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邓颖超对侄女周秉德说：周恩来和张若名，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1955年的一个夜晚，北京西花厅的灯光亮得很晚。窗外院子里梧桐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晃，屋内谈话却愈发沉静。邓颖超偶然提起在天津女师范的旧同学，话锋一转，竟说道：“要说情分，你伯伯早年的那位女同志，其实和他更相配。”一旁的周秉德抬起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位“女同志”，便是后来被称为“中国第一位留法女博士”的张若名，也是周恩来青年时期共同投身革命的伙伴。

这句看似随口的评价，背后埋着一条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感情线，也牵出三个人各自曲折的人生道路。既有并肩向前的烈火青春，也有在时代激流中不得不做出的抉择，还有晚年回望时略带惋惜的一声轻叹。

一、觉悟社里的三个人

1902年初春，河北保定清苑县温仁村还沉浸在旧式乡村的日常节奏里，张家的宅院却悄悄走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女孩。这个在族人眼中应该乖乖待在内院的千金，十四岁便只身前往天津，考进了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6年的天津街头洋车来往，城里新旧观念碰撞激烈，她刚到校不久，就以文笔犀利、胆气不小在女师里小有名气。

同一所校园里，还有一个瘦高、略显清俊的女生——邓颖超。她们一起上课、一起自修，也一起在书桌前讨论时局。那时谁也没想到，日后两人会站在完全不同的历史位置，却又因另一个人的名字，再次被放在同一段叙事之中。

1919年“五四”风雷骤起，北京学生的呐喊声传到天津，张若名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冲到最前面。她先后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会主席、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评议部部长，带领一群年轻女学生奔走街头，散发传单，组织集会。对于当时的天津市民来说，这些敢在公共场合高声演讲的女孩子，着实有些“离经叛道”，可她们却一点也不退缩。

6月27日的清晨，天津各界联合会推选代表火速北上向北洋政府请愿，名单里有张若名，也有后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另一个名字——周恩来。代表团赶到北平，在新华门前严正递交请愿书，反对中国代表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从那一刻起，这两位青年人的命运真正交汇。

紧接着的“八月反马良运动”中，他们又并肩出现。1919年8月27日晚，张若名、周恩来、郭隆真等人参加反对奉军将领马良进驻直隶的示威，不久被拘捕。牢房的门关上了，反而让这群热血青年看得更清楚：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已经密不可分。

在那段激情澎湃的日子里，天津的学生运动很快分成两支重要力量：一是以女师为主体的女界爱国同志会，一是以南开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等男校为主的学生联合会。这两股力量如果分散行动，就总觉得少了点凝聚力。周恩来开始琢磨，要不要把大家拧成一股绳，成立一个更有组织性的团体，统一行动。

1919年9月2日，在从北京返回天津的火车上，几位骨干悄悄开了个简短的“车厢会议”。有人提出，应该尽快把两边的积极分子都集中起来，成立一个能长期坚持下去的团体。几番商量后，大家的想法逐渐清晰，一场对后来许多人生都极其重要的组织实践，就要启动。

回到天津，周恩来立刻行动。天津学生联合会开会讨论，列出十名骨干；女界爱国同志会也列出八人，考虑到“男女平等”的象征意义，又补充了两名女社员。在那份名单上，有周恩来，有张若名，也有邓颖超。

1919年9月16日，天津南马路草场庵的一间简陋办公室里，觉悟社正式成立。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讲，提到要改造思想、唤起民众，把个人的学问追求和社会的变革结合在一起。几天后，李大钊来到天津，为这群新兴青年打气，觉悟社从此成为当地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核心之一。

有意思的是，觉悟社内部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男女平等意识。男、女社员在出席活动、参与讨论、承担任务上享有同等权利，这在1919年的社会风气下并不多见。但社内章程又对感情问题做了格外严格的规定——禁止恋爱。原因也很现实：外界对“男女混杂”的议论足以毁掉组织的名声，更重要的是，许多年轻人把全部心力都倾注在“救国”两个字上，对家庭和个人感情本能地有排斥。

