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晚年谈到孙立人，直言：他曾卖主求荣，根本不是民族英雄

1942年夏天，在印度阿萨姆邦的一处营地里，许多刚从缅甸丛林里死里逃生的中国远征军官兵，正靠在粗糙的木桩上打盹。有人衣衫褴褛，有人伤口还在渗血，却都死死捏着手里的钢枪。帐篷外有个说法传开：有的部队翻过了野人山，几乎走到只剩骨头；有的部队绕道印度，兵员不仅保存下来，甚至连着难民一并带了出来。消息真假难辨，但两个名字却总是被放在一起提起——杜聿明和孙立人。

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后来在战场之外的评价，竟然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杜聿明作为蒋介石的黄埔嫡系，出身正规军界，资历深、根基稳，却在战后多次被放在“失败将领”的框架里讨论；而经历海外军校、语言流利、作战勇猛的孙立人，一度被不少人视为“中式名将与西式军人的结合体”。然而，等到岁月流逝，这位曾经的远征军主帅杜聿明在晚年谈起孙立人，却给出一句极其严厉的评价：卖主求荣，不算民族英雄。

为什么会说到这一步？又是怎样的经历，把这对曾经的上下级，推到了彼此难以谅解的位置？

一、从清华到弗吉尼亚：一条本不通往战场的路

如果把时间往前拨回到1910年代，很难想象日后在缅北密林中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孙立人，原本是奔着工程师这条路去的。

1913年，他考入刚刚在国人心目中崭露头角的清华学校，主修土木工程。那会儿的清华，还带着浓厚的留美预备学校色彩，课程偏重理工，学生将来大多前往美国深造。孙立人家境殷实，学习刻苦，按当时的标准算是典型的“前途无量的知识青年”，轨迹相当清晰：清华毕业，留学美国，融入工程技术界，在桥梁、建筑行业做出一番成绩。

后来发生的一切，偏偏把他从图纸与钢梁之间，推到了枪弹与泥泞之中。

清华毕业后，他按原计划赴美继续学习土木工程。学成后进入美国桥梁公司工作，负责工程设计。这段经历有迹可循，职位体面，收入稳定，按部就班走下去，一位优秀的华人工程师多半会由此诞生。

转折的种子，却早在少年时期埋下。少年时候，他在山东目睹过租界内外截然不同的情景：本地人被洋人喝斥，甚至当街遭到侮辱。那种强烈的不平衡感，很难用几句话解释清楚，但在很多同代中国青年身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试想一下，一边是书本上讲的民族自强，一边是街头巷尾的现实对比。久而久之，“不能再被人踩在脚下”的想法，变成了一种隐隐作痛的执念。也正是这种情绪，让他在美国工作时开始反复思考：如果中国始终积弱，即便在海外有一份体面工作，又有多少意义？

不得不说，这种想法在当时并不罕见。从辛亥之后到抗战前夕，从留日到留美，一批批青年在“专业发展”和“民族存亡”之间反复摇摆。孙立人最终选择了后者，放弃工程技术路线，改投军旅，报考了美国弗吉尼亚军校，这一步走得并不轻松，却决定了他此后一生的方向。

弗吉尼亚军校在美国军界有着悠久传统，军事理论、战术训练、纪律要求都相当严格。在那里，他系统接受了西式军事教育，从班排战术到营团协同，从火力配置到后勤保障，一套完整的现代军事思维逐渐成形。与其说他只是换了一个专业，不如说是换了一副看待战争与国家命运的眼镜。

学成之后，他没有在美军体系里谋求职位，而是选择回国。从工程师转身军人，这条路，已经没有退路可言。

二、西式军官与黄埔嫡系：同一战场的两套逻辑

孙立人回到中国后，很快进入国民党体系，先是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担任中尉军训队长，随后在1932年被调入由宋子文一手创办的税警总团。

税警总团原本是由政府财政系统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任务带有警备与半军事性质。宋子文留学背景深厚，重视现代管理，也格外看好同样有留洋经历、又在美国军校受过专业训练的孙立人，于是把训练部队的责任交给他。

