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主力军撤退时，留下36名伤员重新拉队伍，后来发展成1个军

1939年秋天，苏南一带的稻谷刚刚收割完，阳澄湖边的芦苇却越长越密。湖水表面看着风平浪静，水下却暗流涌动，就和那一年江南的局势一样，看似安稳，实际处处杀机。那时，日本侵略军已经控制了大城市，国民党军队一面打仗，一面又防着共产党，新四军与江南各路抗日武装，被夹在缝隙中艰难支撑。很多故事，就是从这些缝隙里生长出来的。

有意思的是，后来家喻户晓的京剧《沙家浜》，讲的正是阳澄湖一片芦苇荡里的斗争。但在舞台灯光亮起之前，在人物形象被艺术加工之前，真实的历史是血淋淋的，是带着火药味和泥土味的。剧中那个英姿勃发的指导员郭建光，原型就是新四军干部刘飞——只不过，那时他还叫刘松清，又或者叫刘清，人还不到三十岁，就已经几次在生死线旁打转。

要理解后来的那三十六名伤员、那支东路军，甚至后来发展成一个军的故事，还是得从1938年说起。从一个年轻干部南下入伍，到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崛起，再到阳澄湖畔“主力撤走只剩伤员”的绝境，这一连串变化，时间并不长，却足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一、江南战火起：从抗大教室到芦苇丛中

1938年年初，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大城市相继沦陷，敌后战场却在暗暗生长力量。那一年，刘松清结束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奉命南下，到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担任政治部主任。抗大的课堂里讲的是理论和经验，江南的战场上则要用枪声和鲜血来验证一切。

第六团团长叶飞那时也正值壮年，做事果断，说话干脆。面对国民党规定的新四军活动范围，他不打算老老实实待在圈里，决定带部队向常熟、无锡、江阴一线的日军据点发起袭扰。对敌人来说，这是后方，对新四军来说，却是开辟根据地的机会。部队一路南下，在武进一带同“江南抗日义勇军”会师，两支队伍合兵一处，力量一下子壮大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两支队伍合并后，陈毅亲自给这支武装起名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还在不久后设立了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叶飞担任副总指挥，刘松清出任政治部主任。因为国民党对共产党军队的盘查越来越严，为了隐蔽身份，刘松清在组织安排下改名为“刘清”。从那一刻起，他的名字就和江南水网地带的斗争紧紧拴在一起。

从1939年夏天开始，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接连对日军车站、机场发动袭击。对日军来说，这些袭击虽然不能立刻改变战局，却严重干扰了交通补给和后方秩序；对老百姓来说，这些战斗让他们看到侵略者也不是铁打的，士气大受鼓舞。队伍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很快发展到三千五百人左右，在苏南东路一带，已经算得上是一支有影响的武装力量。

刘清作为政治部主任，一方面要做思想工作，稳住新战士的心；一方面又要深入敌后群众当中，发动支前、收集情报、宣传抗日主张。他的名字在当地口口相传，许多青年在听了他的讲话后，扔下锄头、离开作坊，走进队伍。某种意义上说，后来那三十六名“伤员骨干”的基础，正是在这阶段一点点打下的。

然而，局势从不会一直顺着人心愿转。就在新四军和地方抗日武装节节发展的时候，国民党方面突然开始变脸。名义上是“限制越界活动”，实质上则是在一步步挤压新四军的生存空间。从1939年9月起，国民党军队不断在苏南制造摩擦，新四军被迫在战斗和周旋中应对双重压力，矛盾越来越尖锐。

一次激烈的冲突中，刘清在前线巡视阵地，不幸中弹负伤。战场上的救护条件极其简陋，抬下前线时，很多人都以为他撑不过去。好在当地老百姓和卫生员尽力抢救，他总算从鬼门关前跌回来了。遗憾的是，伤势太重，他一时无法随队行军。这一点，在后来看来，反倒成了一个别样的转折。

二、阳澄湖边：主力已撤，只剩伤员三十六人

1939年10月初，随着局势急剧恶化，新四军及江南抗日义勇军主力为了避免与国民党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扩大，只能选择撤离苏南部分地区。主力部队相继转移，留下的却是一批来不及转移的重伤员。