周恩来提出独身主义，于公，是为了革命不受牵绊；于私，也是对自身严格约束。觉悟社内采用抽号化名的方式写稿、通信，既是保密需要，也带着一点年轻人的游戏意味。邓颖超抽到“1号”，化名“逸号”；周恩来是“5号”，署名“伍豪”；张若名则是“36号”，自称“衫陆”。

1920年1月20日，觉悟社刊物《觉悟》创刊。创刊号上，一篇长达七千余字、署名“衫陆”的文章《“急先锋”的女子》格外醒目。文章从女性地位、教育、劳动、婚姻等多个角度，系统论述妇女解放问题，在当时堪称思想激进、逻辑严谨。对后来研究中国妇女解放史的人来说，这篇文章是绕不过去的文献。

二、巴黎与昆明：从初恋到别离

1920年初，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再次与军警发生严重冲突。1月29日，周恩来率领数千学生赴北京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废除不平等条约。游行队伍抵达省公署，推选出四位代表入内交涉：周恩来、于方舟和两位女学生——张若名、郭隆真。短暂的交涉以失败告终，下午五点左右，四人被押往警务处。

从省公署到警务处这段路，街道两侧站满围观群众，学生们一路高呼口号：“打倒卖国贼！誓死不屈！学生万岁！同胞万岁！”他们清楚，这一程走得越坚定，外界的目光就越难转开。对于被扔进拘留所的那几天，张若名在日记里写下了短短一句：“很快乐的。”看似轻描淡写，其实是一种咬牙坚持的幽默。

在狱中，男、女代表被分开关押，只能靠听声、传信了解彼此境况。周恩来在日记中记下：“张若名病了几天，今天才知道，去信问伊的病状，接伊的回信知道好了点。”寥寥数语，却透出一种真切的挂念。为了防不测，周恩来把自己写好的《我的忏悔》《独身主义》两篇手稿托付给张若名保管，张若名则把狱中日记交给他。困境之中，互相托付文字，也是互相托付信任。

这种患难与共的情谊，在年轻心中难免泛起别样波澜。但觉悟社的禁恋规定摆在那儿，周恩来自己又坚定主张独身，谁也没有把话挑明。情感在字里行间流淌，却被理智一再勒住缰绳。

出狱后，形势依旧险恶。1920年7月，在邓颖超和觉悟社社员的奔走营救下，被捕代表陆续获释。天津的斗争暂告一段落，而新的抉择摆在眼前：留在国内继续周旋，还是赴海外另辟蹊径？经组织决定，周恩来、张若名等人被安排赴法国勤工俭学，以求在海外更系统地学习，将来再投入国内革命。

同年11月，一艘名为“波尔多斯号”的邮轮从上海开出，船上挤满了怀揣理想的青年。甲板上风很大，许多人第一次远离祖国的海岸线，既兴奋又惶惑。张若名站在舷边，看着海浪拍打船身，心里知道，自己的路已与普通闺阁女子完全不同。

抵达法国后，留学生们要面对的不是浪漫，而是现实：语言不通、工作辛苦、生活拮据。张若名与郭隆真一起在巴黎云母片厂打工，一边干重体力活，一边挤时间学习法文。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坚持，她已经可以流利阅读、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法文原著，这在当时的留法学生中并不多见。

周恩来则在1921年前后经刘清扬、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欧小组，后来转为旅欧支部成员。他在工厂、学校之间奔波，把海外青年的思路逐渐引向更系统的理论学习和组织活动。张若名在他的建议下，在法国《赤光》杂志上发表了《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帝国主义浅说》等文章，用工整的法文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同时，她还为国内《妇女周报》《晨报》等报刊写通讯稿，在两大洲之间传递思想火花。

在日常接触和共同工作中，两人的关系悄悄发生变化。周恩来开始反思过去对“独身主义”的理解，他在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提到，自己虽然否定家庭制度的束缚，却并不轻视爱情，认为爱情和家庭不可混为一谈。观念一旦开了一个口子，情感的洪水就自然涌入。

后来的相关研究著作中提到，周恩来在巴黎“似乎爱上了另外一位姑娘”，名字当时没有公开，但结合诸多史料，这位姑娘很明显就是张若名。当两人不再刻意压抑感情，这段从牢房延续到巴黎街头的关系，顺势从战友升华为恋人。对任何一个青年人来说，初恋都带有不可替代的色彩；对于周恩来这样理性严谨的人而言，更是如此。多年以后，他对侄女周秉德提起这段往事，还坦承：“开始，我们的关系的确不错。”

