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阎连科拿着117元退伍费回家，团长追到车站将他召回提干

1981年冬天，很多老兵提着灰布行李卷，站在各地军站候车，脸上既有轻松，也有惘然。那一年，部队开始大规模精兵简政，一批批干部、战士陆续脱下军装，回到地方。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军旅就是一段结束了就翻篇的经历，可也有例外。阎连科，正是在这一年，走到了命运的岔路口。

那时的他不过二十多岁，户口在河南农村，家境清苦，文化程度不算低，却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关系”。照一般人的眼光看，提干这条路，离他很远。更要命的是，他干的还不是冲锋在前的技术兵，而是一名写报道、写小戏的小文艺兵，在很多人心里，这样的兵退伍了，顶多回去找个安稳工作。

有意思的是，后来人们提起阎连科，总爱从“获奖作家”“军队作家”这些光环说起，反而很少再追问，那年冬天，如果济南火车站那场“追人”，没有发生，会怎样。他会不会就此完全离开军队，从一个退伍老兵变成地方文化馆里某个默默写字的人，谁也说不准。

回头看，之所以那一刻会有人追到车站把他叫回去，并不是偶然安排，而是多年前一串连着一串的选择，悄悄堆出来的结果。要说清这件事，还得把时间往前拨回到1970年代末，那个农村青年纷纷“跳出农门”的年代。

一、从被烧掉的手稿，到踏进军营的大门

1970年代中后期，恢复高考之前，很多农村孩子看书写字，更多是凭兴趣。阎连科年轻时，就喜欢在昏黄的油灯下写东西，写人、写事，写得颇上瘾。据回忆，他曾经凭着一股憋闷在家中写出一部长篇，厚厚一摞，足足三十多万字。

遗憾的是，这部“处女作”最终没能留下来。因为在母亲眼里，那些稿纸不过是“胡思乱想”，既不当饭吃，还耽误干活。一次争执之后，手稿被一把火烧掉，火星乱跳，他那点早熟的文学幻想，也跟着熄了大半。对于一个出身贫寒的青年而言，现实问题摆在眼前：得想办法养家，得想办法走出那块地。

1978年，改革开放的风刚刚吹起不久，参军成了很多农村青年改变命运的路子。那一年，阎连科报名入伍，被分到济南军区某部当新兵。穿上绿军装的那一刻，很多人感到的是荣光，而对他来说，还有一种隐隐的庆幸：至少，从地里刨食的日子，暂时离远了一些。

新兵连的日子并不轻松，早操、队列、体能，训练科目一项不少。阎连科个头不算高，却肯吃苦，射击成绩也不差。在连队里，他并不是那种惹眼的“尖子兵”，却一直悄悄把另一个习惯保留了下来——只要有空，他就钻进图书角、俱乐部翻书，文学作品、翻译小说，只要能拿到手，都愿意看。

那会儿，部队里的书资源有限，一本书要几个人轮流看。有战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这么爱看，将来怕不是要写书？”阎连科笑笑，并没接话。母亲当年那把火烧得太狠，他自己也没指望再走“写作”这条看似虚无的路。

转机出现在1979年。这一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打响，全国军区都在动员备战，济南军区虽然不是主攻方向，仍然进行了各项战备调整。就在这一年，军区内部对文化宣传、文艺创作的重视程度也明显提高，因为战争年代，对士气的鼓舞，对战事的宣传，都离不开笔和镜头。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级点名抽调了一批有写作基础的战士，到武汉军区举办的小说创作学习班去“充电”。阎连科被排在名单里，时间不长，只有一个月，在别人眼里不过是一次学习机会，对他而言，却是往后几十年写作道路的起点。

在武汉军区学习期间，他第一次系统接触小说创作的理论，第一次面对面听到专业作家、军队创作骨干谈结构、谈人物、谈叙事。那段日子，他白天听课，晚上伏在桌上改稿，有时熄灯号吹过了还不肯停笔。短短一个月，他心里隐约明白了一个道理：之前那些偷偷摸摸写下来的东西，原来并不完全是“胡闹”。

学习班结束后，他带着一摞笔记和几个初稿回到原部队，很快就试着往报刊投送了一篇三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说。那会儿投稿全靠手写或敲打钢板，寄出去就像石沉大海，大多数人都不抱希望。没多久，他收到了人生中第一笔稿费——八元钱，夹在一封薄薄的信里。

