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普希金，她却用一生证明：美貌是诅咒，爱是救赎

普希金与妻子娜塔莉亚·冈察洛娃共育有4个孩子（2子2女）：

长女：玛利亚·亚历山大罗夫娜·加尔通格（1832 年生）

长子：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普希金（1833 年生）

次子：格里戈利·亚历山大罗维奇·普希金（1835 年生）

小女儿：娜塔莉亚·亚历山德罗芙娜·普希金娜（1836 年生）

你知道奇怪的地方在哪吗？很多人可以背出《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大段文字，却对普希金在那场该死的决斗之后，他的孩子们遭遇了什么几乎一无所知。

而他小女儿的命运，是一部连诗人本人都不敢下笔的小说。

太多的痛苦，太多关于女性如何在世间求生的真相——在那个世界里，她的美貌成了诅咒，父亲的姓氏不是庇护，而是烙印。

带着非洲血统的小淘气

娜塔莉亚·亚历山德罗芙娜

娜塔莉亚·亚历山德罗芙娜·普希金娜生于1836年6月，距丹特士开枪仅有八个月。她永远不会记住父亲的声音、他的笑声、他的目光。

但她继承了其余一切——曾祖父汉尼拔的非洲相貌特征、暴躁的脾气、高傲的性格，以及那种激情与智慧交织的爆炸性特质，正是这一点让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既令人难以忍受，又同时是一位天才。

保姆们叫她“小淘气塔莎”。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这是理解她一生的钥匙。

她不像19世纪那些安静的贵族小姐，在顺从的教养中长大。她活泼、嘴快、坐不住。仿佛父亲没能在创作中展现的基因，全都倾注在了性格里。

想象一下：一个长相充满异域风情的小女孩，在波洛特尼亚内扎沃德偏僻的宁静中长大，内心却带着决斗者的脾气和彼得大帝阿拉伯黑人的非洲血统。

初恋：钟声与破碎的心

与尼古拉·奥尔洛夫的故事，是一个配得上屠格涅夫的情节，而且是晚期的、苦涩的屠格涅夫，他早已明白，俄罗斯的故事几乎从来没有好结局。

在塔莎母亲与兰斯科伊将军的婚礼上，奥尔洛夫爬上钟楼。不小心碰到了钟——钟声响了。这是一个近乎俗套的比喻，但生活有时就是这样书写的。钟声响起，两个人的命运就此缠绕十年。

他们先是友谊，而后友谊变成爱情。尼古拉比她大九岁，对十六岁的塔莎（对娜塔莉亚的亲昵称呼）而言，他几乎是神一般的存在。而对他来说，她或许是生活在骑兵卫队中所缺少的一切——鲜活、机智、那种独有的火花。

接下来便是俄罗斯悲剧的经典桥段。

奥尔洛夫的父亲，第三厅厅长（也就是：秘密警察首脑），坚决反对儿子与“一个在决斗中被杀的什么破作家的女儿”结婚。

好好体会这句话。普希金去世还不到十年，他就已经被称作“什么破作家”。这不仅仅是阶级傲慢——这是在诗人女儿眼前发生的，对记忆的谋杀。

尼古拉听从了父亲，没有反抗，出国离开了。而从这里开始，最有意思的部分来了：塔莎不只是痛苦（当然她很痛苦）——她开始报复。不是报复奥尔洛夫，而是报复整个世界。首先是报复她自己。

报复

读到娜塔莉亚与米哈伊尔·杜贝尔特结婚的情节时，你会想冲进历史书页里摇醒她：“醒醒！你才十七岁，人生才刚刚开始，这是为什么？！”

可她做了所有骄傲、受伤的人都会做的事——选择了所有可能中最糟糕的一个。

杜贝尔特比她大十三岁，是个赌徒，性格“毫无节制”。身边所有人——母亲、继父——都反对，她却固执己见，对峙了整整一年。最终亲人妥协，希望这个三十岁的男人能“改邪归正”。

他没有改邪归正。

这段婚姻里发生的一切，读起来生理上都让人难受。19世纪的家庭暴力有别的叫法，或者根本没有叫法——这被视为夫妻间的私事。杜贝尔特殴打妻子，她用面纱遮住淤青。

他用马刺踩她——她身上终生留下伤疤，成为九年地狱的纪念。

“这就是你美貌的代价！”醉酒的杜贝尔特一边殴打妻子一边嘶吼。这不仅仅是残忍——这是试图摧毁他永远无法拥有的东西。

美貌、优雅、出身。他娶了普希金的女儿，却配不上她。于是他非但没有努力配得上，反而把她往下拖，拖进泥沼、鲜血与屈辱。

美貌作为诅咒

可她依旧在社交界光彩夺目。令人震惊的是，阅读同时代人的回忆，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赞叹她耀眼的美貌。

“绝美的双肩”“惊人的白皙面容”“尽管五官不算标准，让人想起父亲的非洲类型”。就是这句“尽管”——道出了太多东西。

娜塔莉亚的美不是古典的、不是正统的。它是奇特的、异域的，正因与众不同而极具吸引力。

成群的崇拜者，舞会，成功，而家中是殴打。

这像田纳西·威廉斯的情节，尽管离他的时代还有近一百年。《欲望号街车》里，布兰奇·杜波依斯也试图维持表面的体面，掩盖内心的崩溃。

只不过娜塔莉亚·普希金娜没有酒精作为逃避——她只有面纱、长袖和惊人的意志力。

一个人如何同时是舞会皇后与家庭暴君的受害者？如何在浑身淤青时微笑、调情、保持机智？

这是人格的分裂，生存的精神分裂。公开的“我”与私人的“我”，活在两个世界，永不相遇。

逃往欧洲：地理即救赎

当一切彻底崩塌（皇帝得知杜贝尔特的暴行，将其革职），娜塔莉亚做出了19世纪所有想要自救的人都会做的事——前往欧洲。

她在各个城市辗转——奥地利、瑞士、法国、意大利——从不停留太久，以免被丈夫找到。离婚程序一拖再拖。杜贝尔特反复变卦：时而同意离婚，时而反对。

这是施暴者的典型手段——把受害者悬在半空，不放走，也不真正留住。

而无论她走到哪里，都引起轰动。因为美貌是在任何国家都通行的货币。而娜塔莉亚还拥有机智、精通多国语言、举止优雅。她体现了20世纪会被称作“俄罗斯风情”的东西——贵族气质、激情与淡淡忧郁的混合。

