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许世友给儿子许光写信，并寄去五十元钱：在老家给我买口棺材

1979年深秋，河南新县许家洼一带，山风已经带着凉意。许光拿着从南京寄来的信，站在院子里愣了很久。信封里除了薄薄一页信纸，还有一叠用纸条扎好的五元票子，凑起来刚好五十元。信不长，却句句扎心：让儿子先在老家给自己买一口棺材，将来好埋在爷爷奶奶身边，不火化。那一年，许世友七十四岁，自认“身体蛮好”，还能再活十来年。但从这封信开始，他对身后事的安排，其实已经有了清晰的盘算。

有意思的是，信里反复提到“活着尽忠，死后尽孝”这八个字。一面是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一面是埋在河南山坳里的父母坟茔，这两头，他想同时抓住。这样的取舍纠结，一直伴随他走到生命终点。

一、从不服老到病危，钢铁汉子的最后一年

时间转到1985年。那一年元旦刚过，已经八十岁的许世友，让秘书代笔写了一份报告，上交中央。内容并不复杂：一是自认年事已高，“来日不多”；二是坦言对组织没有别的要求，只求死后能棺葬，回乡与父母合葬。他还一再叮嘱身边人，帮忙看看中央批复下来了没有。

在旁人印象中，这样的话，似乎有些突兀。因为就在不久之前，他还逢人就说自己“脑子清楚，手脚灵便”，连医生的叮咛都当耳边风。久经沙场的人，对疼痛、对危险的忍耐，早已远超常人，对自己的身体，他有一种天然的自信，甚至带着几分倔强的骄傲。

那一年春节前后，他腹部开始隐隐胀痛。对在炮火中滚过来的他来说，这点不适算不了什么。工作人员和家人看得出情况不对，劝了好几回，才把他劝到上海华东医院做检查。抽血结果出来，甲胎蛋白指数高得惊人，是常人的四十倍以上，这在临床上通常意味着肝癌的高度疑似。

医生们不敢贸然下结论。毕竟，这位老人多年饮酒，又有肝硬化病史，指标异常可能有多种原因。医院组织了一次会诊，最后给出一个谨慎的意见：严密观察，定期复查。报告字里行间，已经透出一种隐隐的紧张。

两个月后，南京军区总医院重新化验血样，指标依旧居高不下。又过十来天，医院再做一次复查，数值被牢牢钉在一千毫微克以上。这一次，怀疑几乎变成了确诊。医院专门起草了一份关于“许世友同志健康情况”的红头文件，只印了十份，送往南京军区和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部分首长手中。

拿到这份报告的人里，有他的老战友聂凤智。当时，两人在青岛参加中顾委会议。消息先到了秘书手里，再由秘书转到聂凤智案头。聂凤智看完报告，久久没说话，最后手一抖，在纸上签下一个“聂”字。这一笔，既是阅知，也是沉重的确认。

那天晚上，他决定当面劝一劝老战友。许世友没参加当晚的活动，正一个人在住处。见面时，他仍旧笑呵呵的，说话中气十足。聂凤智小心翼翼问起身体状况，他摆摆手，说“好得很”。对于南京军区总医院打来的“肝部有点问题”的电话，他只是点点头，似乎并不在意。

劝他去北京301医院检查，气氛立刻变了。许世友脸一沉，只吐出两个字：“不去。”他向来如此，说出“不要”，就很难再有回旋余地。聂凤智知道他脾气，为难又担心，只能从医疗条件、检查设备、治疗手段，一条一条耐心往下说。回答还是那两个字：“不去。”

过了几天，聂凤智越想越不踏实，8月6日，又带着妻子何鸣去见他。这一次，许世友显得有些疲惫，说话含糊。何鸣凑近听，才听清楚——他想尽快回南京。原因他没有展开说，只是反复提这一点。那天送客之后，聂凤智站在窗前愣了很久，心里隐约觉出，那种“想回去”，可能不只是想回一个驻地，而是想离北京远一点。

后来，301医院政治委员刘轩廷奉命到南京会诊。他曾是许世友的老部下，两人见面多少还带点战场上下来的亲近。刘轩廷坐在病榻前，又提起去北京治疗的建议。许世友依旧摇头：“我不去北京。”刘轩廷试着打趣：“北京条件好，路又宽。”许世友想了想，闷声说出一句“北京路太窄”。刘轩廷不理解，继续说起长安街有多宽。沉默片刻，许世友低声补了一句：“我吵不过他们。”

这句看似玩笑的话，不得不说也藏着几分心事。他清楚，北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集中治疗，也意味着一旦病情恶化，想再回老家，就没那么容易了。与其到人生最后一段时间里在大城市病房里转圈，他更宁愿靠近中部，靠近自己熟悉的那片土地。

