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他们在美丽华酒店办了场简单的婚礼,圈里不少人来见证。那时候金庸32岁,朱玫小他11岁,生活刚起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两人互相支持,打算一起干点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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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明报是他们共同的努力。1959年报纸创刊,初期资金短缺,办公室简陋得不行。朱玫从大公报跳槽过来,当起唯一的女记者,还管采访和决策。她不光写稿,还得帮着拉广告,处理财务。
创业难的时候,她把自家金银首饰卖掉,凑钱发员工工资。金庸写社论,她每天从九龙煮饭送到港岛报社,两人有时一杯咖啡分着喝,就为了省点开销。朱玫后来还管华人夜报和明报晚报的采访,帮报纸一步步站稳脚跟。
他们的四个孩子就是在那段忙碌日子里生的。长子查传侠聪明,早早显出才华,但家里氛围越来越紧张。金庸和朱玫性格都强,他是大男子主义,她受西方教育,有自己的主意。报社里常为业务吵架,冷战是家常便饭。金庸渐渐觉得郁闷,经常去酒吧消遣,就在那遇上林乐怡,一个16岁的少女侍应。两人聊得投机,他开始移情,瞒着朱玫在跑马地另置房产,关系越来越近。
离婚的事来得突然。1976年,金庸提出分开,说对林乐怡动了真心。朱玫震惊,但没纠缠太久,就同意了。她提了条件:渣甸山房产的30万港元和产权全归她,没要明报股份,也没争抚养权,只要求孩子们在新家不受亏待。还有传闻她要林乐怡做绝育手术,确保子女权益,不过这没得到证实。手续办完,朱玫搬出去,金庸很快娶了林乐怡,两人后来没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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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后朱玫的生活直线下滑。她40多岁就淡出圈子,个性倔强,不肯示弱,也不接受金庸的钱或探访。他派人送支票,她几次拒绝,甚至让儿子出面也被挡回。房产她加按了好几次,到1982年欠银行400多万,还不上,三年后银行收走。她搬到破旧唐楼,日子过得拮据。九十年代中,有人见她在铜锣湾街边卖手提袋维生。她没再婚,子女都去了国外,身边越来越冷清。
朱玫的晚年就是这样孤独度过的。1998年,她因肺结核恶化住进湾仔律敦治医院。那时候香港医疗发达,这病本可以治好,但她病情拖得太久,身体瘦弱得不成样。住院几个月,没人探访,子女远在海外,前夫也没消息。她拒绝通知任何人,就这么静静躺着。11月8日,她在医院过世,享年63岁。医院等了很久,无人来领遗体,最后是员工代办死亡证明和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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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对朱玫的亏欠成了他晚年的心结。他不止一次公开说,对不起她,走得太凄凉。2017年接受访问,他还提到这事,语气满是歉疚。但话说回来,当年选择出轨,抛下共患难的妻子,带来的后果谁也逃不掉。朱玫一生独立,却在贫困中结束,让人想想婚姻的脆弱。金庸事业风光,晚年却总在回忆这些遗憾。
这段往事提醒人,感情里责任重于一时冲动。金庸武侠小说里英雄仗义,现实中他却让朱玫吃尽苦头。她帮他建起明报帝国,到头来一无所有。离婚后她拒绝援助,坚持自立,这份骨气值得敬佩。但也正因如此,她晚年没人陪伴,病床上孤零零的。金庸后来娶林乐怡,生活稳定,却无后代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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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转折往往在小事上。金庸和朱玫吵架多源于工作分歧,他觉得她太强势,她嫌他太传统。出轨成了导火索,毁了家庭。长子自杀加剧裂痕,朱玫从此封闭自己。拒绝金庸帮助,不是赌气,而是彻底失望。她卖货度日,头发花白,还得面对街头风雨。
朱玫的教育背景让她本可过上体面生活,却因离婚一落千丈。她港大毕业,英语流利,本是职场精英。帮金庸时尽心尽力,离婚后却不愿沾边。金庸事业巅峰,明报卖出大价钱,他致富,她却贫困潦倒。这对比让人感慨,人生选择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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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8年,朱玫已病重多时。医院记录显示,她入院时体弱,咳血严重。没人陪伴,她就靠阅读打发时间。去世那天,床头空空,遗物寥寥。医院员工办手续时,还感慨她一生坎坷。金庸后来捐款医院,或许是种弥补。
这段历史不光是名人八卦,更是关于忠诚和后果的教训。金庸小说影响一代人,私生活却有缺憾。朱玫的坚强和凄凉,成了他无法抹去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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