然而，历史的车轮并不会为个人感情慢下来。1922年前后，张若名以“一蜂”为名，参加了由周恩来、赵世炎、李富春等创建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作为党的青年组织的一个形式）。她的法文优势，使她被安排承担与法国共产党秘密联络的任务，工作风险远比一般宣传多得多。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法国共产党里昂支部准备举行追悼大会。由于政治原因，法国当局不允许外国共产党人参加。新任少共书记任卓宣却坚持要派人潜入会场，甚至要求张若名上台发言。她出身复杂，又与法国党组织有接触，这种安排显然充满危险。张若名出于组织纪律，还是按要求参加。结果不出意料，她在大会上的出场引起了当局注意，身份几乎被完全暴露，之后长期遭到警察跟踪盘查，随时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危险。

这件事成为导火索。张若名与任卓宣之间的矛盾急剧恶化，对组织内部某些作风也产生强烈不满。再加上她本来就出身封建家庭，受到更严格审查，心中委屈积累已久。经过反复思想斗争之后，她做出了一个在当时颇为极端的决定——退出少共组织，转而专心读书，准备走学术道路。

这一步，对她个人是巨大挣扎，对周恩来则是严峻考验。一个人要不要继续冒险深入革命，一个人却选择离开，这样的岔路口，注定会拉开距离。周恩来多次劝她，希望她能更加坚定，不要因为一时的挫折就放弃政治信仰，但效果并不理想。后来他对周秉德回忆说，自己花了不少力气，也很难改变她的决定。

感情问题因此被推到桌面上。在周恩来看来，伴侣是否能在最关键的时候与自己站在同一阵线，并不是可以回避的问题。理念出现明显分歧后，感情也很难再向前走。最终，两人痛下决心结束这段恋情。对外不大声宣告，对内却是一个清晰的断点。

与这条隐秘的感情线几乎同步，另一条线在慢慢浮现。周恩来在旅欧期间一直与国内觉悟社的同志保持通信，天津那个教室里的女同学——邓颖超，就在往来书信的名单里。一开始，她把这种联系当成纯粹的战友情谊，并未往其他方向多想。更何况，她知道周恩来一度公开宣扬独身主义，还听说他在巴黎有一位志同道合的“女友”。

1923年春天，一张从巴黎寄出的明信片，悄悄改变了落款两人的关系。画面上是三个披着金发的少女迎风奔跑，背后则是一行有些出人意料的话：“打破一向的束缚，奔向自由自在春天，勇敢地奔啊奔！”话不多，却透露出情绪上的转折。邓颖超读完，心里一惊，这才意识到，对方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变化。

她不是轻易被打动的人，冷静下来后还是写信问清楚：“你不是一向抱定独身主义吗，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语气不算直接，却切中要害。周恩来很快回信，对自己的转变做出解释，把对革命、对家庭、对爱情的态度一一说明。这种严谨而带有情感温度的表达，让两人多年战友情渐渐发展为爱情。

1925年，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从此结成终身伴侣。婚礼并不铺张隆重，却奠定了后来几十年“革命伴侣”的形象。多年之后，当邓颖超说出“天造地设的一对”这句话时，她说的其实是自己早年对那段巴黎恋情的冷静判断，而不是对后来这段婚姻的否定。这一点，需要仔细分辨。

三、女博士的人生弯路与坚守

结束组织生活后，张若名没有在迷惘中停留太久。她很清楚，既然选择离开原来的道路，就必须在另一个领域做到极致，否则只剩空耗。1924年10月，在法国参议员于格儒遗孀碧细女士的资助下，她进入里昂中法大学深造，继续攻读文学。

同一时期，她在好友郭隆真的介绍下，结识了同乡杨堃。杨堃是里昂中法大学首批官费留学生之一，性格沉稳，学问扎实。两人在讨论文学和社会问题时话题不断，很快确定恋爱关系。与巴黎那段风雨飘摇的感情相比，这一次的交往更加平和，也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门当户对”。