在这里，孙立人开始把脑子里“中西结合”的想法付诸实践。他早年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熟悉“四书五经”里那一套忠恕、气节、礼法的观念；后来又在美国军校受到科学化、制度化的军事训练熏陶，两方面的内容在他脑中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不断碰撞。

训练税警总团时，他一方面强调体能、射击、战术演练，照搬西式军队的严谨操练；另一方面又在精神动员、军纪教育上引用典故、讲忠义，把“战场不是儿戏”“军人以责任为重”反复灌输。久而久之，这支部队在国军内部显得有些“另类”：纪律较严，训练较新，内部气氛既有一点“学院派”的理性，又带着一些传统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风格在当时的国民革命军中并不普遍。国军各部出身杂，既有旧军阀系统改编的部队，也有黄埔出身的新式军队，更有地方势力掌握的杂牌军。训练水平参差不齐，军纪松弛、兵员素质不高的问题一直存在。孙立人试图打造一支“能打仗的现代化部队”，在当时确实显得有些“另起炉灶”。

后来，税警总团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改编为新编第三十八师，简称新38师，归属第六十六军建制。而第六十六军的军长杜聿明，则是典型的黄埔系嫡系将领。

杜聿明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属于蒋介石亲手打造出来的“基本盘”之一。他在北伐、中原大战、抗战初期多次参与作战，资历深厚，深知国民革命军内部的种种情况。对他来说，军队的核心是服从命令，是政令畅通，是“上面怎么定，下面就怎么打”。

可以说，这两个人站在同一战场，却带着两套不同的军队观：一个更注重制度化训练与战术效率，一个更看重命令体系与政治忠诚。

这种差异，在和平时期尚能相安无事，一旦放到生死攸关的前线，冲突就难免会暴露出来。

三、缅北血战与仁安羌：一场救援战埋下的隔阂

时间来到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美军措手不及。此后短短几个月里，日军趁势南下，占领香港、马来亚、新加坡、越南等地，进攻缅甸，企图切断中国与外界的最后交通线——滇缅公路，并进一步威胁印度。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条公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东部沿海大多已被日军控制，外援物资无法从海路输入，军火、汽油、药品等战争物资几乎只能从滇缅公路经缅甸仰光港转运，一旦这条线被日军截断，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将更加被动。

在英方反复沟通与请战背景下，1942年初，中国政府组织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目标是协助英军阻止日军攻势，保住交通线。远征军总兵力约数个军，主要由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以及部分特种部队组成，杜聿明担任第一路远征军总指挥。新38师此时已编入第六十六军序列，属于杜聿明的指挥体系。

与此同时，美方派出史迪威中将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及中缅印战区盟军总司令，他对中国军队的训练与作战有直接影响，对远征军的行动也有相当话语权。也就是说，中国远征军实际上处在一个多重指挥链条之中，上有蒋介石授命，下有英军合作，还要与美军指挥官协调。这种复杂结构，为后来一系列分歧埋下伏笔。

1942年4月，战局陡然紧张。日军由南向北猛烈推进，英军在缅甸中部节节后撤。4月14日前后，位于仁安羌油田附近的英军第一师以及装甲第七旅陷入日军重围，处境凶险。油田一旦失守，战略物资会被日军夺取，而数千英军若遭全歼，对盟军士气也是巨大打击。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远征军接到任务，要求出兵救援被围困的英军。

新38师接令后，孙立人率部迅速行动。他本人赶赴前沿指挥部，同英军上将亚历山大会面。英军情报显示，被困部队已濒临绝境，弹药、水源和食物严重不足，若短时间内无法突围，整师覆灭只是时间问题。

有史料记载，亚历山大面色沉重，将电文递给孙立人，电文内容大致是：部队困境重重，难以支撑。面对这种绝境，孙立人没有表现出慌张，反而态度笃定，表示会在限定时间内发动突击，协助英军突围。这种姿态，对精疲力竭的英军指挥层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随后，新38师部队展开夜间机动，主力部队在有限兵力条件下实施分路攻击，对日军阵地发动突击。作战的细节，今天已难以完整重现，但结果却相当明确：在激烈交战后，新38师成功打开缺口，英军大批官兵得以脱困。据战后统计，仅此一战，中国军队救出包括亚历山大在内的英军和随行人员共七千余人。

