里被拉得很长。
他走进屋,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他径直走到灵堂前,看着我妈的遗像,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撩起风衣的下摆,“扑通”一声,重重地跪了下去。
那一声闷响,像是砸在了所有人的心上。
他没有哭,也没有说话。
他就那么直挺挺地跪着,脊背像一杆标枪。
可我分明看到,他那宽阔的肩膀,在微微地颤抖。
过了不知道多久,他缓缓地,磕了三个头。
每一个头,都磕得那么用力,额头撞在地板上,发出“咚”的声响。
整个屋子,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只有二婶,不合时宜地小声嘀咕了一句:“总算是来了。”
四叔缓缓站起身,转过头,目光像刀子一样扫过二婶的脸。
二婶吓得一哆嗦,立刻闭上了嘴。
他的目光最后落在我爸身上。
“三哥。”他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
我爸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眼圈红了。
“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四叔又看向我,对我点了点头。
“小默,长大了。”
那一晚,四叔没有走。
他和我爸,我们三个男人,一起守夜。
他脱掉了风衣,里面是一件黑色的衬衫,袖子挽到手肘,露出结实的小臂。
他从我爸手里接过燃尽的香,重新点上,动作熟练,仿佛做过千百遍。
他跪在蒲团上,一跪就是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
这个男人,和我流着相似的血,却过着和我截然不同的人生。
他在外面经历了什么,才从那个瘦弱的少年,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那些年,在我看不到的地方,他是不是也曾有过绝望和无助?
在那些时刻,他会不会想起,在遥远的北方老家,有一个女人,曾经用她的乳汁,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后半夜,我爸撑不住,靠着墙睡着了。
灵堂里只剩下我和四叔。
他突然开口,打破了沉默。
“你妈……她走之前,有没有说什么?”
我摇摇头:“没有,走得很突然。”
他“嗯”了一声,又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她这几年,身体怎么样?”
“挺好的,就是血压有点高。她不听劝,还是喜欢吃咸的。”我说着,鼻子又开始发酸。
“她就是这个脾气。”四叔的声音里,竟然带了一丝微不可察的笑意,但那笑意里,全是苦涩。
“倔,一辈子都这么倔。”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根。
我们俩就在灵堂前,默默地抽着烟。
烟雾缭绕,模糊了我妈的笑脸,也模糊了我的视线。
“小默,”四叔忽然说,“你知道吗?我这条命,是嫂子给的。”
我点点头:“我知道。”
“不,你不知道。”他摇摇头,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烟头的火光在他深邃的眼眸里明明灭灭。
“当年,我不止是饿。我得了很重的病,上吐下泻,医生说,养不活了,让家里准备后事。”
我愣住了,这些事,我从来没听人说起过。
“家里穷,没钱治。我爸……我爷爷,他甚至找人来看好了后山的一块地。”
“所有人都放弃了,只有她没有。”
“她抱着我,挨家挨户地去求偏方。大冬天的,雪下得有一尺厚,她抱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走。我至今都记得,她的脸冻得通红,嘴里呼出的白气,还有她抱着我的那双手,明明冻得像冰块,可我感觉,好暖和。”
“后来,不知道是哪个偏方管用了,还是我命大,我竟然挺过来了。”
“从那时候起,我就在心里发誓,这辈子,陈建军,你就是给嫂子当牛做马,都还不清她的恩情。”
“她不是我嫂子。”
四叔把烟头狠狠地摁在地上,抬起头,眼睛里闪着泪光。
“她是我妈。”
我再也忍不住,别过头,任由眼泪肆意流淌。
第二天,是出殡的日子。
按照我们这儿的风俗,儿子要穿孝服,摔瓦盆,引路幡。
我是唯一的儿子,这些,都该我来。
一大早,孝服就送来了,是粗糙的麻布做的,穿在身上又硬又扎。
就在我准备穿上的时候,四叔走了过来。
他从我手里拿过那件孝服。
“我来。”他说,语气不容置疑。
所有人都愣住了。
二叔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建军!你胡闹什么!这是孝子穿的!你是她小叔子,哪有小叔子给嫂子穿孝服的道理?这不合规矩!传出去让人笑话!”
“规矩?”四叔冷笑一声,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扫过在场的所有亲戚。
“我陈建军这辈子,最不信的,就是规矩!”
“我只知道,谁对我好,我就要对谁好。谁给了我命,我就要给谁送终!”
“今天,这孝服,我穿定了!谁敢拦我,别怪我陈建军翻脸不认人!”