阳澄湖周围芦苇丛生、水道密布，本是隐蔽的好地方，却挡不住不断逼近的危险。包括刘清在内，四十余名伤员因为伤势太重，只能在湖区附近分散隐蔽，一部分被安置到群众家中秘密养伤，一部分则在临时搭建的掩体里度日。主力已经远去，身边不再有整建制部队，只有躺在床板上的战士和为数不多还能勉强行动的人。

在这群伤员中，职务最高的是刘清。哪怕行动受限，他仍得承担起组织和领导的责任。他安排重伤员优先藏到可靠群众家里，又带着还能端枪的伤员，在阳澄湖芦苇荡与日伪军反复周旋。白天不敢大规模行动，只能依靠老乡送来一点粮食和药品；夜里则利用熟悉水路的渔民帮助转移，甚至还要时不时转移藏身之处，防止被敌人摸到线索。

试想一下，这个阶段，他们名义上是“伤员”，实际却必须随时准备再战。有的战士本身就带伤，又要扛着枪，挨饿受冻；有的刚被救活不久，又在小规模冲突中牺牲。时间拖得越久，伤员人数就越少。有人伤重不治，有人被敌人抓走，最终能坚持到最后的，只剩下三十六人。这三十六名伤员，后来就成了《沙家浜》中那批“隐蔽在芦苇荡里的战士”的历史原型。

大约一个月之后，多数伤员的伤势已经基本恢复，只有刘清还未完全康复。有人劝他安心养伤，等将来归队再说。刘清却在一次秘密小会中，咬着牙说了一句非常硬的话：“鬼子和汉奸，现在气焰这么嚣张，这里不能没人扛旗。咱们就用这三十几个还打得动枪的，把抗日义勇军的牌子再立起来。”这句话，不是文艺作品中的台词，而是当时他真实的态度。

在这个基础上，经上级批准，他以三十五名基本康复的战士为骨干，重新组建武装，取名“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军”。这支队伍规模不大，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几乎人人身上带着伤，人人都经历过被主力“不得不留下”的那段日子，心理上对这块水网地带有一种很强的依恋感。不得不说，这样的队伍，韧性往往格外惊人。

随着时间推移，刘清伤愈之后，被任命为组织部科长，继续在这支队伍中发挥作用。东路军一边同日伪军作战，一边恢复和重建同苏南各地党组织与群众的联系。这支由“伤员”撑起来的队伍，逐渐走出阳澄湖芦苇丛，开始在更大范围内活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决定重建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军在整编中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随后进入高邮地区开辟根据地。当年年底，第十八旅又被并入新四军第一师，这样一来，当年在阳澄湖靠三十六名伤员撑起来的队伍，正式融入了更大规模的主力建制。

这一年，刘清来到了粟裕身边，在第一师系统中继续担任重要职务。为了迷惑敌人侦察，加强隐蔽性，在陈毅等人的建议下，他又改名为“刘飞”。从此，“刘飞”这个名字开始出现在各种战役序列表上，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背后还藏着“刘松清”“刘清”这两个经历过风雨的名字。

抗战后期，随着新四军和华中局部队的不断发展，苏中军区也随之壮大。刘飞凭借多年作战和政治工作经验，逐步担任苏中军区副司令员。此时回头看，当年那支只有几十个人的伤员队伍，已经在反复的整编和扩充中，发展成一个拥有数万人的大单位，真正意义上“从伤员发展成一个军”，并非夸张说法。

三、战火未熄：从宿北到孟良崮的生死关头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于结束。但对很多共产党军队指战员来说，枪声并没有停多久。全面内战的阴云很快笼罩上来。刘飞所在的部队，按照部署北上山东，参加新的战场较量。

进入山东后，战事一度不顺，尤其在一些会战中吃过亏。刘飞是从基层摸爬滚打上来的，对失败的教训看得很重。那段时间，他几乎是“白天打仗，夜里读书”，常常挑灯研读《战争论》等军事著作，结合自己经历的战斗，一遍遍揣摩。有人半开玩笑问他：“老刘，你这都打了这么多年仗，还啃这玩意？”他只是笑笑，说了一句：“打得久不等于打得好，得把道理搞明白。”