这一战的影响远超战术胜败本身。对中英双方来说，这不仅是一次军事救援，也是一次政治象征：中国军队在盟军体系中展现了战斗力，英方舆论对中国远征军的评价也明显转好。英国媒体报道此役，称赞中国军队勇猛顽强，在英伦本土引起不小反响。

从个人声望角度看，孙立人凭借仁安羌之战名声大振。“救英军”的标签，让这位新38师师长在国际舞台上有了存在感，也进一步赢得美国指挥官史迪威的欣赏。

然而，有意思的是，这场救援战在多年之后，却成了杜聿明看待孙立人时绕不过去的一块“心结”。在他看来，孙立人与英、美将领走得太近，尤其是在仁安羌战役中，把大量精力用在保护英军上，多少带着“对外人太卖力”的味道。这种观感，在那个讲究“嫡系”“自己人”的政治环境里，格外刺眼。

四、野人山与印度：两条路、两种判断、两句截然相反的评论

如果说仁安羌之战只是埋下裂痕，那么1942年缅甸战局的全面崩溃，则使得这道裂痕彻底撕开。

4月下旬，日军攻势持续，英军在仰光方向节节败退，最终决定向印度方向大规模撤退，自保为主。中国远征军在战场上逐渐陷入孤立，正面与侧翼都承受压力。原本设想的协同作战，在局势急转直下之时，被现实撕得支离破碎。

在这样的背景下，盟军之间的分歧集中爆发。

史迪威从整体战区角度出发，提出主张：远征军向印度转移，保存有生力量，再行整训。这在美军的战争观里，是典型的“保存实力以图再战”的逻辑。英军早已决定以印度为后方核心，更倾向于用印度作为新基地重建战区。

但在中国最高统帅部看来，远征军一旦集体撤往印度，就意味着大批中国主力部队脱离本土控制，长期寄人篱下。对于蒋介石这样的最高统帅，这不仅是军事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对于已经承受巨大国内压力的重庆政府而言，“中国军队成建制退往他国”必然引发诸多议论。

在这个关头，蒋介石的态度非常明确：远征军必须归国。杜聿明身为黄埔嫡系，服从命令是天职，他向上呈报情况后，接到指示，要带领部队由缅北翻越野人山，经原始丛林回到中国境内。

所谓“野人山”，是人们对缅北、中印边境原始丛林深山的一种称呼。那里地形复杂，丛林密布，瘴气横行，毒虫、猛兽随处可见，几乎没有成熟道路。即便在和平时代，穿越这种地带都极具风险，更何况是一支疲惫不堪、补给严重不足的军队。

孙立人对这条路线并不乐观。他更倾向于接受史迪威的方案，先行率部向印度方向撤离，经过短期休整再寻机回国。对他而言，保存部队战斗力是首要任务，路线选择必须以实际生存概率为前提。

这时候，两种思路的差异彻底暴露出来：杜聿明强调的是“服从最高统帅命令，必须回国”；孙立人强调的是“考虑实际地形和部队状态，优先选择可行线路”。两种思路都不是单纯的个人好恶，而是与各自的成长背景、军事观、政治立场紧紧相连。

意见几经争执，终究无法统一，只能分兵行动。

杜聿明率领第五军、第六军主力，按照命令翻越野人山，沿丛林路线回国。一路上，部队缺乏粮食供应，许多人靠野菜、树皮充饥，瘴气感染、疾病死亡、摔落山崖、迷失路线的情况频繁出现，再加上日军追击骚扰，伤亡极为惨重。许多官兵倒在了返国的途中，真正走出丛林的，已是原来兵力的一小部分，这段经历后来被描述得极其惨烈。