他身上那股常年身居高位、说一不二的气势瞬间爆发出来,压得所有人都喘不过气。
二叔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但对上四叔那双狼一样的眼睛,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四叔不再理会任何人,他沉默地,庄重地,穿上了那件麻布孝衣。
他那么高大的身材,穿着那件明显小了一号的孝服,显得有些滑稽。
但是,没有一个人笑得出来。
所有人都看着他,看着这个风尘仆仆从千里之外赶回来的男人,用这种最笨拙,也最真诚的方式,来报答那个女人的恩情。
他不仅穿上了孝服,还从我手里接过了引路幡。
长长的竹竿上,白色的幡布随风飘动。
他扛着幡,走在了送葬队伍的最前面。
他的背影,在清晨的薄雾里,显得那么高大,又那么孤单。
我跟在他身后,看着他每一步都走得那么稳,那么坚定。
我知道,他不是在引路。
他是在用自己的身体,为那个给了他生命的女人,撑起最后一片天。
到了墓地,是最后的告别。
我妈的骨灰盒被缓缓放进墓穴。
我爸哭得像个孩子。
我也哭得泣不成声。
亲戚们都在哭,有真心的,也有应付场面的。
只有四叔,他没有哭。
他只是静静地站在墓碑前,看着那个小小的盒子,被黄土一点一点地掩埋。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但他的眼睛,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里面蓄满了悲伤。
当最后一铲土盖上,一切尘埃落定。
他突然“噗通”一声,又跪了下去。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小的,用红布包着的东西。
他打开红布,里面是一块玉。
不是什么名贵的玉,就是最普通的那种平安扣,看得出,已经戴了很久了,被摩挲得油光水滑。
他把那块玉,轻轻地放在了墓碑前。
然后,他对着墓碑,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嫂子,”他喃喃自语,声音小得只有我能听见,“建军,不孝。没能见你最后一面。”
“你给我的这条命,我一直好好地用着。没给你丢人。”
“下辈子,你要是还缺个儿子,你等着我。我还给你当儿子,我给你养老送终,我让你过好日子。”
他说完,眼泪终于决堤。
一个四十多岁,在外面叱咤风云的男人,在自己“母亲”的坟前,哭得像个迷路的孩子。
那一刻,所有的规矩,所有的伦理,所有的世俗眼光,都变得不再重要。
我只看到了一颗赤诚的,感恩的心。
丧事办完了。
亲戚们陆陆续续地都走了。
家里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
我妈的音容笑貌,还留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可这个家里,再也没有那个会冲我大吼大叫,又会偷偷给我做好吃的女人了。
四叔没有马上走。
他留了下来。
他把丧事所有的费用都结清了,一分钱都没让我爸掏。
他还给了二叔二婶他们一笔钱,算是辛苦费。
二婶拿着钱,脸上笑开了花,嘴里说着:“建军就是有出息,不像我们家的,没本事。”
我看着她那副嘴脸,只觉得恶心。
四叔却好像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
他只是默默地做着他认为该做的事。
他请人把家里重新粉刷了一遍,换了老旧的家具。
他说:“嫂子爱干净,这家里,得让她看着舒心。”
他还带着我爸去医院做了个全面的身体检查。
他对我爸说:“三哥,以后,我就是你儿子。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我爸一个劲地摆手:“用不着,用不着,我还有小默呢。”
四叔看了我一眼,说:“小默有小默的生活。你不能总指望他。”
然后他又对我说:“小默,你爸,以后就拜托你了。我离得远,照顾不到。但是,钱的事,你不用担心。你爸所有的开销,都算我的。”
我点点头,说:“四叔,我知道。”
他要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爷仨,在家里喝了顿酒。
我爸喝多了,哭着说了很多我妈以前的事。
说他们刚结婚的时候有多穷,说我妈怎么陪他一起吃苦,说我妈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
四叔就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闷酒。
他的酒量很好,但那天晚上,他也喝多了。
他红着眼睛,抓着我的手,说:“小默,你比我幸福。你从小就有妈。”
“我没有。我记事起,我妈……我亲妈,她就不怎么抱我。她嫌我身子弱,晦气。”
“是嫂子,她从来不嫌弃我。她抱我,亲我,给我洗澡,给我唱儿歌。”
“我小时候,做梦都想管她叫一声‘妈’。但是我不敢。”
“我怕别人说闲话,怕我爸我妈不高兴,更怕……怕她为难。”