1930年5月31日，里昂中法大学礼堂里举行了一场中西合璧的婚礼。张若名穿着得体，脸上略带紧张；台下的师生看着这对中国青年，送上祝福。同年12月，她以文科博士论文答辩的优异成绩，拿到里昂大学博士学位。在那批四十多名来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女学生中，最终获得博士学位的只有她一人。这一事实，使她后来被称作“中国第一位留法女博士”。

按一般人的想象，她完全可以留在法国从事高校教学或研究工作，过一种安稳体面的中产生活。可1931年1月4日，这对年轻夫妇带着行李、书箱和两个沉重的字——“报效”——走上归国的列车，经苏联西伯利亚一路颠簸回到北平。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激烈动荡的前夜，他们并非全然不知风险，却仍然做了这样的选择。

回国不久，北平中法大学校长李圣章聘她到福尔德学院任教，教授法文和相关课程。杨堃则去河北农科大学工作，后来调回北平。两人的收入在当时算相当优厚，每月合计有六百多元薪金。

1931年9月17日，张若名在北平“道济医院”生下长子，取名杨在道；1934年又生次子杨在德。一家四口住进弓弦胡同30号一座三进四合院，雇保姆、厨师，还有一位“包月脚夫”负责跑腿。星期日带孩子去北海或中山公园散步，在普通市民看来，这已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中产家庭”生活。

但这份平静并没有持续太久。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中法大学被迫停办。日伪当局极力拉拢大批教授出山为其服务，这在当时也确实让不少人陷入两难。张若名的态度却格外干脆：坚决不在日伪控制的学校执教，宁可待在家里埋头读书写字。她的性格历来刚烈，少年时代敢冲上街头，几十岁时也不会在原则问题上退缩。

战后的短暂和平期，一件小插曲给她平静的日常投下了一点波纹。1946年夏天的一天，夫妻俩外出归来，保姆说有一位王姓教授来访，戴着墨镜，身材中等，说话不多。张若名听完描述，第一反应就是一句小声的猜测：“不会是恩来吧？”当时周恩来在北平参加军调处谈判，住地离他们住所并不算远。这段小小的猜想后来被杨堃记在回忆录里，他也承认，这是妻子的一种直觉，并没有证据。那位“王先生”再也没有出现过，真相只能永远留在问号里。

1948年，在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邀请下，杨堃南下昆明，担任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张若名考虑到国共局势可能出现“划江而治”的局面，也决定一同前往，在云大中文系任教。从北平到昆明，这一步并不轻松，但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南迁是当时现实环境下相对安全的选择。

1949年，新中国成立，政权彻底更迭。远在昆明的张若名通过朋友刘清扬等旧识，逐渐与新的政治力量建立联系，在推荐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她清楚，自己当年退出少共的决定在政治履历上始终是一道伤痕。1950年起，她开始一次次向党组织递交申请，希望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每年写一份详细的申请书，反复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分析当年的思想状态，表明此后立场。

申请多年未获批准，她却没有放弃。除了申请入党，她经常去找当年的介绍人，参加党组织举办的学习活动，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都努力站在积极一侧。杨堃后来回忆，两人在历次运动中都是“学习积极分子”，张若名更是“步步紧跟党的号召”，愿意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各项工作。

1955年，她的人生轨迹与周恩来的轨迹再一次短暂交汇。4月，周恩来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前往印尼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由于国际国内复杂形势，国民党特务组织一度策划暗杀，整个行程高度保密。在飞经昆明时，周恩来在重重安保中抽出一点时间，安排了一次小范围接见。

那次会面地点简朴，参与者不多，却意义非凡。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坐在一起，先是寒暄几句，气氛略显拘谨。周恩来看着张若名，笑着说：“多年不见了，我代表小超代若名姐问好。”一句“若名姐”，既有旧日同学的亲近，又带着对她身份转变的尊重。谈话中，他们回忆起当年天津学潮、北平牢狱、欧洲求学的片段，话题不时掠过一些敏感处，又迅速收回。