1946年12月，山东野战军发动宿北战役，这是刘伯承、陈毅、粟裕等人统一部署的一次重要战役。刘飞奉命率部进入敌人构筑的U形阵地内部，表面上看是钻进了包围圈，实则是战役布局中的关键一环。国民党军队以为捉住了“好机会”，对刘飞部队连续发起了九次猛攻，妄图一口吃掉。

战场上的情况非常残酷。敌人火力密集，阵地一度被炸得高低不平。刘飞指挥部队利用地形反复阻击，同时通过电台向外线请求配合。敌人的多次冲锋，被一一顶住，防线始终没有被完全撕开。正是这几十个小时里拼死的防守，拖住了敌人的主力，使外线叶飞等部队有足够时间在U形阵地侧翼突破，一举扭转了战役局面。

战役结束后，叶飞兴奋地评价：“这一仗，刘飞当居头功！”这句表扬不是客套话，而是战场态势下的实在判断。宿北战役之后，华东战场上的主动权逐渐向解放军一边倾斜，刘飞的名声也在指挥员队伍中更加响亮。

1947年初，华东野战军主力向鲁南、鲁中一带展开新的攻势，孟良崮战役随之酝酿成形。孟良崮之战的核心目标，是歼灭号称“王牌”的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刘飞所在部队接到命令，要在特定方向上阻击敌军增援，撕开七十四师左翼防线，为主力合围创造条件。

这一次，他面对的局势与宿北颇为相似：不是主攻，而是用顽强阻击来换取时间。不同之处在于，孟良崮的战斗更为惨烈。敌军为了救援七十四师，连续调动多路部队向他所在方向猛插。山地地形复杂，阵地争夺极为激烈，有时一个制高点在一夜之间易手多次。

战斗最紧张的一夜，两座关键阻击高地相继失守，前线告急。刘飞没有选择后撤，而是直接带着警卫连冲上去，重新组织反冲击。短兵相接中，双方伤亡都很大。经过整整一夜的拼杀，两处高地终于重新夺回，敌人增援部队被迫分割，无法形成统一突围力量。孟良崮战役最终以全歼整编七十四师告捷，这两处高地的得失，对战局影响极大。

从宿北到孟良崮，刘飞指挥的阻击战给人的印象非常一致：不花哨，不冒进，却硬得惊人。很多老兵后来谈起他，都提到一个特点——对时机把握得很死，哪怕就差半小时，也要死咬住不放。某种程度上，这种性格，与当年在阳澄湖边带着一群伤员“赖住不走”的劲头，是一脉相承的。

1949年前夕，随着全国解放战争节节推进，刘飞被调任皖南军区司令员，主要任务已不再是大兵团会战，而是整顿地方武装、配合剿匪、推进政权巩固。虽然战场形态变了，不过他在工作上的严谨劲一点没变。皖南地势复杂，旧势力残余不少，部队建设基础也参差不齐。他到任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点基础情况和人员素质，紧接着推动扫盲教育和后勤保障。

短短一年时间，皖南军区的识字率有了明显变化，后勤保障体系也顺了许多。很多人后来提到，这段经历为新中国成立后皖南地区的社会稳定和部队常态化建设，打下了一个相对扎实的底子。

四、战后新职务：公安军与“火种”故事

1955年，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授衔仪式上，刘飞被授予中将军衔。这一军衔的背后，是从江南水网一直打到全国解放的一连串战功，也是他在苏中、皖南等地长期担任重要职务的综合体现。授衔之后，他被调往南京军区，担任公安部队司令员。

彼时的公安部队，既承担边防、要地警戒等任务，又要兼顾社会秩序维护，工作内容杂且繁。刘飞到任后，没有急于发指示，而是花了不少时间做摸底调查：边防警戒线在哪里、各个执勤点分布怎样、部队训练水平和生活保障状况如何，他一项项问清。听汇报时，他常常追问细节，比如哨所到最近村庄要走多久、夜间巡逻线路是否固定等等。

在掌握情况后，他针对公安部队内部的一些顽固问题，推动了一系列调整。有的涉及编制与任务匹配，有的是对边防巡逻制度进行细化，还有一些是对内部作风的整顿。不得不说，这些调整并不轰轰烈烈，却对部队实战能力和警戒效率有明显提升作用。为了核实执行情况，他亲自走访所属五省一市的多个执勤点，和边防战士同吃同住，看他们真实状态，这些细节在不少老兵回忆录里都有提到。