王子，真正的王子

然后童话发生了。而且不是虚构的，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王子。

1856年，他们在亚历山大二世的加冕典礼上相遇。拿骚亲王尼古拉·威廉在舞会上见到她，一见倾心。可她已是已婚之人，两人之间只留下一支华尔兹。仅此一支舞，他记了十年。

当他们在德国再次相遇时，一切都已不同。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婚姻状况不明，带着丑闻的烙印。他是亲王，瑞典王后的兄弟，王室成员。而他不等她正式离婚，便向她求婚。

这是疯狂，这是打破所有规则，这是爱情。

为了她，他放弃王位继承权。婚姻是贵贱通婚，但那又如何？他为她争取到梅伦贝格女伯爵的头衔，他们住在威斯巴登，他深爱她，她活得像一位公主。

读到这里你会停下来想一想：这个尼古拉·威廉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因为在“王子拯救”的故事里，我们常常忘记，王子本身也需要品质，需要勇气，敢于反抗世俗。

需要真正的爱，而不是表演出来的爱，才能接纳一个有如此经历、三个孩子、身上带着伤痕——身体与心灵的伤痕——的女人。

他给了她一生缺失的东西——安全感。不只是社会层面的（尽管也包括），更是情感上的。不必害怕的权利，做自己的权利。

文学作为报复：出版父亲的书信

1876年，娜塔莉亚决定出版父亲写给母亲的书信。七十五封信，母亲当年交给她时说：“如果实在走投无路——就发表吧。”

她求助于屠格涅夫。而在普希金去世时尚且年轻的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怀着身负巨大荣誉之人的热情接手了这件事。他写道，这是“我文学生涯中最光荣的事迹之一”。

但社会将这次出版视为对诗人权威的冒犯。娜塔莉亚的兄弟们怒不可遏——她怎么敢未经商量就将私生活公之于众？他们甚至打算与屠格涅夫决斗。

命运的讽刺：父亲为捍卫妻子的荣誉死于决斗，而儿子们却要因为出版他的书信而去与人决斗。

这其中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普希金一生都活在公开与私人之间、天才与凡人之间。而他的女儿发表书信，仿佛在说：“你们想要一个天才？那就也接受一个凡人。”

一个会给妻子写日常琐事、金钱、孩子的凡人。一个会爱、会生气、会开玩笑的人。

结局：骨灰随风飘散

娜塔莉亚·亚历山德罗芙娜1913年在戛纳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对19世纪而言，几乎是长寿。她比父亲多活了七十六年。她生下六个孩子，其中三个来自第二次婚姻，来自亲王。她的两个孩子与罗曼诺夫家族联姻。

但最令人震惊的是她的遗嘱。与亲王的婚姻是贵贱通婚，这意味着她不能葬入家族墓穴。于是她遗嘱要求火化，将骨灰撒在丈夫墓上。

1913年，火葬在欧洲还很罕见。对一个东正教出身的女人而言，这几乎是异端，但她坚持如此。因为即使死后，她也想陪在给她幸福的人身边。

骨灰随风飘散。仔细想想，这是一个非常普希金式的比喻。“哦，缪斯，听从上帝的旨意。”不抗拒，而是融入空气、空间、你所爱的人。

尾声

你知道这个故事真正在讲什么吗？不是在讲“爱情拯救一切”（尽管也包括这一点）。也不是在讲“忍耐终有回报”（忍受九年殴打不是美德，是灾难）。

这个故事讲的是：命运不是一笔写就的。你可以出生在伟大的姓氏之下，最终却一文不名。也可以走过地狱——最终成为女伯爵。

美貌可以是礼物，也可以是诅咒。十七岁出于委屈与骄傲做出的选择，可能付出十年人生的代价。真正的爱情不是在你年轻貌美时到来，而是在你遍体鳞伤、带着三个孩子、背负丑闻名声时——有一个人出现，说：“你是我的。”

娜塔莉亚·普希金娜活了两辈子。第一辈子，她是诗人的女儿、美人、受害者。第二辈子，她是梅伦贝格女伯爵、幸福的妻子、母亲。而在两辈子之间——是痛苦的过渡、逃亡的岁月、漫长无尽的离婚。

她甚至写过一部自传体小说——《薇拉·彼得罗芙娜：彼得堡小说》。几乎无人知晓这部作品，这不公平。因为普希金的女儿有权拥有自己的声音，有权拥有自己的小说，有权拥有自己的真相。

当我们朗诵“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时，也理应记住，诗人的女儿也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加冕舞会上与亲王的华尔兹，那是救赎的预兆。

生活本身就像是在书写小说，有时它们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残酷，有时又比屠格涅夫温柔。

如果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知道，等待他的小塔莎的是怎样的命运，他或许会为她单独写一首长诗，写给那个变成女伯爵的小淘气，写给来得太晚、却又恰逢其时的爱情，写给那些不会愈合、却也不妨碍生活的伤疤。

因为说到底，幸福不是没有伤疤，而是带着伤疤跳舞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