当提到张若名1922年前后参加组织的经历时，周恩来特意说了一句：“当初你参加的是团组织，还不是党组织。”这句话后来引发不少揣测。有观点认为，他此举是在有意淡化她过去“退党”的性质，以减轻她在政治上的负担。对于熟知党内历史纪律的人而言，这样的区分并非简单措辞问题，而是对一个人一生评价的重要基点。

这次会面，表面上只是一次普通的旧友相聚，实际却在她心中激起了久违的振奋。此后数年，她在工作中愈发积极，讲课、写作、参与学校事务，精力比许多年轻教师还要旺盛。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种状态在1958年戛然而止。

1958年，56岁的张若名在昆明盘龙江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具体细节，相关记载并不多，传言和揣测不少，但不能用缺乏证据的说法去填补空白。可以确定的是，她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后，让周恩来、邓颖超都极为悲痛。邓颖超后来在回忆中曾提到这个旧同学，语气沉重而节制。

四、迟来的正名与一句评价

时间往前推到1980年。那一年，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党中央宣布对许多历史问题“拨乱反正”，对过去一些被歪曲、被忽视的人和事，重新给予公正评价。11月27日，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云南大学党委正式为张若名作出结论，肯定她的历史贡献和爱国情怀，这在她去世二十多年后，算是一种迟来的安慰。

从1916年走进天津女师，到1919年投身“五四”，从巴黎街头小旅馆里的辩论，到里昂大学博士答辩会上的掌声，从北平四合院里的富足日常，到昆明讲台上的循循善诱，她的人生轨迹在不同阶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画面。一位早年冲在队伍最前面的女学生，后来成为安静教书育人的大学教授，中间既有主动选择，也有时代裹挟。她对组织的离开和回望，对信仰的摇摆和再度靠近，都实实在在地写在那几十年的历史背景之中。

也正因为如此，邓颖超晚年的那句评价，听起来才格外微妙。她对周秉德说：“和你伯伯一起去法国的张若名，我们原来和她的接触比较多。我曾经以为，如果你伯伯当初不坚持独身主义，和她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而且我们觉悟社的同志们都是这么认为。”这句话既没有回避那段旧情，也没有对现实婚姻进行任何贬低，而是一种冷静的“设想式”判断。

从觉悟社同仁的角度看，当年能并肩上街、同坐牢房，又能在海外共同研究理论、承担秘密工作，性格、能力、理想都相匹配的两个人，确实堪称“璧人”。只是命运并不会按照旁观者的设想安排路线。一个在关键节点选择继续深入革命，一个在同一节点选择退出组织转向学术，彼此都没有错，却自然分道扬镳。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结合，更多体现的是长期并肩奋斗的相互扶持，是在共同方向上的坚定互信。张若名与周恩来的那段情感，则像一道被尘封的侧影，折射出“五四一代”青年在理想与情感之间所做的艰难取舍。邓颖超能在晚年坦然说出“天造地设”之语，本身也表明，她对那一代青年人之间的情谊有着更开阔的理解。

从时间线上看，张若名的一生恰好横跨晚清遗绪、北洋军阀、抗战烽火、建国初年到拨乱反正的全过程。她少年时代的锐利目光，青年时期的勇猛决断，中年阶段的沉潜教书，晚年仍不放弃向组织靠拢的执着，串起来是一条颇具代表性的知识女性轨迹。与周恩来这位“世纪伟人”的交汇，只是其中一部分，却因为那句“天造地设”，被后来的读者格外留意。

多年以后，人们再读当年《“急先锋”的女子》那篇长文，再读巴黎时期她翻译的那些理论著作，很难不生出一个念头：如果她的人生始终保持那条最初的革命路线，会不会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中留下另一种位置？但历史从来没有“如果”可以追溯。她最终留下的，是一个既有光芒也有裂痕的复杂形象。

对于那个时代的许多人物来说，理想、爱情、事业和命运交织在一起，任何单一标签都显得过于简陋。张若名与周恩来的故事，正是一段如此交错的历史剪影：从天津街头高举标语牌的年轻身影，到盘龙江畔默然伫立的孤单背影，中间隔着近四十年风雨。邓颖超那一句平静的感慨，把这些散落的片段轻轻连在了一起，也让后人有机会重新打量这一代人曾经走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