二、病房里的倔强与疼痛，人与病的拉锯

其实，他不仅抵触去北京，连医院也不想多待。回到南京后，他坚持住在中山陵8号，不愿正式住进南京军区总医院。中央权衡再三，只能退一步：由南京军区总医院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医疗小组，进驻中山陵8号，对他实施系统监护。

在这一点上，他还是延续了自己一贯的想法——能不住院就不住院，能用“土办法”就不用大手术。多年的行军打仗，造就了他对现代医疗手段的本能排斥，也形成了那种“扛一扛就过去”的习惯。遗憾的是，这一次的对手不是普通的伤病，而是恶化迅速的肝癌。

医疗小组的病情记录越来越沉重。起初是偶尔腹痛，需要按时注射止痛针。到9月下旬，每日止痛次数已经增加到四次。伴随肿瘤发展，肝区疼痛如影随形，时轻时重，像一把钝刀，反复在一个点上摩擦。他这样一个在战场上九死一生的钢铁汉子，也开始被生理上的痛苦拖入深渊。

许世友的儿媳妇后来回忆，说在最难熬的那段时间里，他几乎从不在别人面前叫疼。有时候实在挺不住了，就主动提出打一针止痛药，过一会儿又反悔，说“算了，不打了”，咬着牙强撑。他还有一个习惯：疼得厉害的时候，不允许任何人在病房里。他不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难受的样子，这一点，既倔强又带着点近乎苛刻的自尊。

有一天中午，他说要上卫生间。进去后迟迟没出来，十分钟过去了，护士觉得不放心，轻轻推门，眼前的景象把她吓了一跳——许世友正用头用力往墙上撞。工作人员赶紧冲上去，把人按住，扶回病床。事后，医疗组专门开了一个会，有人认为，这是肝癌疼痛难以忍受后的一种极端发泄方式；也有人判断，他的神志已经受累，出现短暂性的意识障碍。

考虑再三，大家决定加强陪护，由熟悉他的工作人员二十四小时轮流守在床边。比起专业医护，这些老部下更懂他的脾气，也更愿意迁就他的各种不合常理的要求。在他们眼里，许世友不只是一个病人，更是一位多年来朝夕相处的首长。身体重要，情绪同样重要，这种心理，外人很难完全理解。

某天夜里，他突然变得异常烦躁，嘴里不停嘟囔着要“活动活动”。那时的他，全身严重水肿，腹水明显，体重已经超过两百斤，起身都困难，更别说自己下床走路。屋里的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想办法，又不想直接拒绝他的要求。最后，有人提了一招：把他挪到沙发上，几个人一起推着沙发在病房里移动一圈，当成“散步”。

说干就干。七八个壮实的工作人员合力将他从病床抬到沙发上，慢慢扶好，再一起推着沙发在病房里来回“走”。楼下病房的医护听到动静，还以为楼上出了什么事，急忙跑上来询问，是不是出了意外。看见屋里的场景，不免有些释然，也有几分心酸。

活动结束，众人又把他转回病床。折腾了一圈，他反而安静下来，很快沉沉睡去，那一觉睡得格外安稳。类似这样略带“幼稚”的安排，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可笑，但对于一个被病痛逼到绝境的老人，能满足一点点心理上的愿望，已经弥足珍贵。

进入9月底，他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整天昏睡。9月30日，他的下肢皮肤出现大片瘀斑，这是肝癌晚期较为典型的表现，预示着生命的计时进入了最后阶段。此时，中央军委方面十分关注，多位领导人派人前往南京探视。

杨尚昆亲自到病房看望。工作人员凑到许世友耳边，大声说：“许司令，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来看你啦，是从北京来的，是代表邓小平主席来的！”喊了好几遍，他才从昏睡中艰难挣扎出来，喉间发出几声含混的“咕噜”声。费了很大力气，他睁开眼，看到床前站着的杨尚昆，艰难挪动嘴唇，吐出几个模糊的音节。大家仔细辨认他的口型，才明白那几个字——“我完蛋了”。

这一句话，对他来说并不容易。他这一生，对生死一向有种“不信邪”的劲头。战场上被子弹擦身而过，被炮火掀翻在泥水里，他都硬生生挺了过来。如今，反倒是在病房里，亲口承认了自己的终点。听懂这句话的人，心里都不免一沉。

医护团队并没有因此放弃。10月20日前后，医疗小组发出紧急警告，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专家轮番会诊，试图在极限边缘抢回一点时间。可是在生命体征迅速滑落面前，所有手段都显得力不从心。10月22日下午，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心电监护屏幕上，波形缓缓拉直，最终化为一条稳定的直线。这一天是1985年10月22日，他终年八十岁。