在那时的军营，这八元并不算巨款，却够买几本书，再加点烟票。更重要的是，这代表着一种认可：外面的编辑、读者，看到了这些字。有战友打趣道：“你这笔钱赚得轻松。”阎连科心里清楚，这笔钱背后，是那么多年夜里一点点积累出来的东西。

部队首长注意到了这件事。一个普通战士的稿子能上报，对连队、对部队都是宣传上的加分。不久，他被调到营部当报道员，主要任务就是写通讯稿、写简报，也承担一些文化活动策划。表面上，他只是换了个岗位，实际上，训练强度减轻了许多，为阅读和写作腾出了时间。

有意思的是，虽然从严酷的体能训练中“抽身”出来，他的射击成绩并没有落后，在连队射击比武中仍旧名列前茅。可在大环境下，谁都明白，他真正被看中的，是那支笔，而不是枪。

随着稿件在军内刊物上出现次数越来越多，他多次因宣传工作成绩突出受到表扬，两度被记三等功，还在部队党组织的考察下，光荣入党。对于一个出身普通农村家庭的青年战士，这些政治和荣誉资本，在那个年代，确实能改变日后的许多道路。

二、精兵简政的浪潮，车站的一声“叫停”

时间很快走到1981年。这一年，对人民解放军来说，是个关口。根据中央特别是邓小平等领导人的部署，部队开始实行大规模精兵简政。庞大的军官队伍需要压缩，军校毕业生数量又在增加，军队建设向现代化、正规化迈进，原来那种靠“老资格”“干得久就能提”模式，正在悄然改变。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普通义务兵提干，本就艰难。而像阎连科这样，以文艺宣传见长、又没有专业军校背景的战士，要想走上军官岗位，难度更是可想而知。部队里私下议论很多，很多老兵都清楚：精简意味着，大批干部要转业到地方工作，有的单位甚至几十号军官一整批“下去”，更谈不上从兵员里往上选人。

那年年底，提干的名额迟迟没有阎连科的名字，他心理上多少有些预期：可能就到这儿了。办理退伍手续时，他领到了一笔退伍费，一共117元。这在当时农村家庭眼里，绝不算小数目，够一家人过一阵子，置办点必需品。

退伍手续办完，他提着行李，带着这点钱，来到济南火车站准备乘车返乡。军装还穿在身上，但臂章、领花已经收妥，整个人说不上轻松，只是觉得，这几年的军旅就要画句号了。

就在他等车的时候，车站外突然传来一阵喇叭声，一辆军用吉普车急匆匆开进站口，引起不少旅客侧目。车门开了，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所在部队的团长。团长步伐很快，目光在人群中一一扫过，很快就确定了他的身影。

“阎连科！”团长喊了一声，声音带着冲劲。他有些意外，提着行李迎上去。团长上前几步，直接开门见山：“经上级研究，决定给你提干。你可以先回家考虑一下，不过要尽快给个回音。”

这种场景，说实话，在普通战士的经历中并不多见。精兵简政的大背景下，“临时改变决定”更显得不太寻常。阎连科沉默了片刻，站直身子，向团长敬了个军礼：“团长，我会考虑清楚的。不管怎样，谢谢组织和部队的信任。”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突然改变对他的去留安排？事情的根子，早就埋在前一段时间的文化活动之中。

在退役前不久，他受命为武汉军区编写了一个独幕话剧，剧名叫《二挂鞭》。这出戏以兵营生活为背景，节奏紧凑、矛盾集中，把普通战士的性格、情感刻画得有棱有角。作品被推荐到军队文化汇演中，最终在北京举办的演出中获得了一等奖，在军内引起不小反响。

得奖之后，军区文化部门的同志看在眼里，心里多少有些盘算：这样有创作能力的兵，如果就这么放回地方，有些可惜。于是有人向上级建议，能否在精减调整中，为文艺骨干争取少量提干名额，既为部队留住人才，也有利于长远的文化宣传工作。