“这一声‘妈’,我在心里叫了四十年。”
“现在,我终于可以叫了,可她……她听不见了。”
他说着,趴在桌子上,肩膀剧烈地耸动着。
我伸出手,想拍拍他的背,却又缩了回来。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
因为我知道,他的那种痛,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抚平的。
第二天,我去送四叔。
还是那辆黑色的越野车,一个年轻的司机在驾驶座上等着。
临上车前,四叔从后备箱里拿出一个大箱子。
“这是给你妈买的。本来想让她过年的时候穿。”
我打开箱子,里面是一件黑色的貂皮大衣。
款式很新,毛色油亮,一看就价值不菲。
我妈这辈子,最贵的一件衣服,就是我工作后给她买的一件打折的羊绒衫,她宝贝得不得了,只有逢年过节才舍得穿。
她要是看到这件貂,估计会骂四叔败家,但心里,一定会乐开了花。
可她,再也穿不上了。
“四叔……”我的喉咙又开始发堵。
“拿着吧。”他把箱子塞到我手里,“烧给她。让她在那边,也穿得暖和点。”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力气很大。
“好好照顾你爸。有事,给我打电话。”
说完,他转身上了车。
车子缓缓开动,汇入了车流。
我抱着那个沉重的箱子,站在路边,看着车子消失的方向,站了很久很久。
我妈走了之后,生活好像什么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我还是得上班,下班,挤地铁,吃外卖。
我爸还是每天去公园遛弯,跟老头们下棋,吹牛。
只是,家里少了一个人的声音,变得异常安静。
我和我爸的交流也变少了。
我们俩都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个会让我们同时崩溃的话题。
四叔每个月都会准时给我爸打一笔钱,数目不小。
我爸不要,他就直接打到我的卡上,让我转交。
他还经常会寄一些东西回来,南方的水果,海边的特产,还有各种各样的保健品。
每次收到快递,我爸都会看着那些东西,沉默很久。
然后叹口气说:“这孩子,瞎花钱。”
但他脸上的表情,我知道,是欣慰的。
第二年清明,我请了假,回老家给我妈扫墓。
我没想到,在墓地,我竟然遇到了四叔。
他比去年更瘦了,也更黑了,但精神看着还不错。
他站在我妈的墓碑前,正在用一块湿毛巾,仔仔细细地擦拭着墓碑上的照片。
那动作,温柔得像是在抚摸情人的脸。
“四叔,你怎么回来了?”我走过去,轻声问。
他回过头,看到我,笑了笑。
“嫂子的第一个清明,我能不回来吗?”
我们俩一起,把带来的鲜花和贡品摆好。
四叔点上香,又烧了很多纸钱。
火光映着他的脸,明明灭滅。
“公司最近很忙吧?”我问。
“还行。”他言简意赅。
“其实……你不用每年都特意赶回来的。”我说,“我知道你忙,心意到了就行。”
他摇摇头,看着墓碑上的照片,眼神悠远。
“小默,你不懂。”
“对我来说,这里,不是墓地。”
“这里,是家。”
“只有站在这里,我才感觉,我的根,还在这里。我才感觉,我不是个孤魂野鬼。”
“以前,嫂子在,家就在。我不管在外面混成什么样,我知道,我有个地方可以回。”
“现在,嫂子走了。这个家,就搬到这里来了。”
“只要我还能走得动,每年,我都会回来。看看她,跟她说说话。”
他说得很平静,但我听得心里翻江倒海。
我们俩在墓前坐了很久,谁也没有再说话。
山风吹过,松涛阵阵,像是低声的呜咽。
我想起了很多年前,那个护在我妈身前,跟人打得头破血流的少年。
我想起了那个在车站,揣着鸡蛋和皱巴巴的钞票,头也不回地奔向未卜前程的青年。
我想起了那个在灵堂前,跪得笔直,像一尊雕塑的男人。
我想起了那个在坟前,哭得像个孩子的男人。
原来,有一种感情,可以超越血缘,可以跨越生死。
它不是爱情,不是亲情,却比爱情更纯粹,比亲情更厚重。
它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最极致的感恩,和最深沉的眷恋。
临走的时候,四叔突然对我说:“小默,以后别叫我四叔了。”
我愣了一下:“那……叫什么?”
他笑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得那么轻松,那么释然。
“就叫我……四哥吧。”
我看着他,看着他眼里的真诚和期待。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好,四哥。”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向山下走去。
阳光下,他的背影,不再孤单。
因为我知道,从今以后,我们是兄弟。
我们会一起,守护着我们共同的“母亲”,和那个永远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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