那一头，是战场上的无数次出生入死；这一头，是病房里与癌症的短兵相接。倘若只看结果，会觉得不过是“病重身亡”几个字。但细看他在病中的选择与坚持，可以发现，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一份尊严，也守住那点关乎“回乡”的倔强。

三、火葬倡议与“棺材信”：忠与孝的拉扯

1985年许世友去世后，关于他后事的安排，迅速提上议程。10月26日上午，中顾委副主任王震受邓小平委托，专程赶到南京军区，向有关方面传达小平同志的意见。在那段讲话中，他连续七次提到“特殊”二字：特殊的性格、特殊的经历、特殊的贡献，甚至还有“特殊通行证”，一层压一层，语气格外郑重。

所谓“特殊通行证”，说到底，是为他破了一个当时已经形成原则的例。事情要从1950年代中期说起。

1956年，中南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一份倡导干部身后火葬的意见书在领导人中传阅。当时，出于节约土地、移风易俗等考量，很多中央领导都在这份倡议书上签了名，表示支持。那时，全国殡葬改革刚起步，上行下效的示范意义非常重要。

这份文件摆到许世友面前，他却迟迟不肯落笔。他的为难，说起来既简单又固执——舍不得放弃棺葬。在河南老家那片山里，人们骨子里认的是入土为安、落叶归根那一套。他在外打仗几十年，一直觉得亏欠父母太多，希望死后能埋在父母坟旁，为他们“守坟尽孝”。火葬，对他来说，不只是一种新制度，更像是割断与祖坟最后的联系。

这种情绪，并非一夜之间产生。早在1952年，他第一次以山东军区司令员的身份回乡探亲时，就被现实深深刺痛。那一年，他与家乡已经阔别二十年。进门见到母亲，一时竟认不出来。眼前这位头发花白、衣衫褴褛的老人在厨房忙里忙外，与记忆中那个中年妇人几乎连不起来。他下意识地愣住，随即一跪到底，放声大哭。母亲也跟着掉眼泪，嘴里念叨着“回来了就好”。烧水、做饭、让儿子坐下吃饭，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小事，在那一刻却格外刺目。

1957年，他已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又一次回乡。这时母亲已七十八岁，仍习惯亲自砍柴、生火做饭。许世友看在眼里，心里五味杂陈。他和妻子田普商量，决心把老人接到南京照顾，换个生活条件。田普也全力支持，对老人百般敬让，什么都抢着干，希望让她过几天轻松日子。

然而，环境变了，人却不自在。母亲在南京住了不到一个月，就提出要回乡。她不适应城市生活，不习惯别人替自己做事，觉得每天坐着不干活，反而心里空落落。许世友以为是自己工作忙，忽略了母亲，便更加用心照料，连一些小事情都不让她动手。没想到，这样反而让老人更不自在，整日郁郁寡欢，说话也少了。

最后，他不得不妥协。看着母亲执意要回老家，他压下自己的不舍，把她送回故乡。此后每一次回乡，他心里都带着一点说不出的愧疚。

1959年，当他再回到新县时，母亲已经离世。站在新坟前，他又跪下，低声自语：“娘，忠孝难两全，您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未能服侍您，我死后一定回来为您守坟尽孝。”这句“忠孝难两全”，不仅是对自己经历的概括，也像是从许多老一辈军人嘴里流出的共同心声。

正因为有这样一段心路，他面对火葬倡议时，才会格外纠结。据传，那时他还为此专门去找毛泽东说了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为难说得很直。毛泽东听完，只是笑了一笑，没有当场表态。这个笑，有人理解为宽容，也有人理解为对这种挣扎的理解，态度并不简单。

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全国殡葬改革更进一步，干部和群众基本都按规定执行。许世友越老，心里反而越不踏实。他非常清楚，一旦自己在北京病危或去世，身后事就很难再单独做安排。北京广阔，但对于一个心心念念想埋在农村山坳里的老人来说，却反而显得“路太窄”。

所以，1979年10月22日那封写给许光的信，就显得格外有意味。这封信，写得朴素，字里行间却规划得十分清楚：寄去五十元，让儿子先在老家买口棺材，等自己走后，不要火化，要埋到爷爷奶奶身边。他还认真算了一笔“时间账”：自己七十四岁，“身体蛮好”，如果能活到八九十岁，大概还有十多年，这十几年，可以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

