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反腐困局：越反越贪的制度根源

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作者曹雪芹家的败落，发生在雍正年间。因贪墨枉法，曹家被抄家，而彼时的曹家，身为江宁织造，富可敌国，备受皇家恩宠。曹家本就是皇亲国戚，曹雪芹的奶奶更是康熙皇帝的奶妈，这样的身份，本该受到皇家的格外庇护。就像王熙凤所说，“即使有人告我们家谋反也不怕”，可即便如此，曹家依然没能逃脱被抄家的命运，最终落得个“树倒猢狲散，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结局。

这并非孤例，曹家也不是运气不好被盯上的倒霉蛋。和他们一同倒霉的，还有与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王、薛、史三大家族，四大家族尽数衰败。除此之外，当时“坏了事”的还有不少人：秦可卿所用的棺材，便是出自“坏了事”的义忠亲王；南安郡王等宗室贵族也未能幸免；而贾雨村这类趋炎附势、几起几落的投机分子，最终也落得个革职抄家的下场。就连宫中，也有六宫人员集体逝世、小爵爷被抄家的惨状。

由此看来，在清朝当官，俨然是个高危行业。被抄家、被贬谪，从来都不是什么小概率事件。怪不得曹雪芹会在书中感叹“今嫌紫蟒长，致使锁枷扛；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在那个时代，官员一生中遭遇灭顶之灾，反而成了大概率事件，也正因如此，曹雪芹才会生出浓厚的人生无常、繁华幻灭之感。

言归正传，我们来聊聊清朝打击贪腐的力度。从上面列举的例子不难看出，清朝在整个皇权社会中，对贪腐的整治力度可以说是空前的。有数据为证：清朝从1644年建立到1911年灭亡，共268年，期间因贪污受贿、走私等各类经济犯罪，被追究刑事处分的一二品大员（此处仅列举“大老虎”，未计入基层小贪），据统计就有165人。其中，被判斩立决的71人，被判斩监候（即死缓）的52人，受到其他刑事处分的42人。

在这些官员的贪腐案件中，留存下来的审理记录共有53个案例。这53桩案件里，100天之内结案的有26个，100天到200天结案的有17个，200天到一年之内结案的有6个，拖延到一年以上的案子只有4个。由此可见，清朝一朝对贪腐的查办力度、速度和决心，不可谓不大，也真正做到了从严从速、绝不姑息的雷霆高压态势。

可即便如此，天雷滚滚、人头落地，我们依然能发现一幕特别诡异的景象：清朝中期，依然未能摆脱腐败的漩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大贪、巨贪前赴后继，且越往后越失控。到了晚清，更是演变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之一。以至于连杀贪官杀到手软的乾隆皇帝，到了晚年也满心纳闷：“朕五十多年以来，对贪官从来没有手软过，可为什么贪污的官员依然接踵而至、源源不断呢？”

清朝贪腐与反贪博弈的高潮，就出现在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坚信，“贪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害；斧钺一日未加，则贪腐一日不止”。可以说，在反贪、治贪这件事上，乾隆比他的爷爷康熙、父亲雍正做得更绝、更不留情面，后来的子孙也没有谁能达到他的力度，他可谓是大清“反腐第一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可就是这样一位对贪腐绝不手软的皇帝，他所处的朝代，却成为了清朝贪腐最严重的高峰时刻，真正陷入了“越办越贪”的怪圈。而且，乾隆朝的贪腐，早已超越了简单的经济犯罪，演变成了在各项制度下形成的普遍现象，呈现出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全方位、无死角的糜烂之势。

这到底是为什么？我看过一种解读，说是高度集权的皇权制度设计，让官员不堪重负，不得不滥用权力——要么自保，要么营私牟利，这才是根本原因。正是这种制度，导致了官员“不得不贪”的荒谬现象：你不贪，就无法开展工作，你的衙门就不能正常运转。这种制度缺陷，让官员们只能如走钢丝一般，在贪与不贪之间挣扎。

以林则徐为例，他是公认的清官。他去世后，三个孩子分家，每个人仅分到6000两银子，一位任职近20年的督抚大官，一生储蓄不过两万两银子。曾国藩曾评价他：“督抚二十年，如此清廉，真不可欺，吾辈当以为法。”可就是这样一位举世公认的清官，在担任陕西巡抚期间，仅陕西粮道每年就要向他赠送礼金上千两，再加上其他各部门的“孝敬”，每年的此类收入高达万两。而他，正是用这些钱来维持衙门的日常工作运转。他虽不蓄私财，但这些收入并非合法所得，从本质上来说，这也算是贪腐。

你说，这个局该怎么解？这其实就是结构性腐败和系统性不合理造成的困境。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官员一言九鼎，上级直接决定着下级的升降生死。在这样的系统里，无论你清除多少贪官，贪腐现象都不可能真正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