在这样一来一回的沟通中，提干名额里，终于腾出一席给这位写剧本的战士。只是程序走完的时候，人已经领着退伍费到了火车站。于是便有了这辆吉普车快马加鞭追到站台的一幕。

值得一提的是，团长并没有当场要求他立刻表态，而是给出一周时间，让他回家琢磨。军队讲纪律，更讲程序，这样的“缓冲期”，既是对个人选择的尊重，也体现了当时一些基层指挥员对人才流失的隐忧。

那一周，对阎连科来说，并不好过。

三、在父亲病床和军装之间做决定

回到河南老家时，冬天的冷气已经渗透进昏暗的屋子。阎连科推开门，看到的是父亲瘦弱的身影——多年劳累，又加上身体底子本来就差，老人的脸上透着病气。家里条件没什么改善，几件旧家具，一些粮食，收拾得干干净净，却遮不住穷。

看到儿子回来，父亲虽然高兴，却也一再叮嘱：“在部队挺好，别老想着回来受累。”话说得简单，却戳在心上。那一刻，留下来照顾父亲，还是回到部队继续穿军装，成了必须面对的选择。

说实话，他对自己的写作能力并不怀疑。通过几年的锻炼，他已经能在军报、刊物上发表作品，拿到稿费。哪怕离开军队，只要继续写，日子未必过不下去。身边也有人说：“现在社会慢慢开放，写东西的机会多，回地方可能更自由。”

县城邮电局工作的姐夫赶回家后，却给了完全不同的建议。姐夫算是家族中较早进体制单位的人，对当时社会环境看得更清楚一些。他耐心劝道：“不管写得多好，先把军队这条路站稳。提了干，身份就不一样了。有了这层经历，以后你写什么，别人看你的眼光都不一样。”

在那个年代，军官身份的含金量不必多说。稳定的工资、清晰的晋升路径，还有在地方干部眼中的特殊地位，都不是一笔小账。更重要的是，姐夫看得明白：文学创作终究是个变数，而军旅经历，对今后任何题材的写作，都是难得的素材来源。

有人说，选择很难，其实难的是两边都有牵挂。一边是病弱的父亲和贫穷的家庭，一边是已经打开了一条缝的军旅发展道路。阎连科在那几天里来回权衡，既想留下照顾父母，又不愿轻易放弃好不容易争来的机会。

“你别太顾虑我。”父亲在床上缓缓说了句，“部队要你，是好事。”短短几句话，带着老一辈农民简单却踏实的想法。对他们而言，穿军装是出息，提干更是光宗耀祖。

在各方劝说下，他终于做出决定：一周期限未到，便再次踏上返程，赶回了部队报到。这一回，他不再是普通义务兵，而是一名正式的基层干部。对于当年的很多战友来说，能在精兵简政时逆势提干，多少带着几分“幸运”的味道，但靠近一点看，就会发现，这份幸运背后，是多年积累的写作实力和一次次恰到好处的投入。

提干之后，部队领导对他更为重视，安排他在文化宣传岗位上继续发挥专长。军营生活依旧有节奏、有纪律，但他的视野明显更开阔了，接触到的会议、演训、人物，都比以前丰富得多。

几年后，他与一位条件不错的女孩结婚，家庭逐渐稳定下来。事业和家庭都走上正轨，这使他在创作时，既有现实依托，又有情感支点。不得不说，人到这个阶段，心气更稳了许多，写起东西来也更有耐力。

四、从中篇首发到军旅写作的厚度

进入19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类文学刊物增多，“伤痕文学”“改革文学”此起彼伏，军队文学在其中占据一块独特的位置。许多军旅作家开始用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记录改革开放初期军队内部的变革和普通官兵的命运。

在这样的环境里，阎连科的创作逐渐走向成熟。1985年前后，他经过多次投稿、退稿、修改、再投，终于发表了人生中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篇幅比短篇要长得多，结构要求也更高，对一个从基层报道员起步的作者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这篇中篇在杂志上登出后，他拿到了800元稿费。这笔钱在1980年代中期绝对算是一笔“大收入”，相当于当时一名普通职工大半年的工资，足够一家人改善生活。家里人听说后，既惊讶又欣慰，乡亲们甚至有点不敢想象，“写字”竟然能挣这么多钱。

更重要的是，这次成功让他彻底确认了自己的方向：文学不再只是兴趣，而是可以长久耕耘的一条路。军队给他的，不仅是身份和稳定生活，还有源源不断的题材。战士的命运、基层的困顿、改革中的矛盾，都成了他笔下可以触及的对象。