从那一刻起，他不只是在安排一口棺材，而是在给自己未来的“归属”留出一条路。五十元，在当年并不算小数目，但也谈不上昂贵。棺材本身不是重点，重点是那种“先准备着”的态度。他怕的是到时来不及，怕的是自己还没回到河南，事情就定了性。

1985年初，他让秘书代写报告上交中央，请求允许自己棺葬回乡。这是他在制度面前主动的一次正式申请，也是对多年心愿的集中表达。随着病情恶化，他在迷糊中还常常问秘书：“中央回信没有？同意不同意？”这种反复追问，不像一位高级将领，更像一个惦记家里事的老人。

报告送到北京后，层层传阅。事情的难处在于，谁都知道一旦为他开了这个口子，后面如何把握，如何“下不为例”，都须考虑清楚。最后，批示落在邓小平的案头。

邓小平和许世友打交道多年，对他的性格和经历再熟悉不过。他知道许世友在战争年代付出了多少，也知道他这份“死后尽孝”的执念从何而来。权衡之后，他在报告上写下短短几字：“照此办理，下不为例。”这句话，说得干脆，也留下了边界：只此一次，不作先例。

这份批示，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宣传。关于他能棺葬、能回乡埋葬的消息，仅在极小范围内知情。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内部决定”。而在许世友生命的最后几天，这份批示已经到了南京，也让负责后事的人有了最关键的依据。

四、回到许家洼：一位老将的落叶归根

许世友逝世后，南京方面按中央指示，紧锣密鼓地安排后事。公开的信息，仍旧遵照当时的殡葬规定；而真正与棺葬、回乡有关的准备，则在另一条线悄然推进。

1985年11月8日零点，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范志伦奉命，下达一项并不起眼却极为重要的命令：车队按既定路线，连夜出发，驶往河南新县许家洼。这支车队的任务，并不对外宣传，只在内部以高度保密的方式执行。

车队一路北上，抵达新县时已经是9日凌晨。当地一支工兵分队早已提前到达，悄悄在选定位置开始作业。四周山林寂静，只有铁锹插入泥土发出的闷响，在夜色中一下一下传来。没有仪式，没有鼓乐，甚至连说话的人都不多，大家都明白这趟任务的分量，也懂得低调的必要。

天色微亮时，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许世友的棺木在这一片青山绿水间缓缓下葬。那一年，他离开故乡已经半个多世纪，中间经历过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又历经共和国早期的风风雨雨。绕了一圈，最终还是回到了父母身边。

当时中央有硬性规定：不准为他树立墓碑。这一条是为了坚持原则，也为了避免引发误会。墓地的位置，没有明显的标记，只有知情者心里有一张“地图”。

不过，时间一长，来此吊唁的人越来越多。有的是老战友，有的是曾在他麾下服役的干部战士，还有一部分，是慕名而来的当地群众。大家走到山坡间，往往要靠打听或指点，才能找到大致的地方。没有碑，没有字，只有一抔黄土，多少让人觉得有些遗憾。

在众人的反复建议下，1986年，王震出面做了协调。他亲自过问这件事，在合规范围内想办法给这位老将留下一点明确的标识。最后，选定一块花岗岩石，立在墓前，上面请著名书法家题写了七个大字：“许世友同志之墓”。字不多，格式也很朴素，但对于那些知道来龙去脉的人来说，这块碑既是纪念，也是一个时代的注脚。

回头再看，这条从“火葬倡议”到“棺葬破例”的路，其实贯穿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1979年的那封“棺材信”，1985年元旦后的那份报告，加上他一再躲开北京、不愿远离中部的选择，前后串联起来，就形成了一条相对完整的思路：要为自己的身后之事留出余地，要为当年的那句“死后回来守坟尽孝”找一个落实的方式。

许世友身上，有两条线始终纠缠在一起。一条是从1920年代末参加革命开始，横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长期统兵的“忠”的那条线；另一条，则是在河南山区长大的儿子，对父母、对祖坟、对“入土为安”的那种固执的“孝”的那条线。

在组织安排与个人心愿之间，他并非不懂轻重，只是宁愿用提前十年写信、反复叮嘱，甚至拒绝去北京治疗的方式，为自己争取一个能与父母相伴的机会。他的请求最终得到了批准，但同时也被明确为“下不为例”。这一点，本身就很能说明当时制度与个案之间的微妙平衡。

许家洼的那块花岗岩石，如今静静立在山坡上。碑后的黄土之下，是一位从黄泛区走出的农家子弟，也是新中国军队中极具个性的上将。他在生前把大半生交给了战火与军营，在身后则执意回到山村和长眠多年的父母作伴。忠与孝两头拉扯，最后落在这一方小小的墓地里，算是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