进入60年代后，刘飞的身体状况开始走下坡路。长期征战留下的旧伤，再加上长期高强度工作，让他时常在办公时突然晕厥。考虑到职务责任重大，如果身体支持不住，很可能影响工作，他在1964年前后主动提出辞去手中职务，进入病休状态。对一位长期身居重要岗位的将领来说，这个决定非常不容易，但从责任角度看，却颇为理性。

病休期间，刘飞终于有时间系统回顾自己的经历。他开始口述并整理当年在阳澄湖一带与三十多名伤员生死与共的那段历史，将那些零散的记忆编织起来，形成文字。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刻意拔高个人形象，反而更多强调战士们的牺牲、群众的掩护与支持，以及队伍在重压下坚持抗日的精神。

这些回忆稿最终整理成《血染着姓名》一书，重点写的是那批伤员如何在绝境中坚持抗战、重建队伍。有些细节，后来被艺术创作保留下来，比如芦苇荡中的隐蔽点、游击小艇夜行的情形、群众冒险送粮送药等等，只是在舞台上被赋予了戏剧化的表现方式。

上海沪剧团团长读到这部作品后，敏锐地感觉到其中蕴含的力量，便组织编剧进行改编，创作沪剧《碧水红旗》。就在这个过程中，刘飞又以口述的方式，提供了更详细的回忆材料，整理成另一份《火种》。这份回忆，让创作者对当年那段斗争有了更立体的了解，于是，《碧水红旗》在修改过程中逐步演变为更为成熟的《芦荡火种》。

《芦荡火种》在上海公演后，引起了极大反响。观众看到了江南水乡不同于正面战场的另一种抗战方式——小人物、小据点、小规模武装，在芦苇丛中坚持斗争，用一点一滴的行动汇成抗日的“大河”。这种表现手法，很符合城市观众的审美与情感习惯，剧目很快在上海站稳脚跟。

1964年，沪剧《芦荡火种》赴北京演出。毛泽东观看后，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该剧很好地宣传了江南抗日义勇军在敌后坚持斗争的事迹。作品因此得到更大关注。江青看到这一题材的潜力，组织人马将其改编为京剧《沙家浜》，在保留基本历史内核的同时，根据戏曲艺术规律进行形象塑造和情节提炼。京剧版面世后，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

在艺术舞台上，郭建光这个角色成了很多观众心中的英雄形象。观众记住的是“郭指导员”，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背后那位原型——曾三次改名、从江南到华东、从新四军到野战军的刘飞。更耐人寻味的是，刘飞本人面对这份“荣誉”，心情并不轻松。

一些熟人对他说：“老刘，现在大家都知道郭建光，可不知道你就是原型，多写点回忆，让大家明白。”他却摆摆手说：“打仗是大家的事，别让人觉得我在耍功劳。”正因为有这种顾虑，他后来一度停止继续撰写更详细的回忆，留下不少空白，让后人研究那段历史时多了几分遗憾。这种态度，在当时并不罕见，很多老一辈军人对个人荣誉本就看得比较淡。

1966年，在许世友的盛情邀请下，刘飞回到南京军区恢复工作。那时他已经年过五十，身体并不算好，也没有再担任繁重的一线职务，但在很多重大问题上，许世友仍习惯向他征询意见。有内部工作人员回忆，两人讨论问题时，常常会就一个战役部署或一项制度安排反复推敲。许世友性格刚直、脾气火爆，刘飞则偏重稳健，有时会提醒一句：“这里还是要多想一步。”这种互相制衡，对工作倒是一种好事。

从1930年代末的芦苇荡，到1960年代的军区机关，刘飞经历的时代巨变远不止这些。只不过，在公众记忆里，他更多被定格在“郭建光的原型”这个身份上。实际上，阳澄湖三十六名伤员重新拉起队伍、一步步发展为一个军的过程，不只是个人传奇，而是整体抗战格局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缩影：主力撤走时，留下的不是“包袱”，而是一颗颗“火种”；只要有人还愿意端枪，队伍就不会彻底消失。

这一点，也许正是《芦荡火种》《沙家浜》这些作品之所以长期受到关注的深层原因所在。舞台上的唱腔会变，服装布景会变，但那一片水乡、一群伤员、几支枪撑起的旗帜，却很难被时间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