此后几年，他不断在各类刊物上发表作品，有短篇，有中篇，有的以农村为背景，有的写军营，有的则以个人记忆为线索。文字风格逐步形成一个鲜明特征：不回避苦难，也不轻易美化现实。他笔下的人物经常在逼仄的环境中挣扎，却又带着某种倔强。

到了1990年代，他的创作视野进一步拓展，《黄金洞》《年月日》等作品相继问世，开始在更大范围引起讨论。这些作品把乡村、记忆、战争、现实揉在一起，既有现实主义的锋利，又带有强烈的个人化表达。有人觉得他的作品“难读”，但很难否认，这种文字有力道。

2004年，他离开部队，结束了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离开军队的原因，涉及一些具体背景，不少报道用“特殊原因”带过。无论如何，脱下军装之后，他仍然延续着那种紧绷而犀利的写作姿态，只是创作重心从军旅内部，逐步移向更宽广的人间现场。

2009年，《我与父辈》整理成书，在同济大学举行新书首发时，现场不少读者都提到一个感受：书里写父辈的苦、写家族的命运，不夸张，不煽情，却让人读着难受。负责打印初稿的工作人员甚至在短信里说，边打印边看，一边看一边掉眼泪，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平日对父母有多少忽视。

这本书后来在高校、城市读者群体里引发了不少讨论。一位复旦附中的女学生接受采访时坦言，看书的时候哭了好几回，看完对和父母的相处有了新的想法，特意买了两本，一本给自己，一本送给父母。这样的反馈，从侧面印证了一个事实：他写的那些关于父辈的故事，穿过了年龄的界限。

不得不说，这种冲击力，很难脱离他的出身和军旅经历来理解。贫穷、疾病、代际隔阂、时代转折，这些元素在他的人生中都不是抽象名词，而是实实在在经历过的情境。加上多年军营生活的磨砺，他看问题的角度更加冷静，也更加注重细节。

多年来，他的作品在国内外屡获奖项。曾获得卡夫卡奖，作品多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在文学圈内部，不少作家对他的评价很高。刘震云曾评价，如果莫言能拿诺贝尔奖，从写作实力看，阎连科也具备这样的可能。王朔谈到“写苦难”的能力时，说过一句话，大意是阎连科写苦难，比余华还要让人心里发紧。

这类评价当然带着个人主观色彩，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他在同行眼里，确有不同凡响之处。尤其在处理农村苦难、战乱记忆这些题材时，他敢于触碰一些隐痛，却尽量避免用口号替代细节。

比较矛盾的是，正因为这种锐利，他的一些作品在国内出版传播过程中屡遭限制，甚至被贴上“敏感”“禁书”等标签。与此同时，高强度的长期写作也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消耗，健康状况出现问题。有报道提及，他长期处在高压创作状态，睡眠不足，疾病连带而来，这些代价外人很难看见。

再回到1981年那辆吉普车追到济南火车站的情景，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一名退伍老兵被临时叫回部队提干，看起来故事性很强，很有戏剧感。可如果把这件事放在他几十年的人生和创作之中作为一个节点，会发现它既不是传奇式的“天降机缘”，也不是凭空砸下来的“恩赐”。

他自己在不少访谈中提过，那年如果坚持留在家乡，不回部队，也许一样会写，一样会步入文学圈。但军旅生活塑造了他的视角，让他在面对父辈、苦难、战争这些沉重主题时，能保持一种既冷静又不失温度的态度。某种意义上，那117元退伍费，是一个暂时的句点，而车站那一声“叫停”，则把这个句点擦掉，改写成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逗号。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那场车站相遇，他的人生轨迹是否完全不同，这个问题永远找不到确切答案。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那个精兵简政、人事骤变的1981年冬天，军队和他本人都做出了一次不算轻松的选择。这次选择，一头连着一个农村家庭的命运，一头连着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军人作家的成形过程。

在许多回忆材料里，1981年常常被简单归纳成“他被召回，提干成功”这样一句话。可是沿着时间线把前因后果串起来，会发现，那一年不只是政治待遇上的转折，更是一个创作者人生重心的定向——从此，他既是军官，也是作家。军装里的那支笔，不再只是爱好，而成为贯穿其后几十年写作生涯的一条硬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