另一边，新38师向西北方向撤退。在途中，部队遇到大量从缅甸逃出的华侨和印度难民。他们衣衫破败，神情恍惚，很多人已走到了体力极限。新38师官兵在物资有限的情况下仍拿出水与食物分给难民，对重病、老弱者尽量安排照顾。也正因为这种举动，一部分难民抱着求生希望，选择紧紧跟在队伍后面，一同向印度方向撤离。

这一路走得并不轻松，但整体来说，新38师保存了比较完整的战斗力，最终在印度境内整编，成为此后中印战区的重要组成部队之一。从结果看，两条路线，一条以巨大的人员伤亡换回一支残破部队，一条则带着相对完整队形退出战区；一边是“命令优先”的选择，一边是“保存实力”的考量。

遗憾的是，战后却很少有人单纯从“客观得失”角度讨论这件事。在政治氛围越来越紧绷的环境里，这件事逐渐被赋予了各种复杂含义。

对于杜聿明来说，自己按照最高统帅指令，凿穿野人山血路而归，却看着孙立人的部队安全抵达印度，并在史迪威麾下继续受训作战，这种对比本就刺眼。他会不会觉得心中不平？大概率会。而且，这不仅仅是个人情绪问题，还涉及“谁更忠于命令、谁更听话”的判断。

有的说法认为，正是从这一阶段起，杜聿明对孙立人的看法开始明显恶化。他看到的是：一个与美方关系密切、以“救英军”扬名的师长，在关键时刻选择跟着史迪威的方案走，结果保存了实力；而自己这个远征军主帅，则扛着沉重伤亡数字回国。站在他的位置上解读这件往事，情绪自然不会平静。

多年后，当被问及对孙立人的评价时，杜聿明用了“卖主求荣”这种极其尖锐的词语，认定他“根本谈不上民族英雄”。在杜聿明的逻辑里，孙立人过于看重与英、美军的合作和个人战功，在关键抉择中没有坚持“回国”的路线，这便触犯了他心目中“军人应有的立场”。

但如果把情绪先放一边，单纯从战局实际、地形条件和部队生存状况来分析，新38师撤往印度并接受整训，从军事角度说很难简单定性为“卖主”。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中国军队不论驻扎何处，只要继续抗战，其性质便仍旧是对外抗敌的一部分。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后来的很多讨论里，人们往往愿意从更冷静的角度看待孙立人的选择：他不是没有政治顾虑，而是在当时那种多方势力角力的战区里，做出了一个兼顾部队存亡与继续抗战道路的决定。

站在远处看，两个人其实都付出了代价：一位带着重创的远征军残部回到中国，承受的是失败指挥官的压力；一位留在印度继续作战，后来在复杂政治环境中也难以全身而退。评价自然各有侧重，争议也难以彻底平息。

五、名将、功过与一句偏激的话

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躲不过去：孙立人是不是“民族英雄”？

从抗战战绩来看，他所率领的新38师在缅北战场确实打出过硬仗。仁安羌救援战中，他在敌强我弱、友军被围的情况下组织突击，救出数千英军，这对当时中国在盟军中的地位提升起到明显作用。后续在中印战区的几次反攻行动中，新38师也有不少战斗表现，不能简单抹杀。

在部队建设上，他把西式军事训练与本土传统教育相结合，强调纪律、体能、战术训练的同时，重视军人精神与责任感。许多曾在他麾下服役的军官、士兵，回忆起他的带兵方式时，往往会提到“训练严，却讲理”“对士兵要求高，但也照顾人”的印象，这些都不是凭空捏造。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与美方关系密切，与史迪威等人往来频繁，这在当时政治氛围下，很容易被有意无意地放大。远征军撤退路线之争、对英军态度等问题，也让一些人对他的立场产生疑虑。杜聿明晚年的那句评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说出口的。

从资料可查的部分看，“卖主求荣”四字，用在他身上显然过于严厉。抗日战场上，他确实冒着生命危险带兵作战，为挽救盟军、打击日军付出过不小代价；在关系中国军队形象的关键战役中，他没有退缩，也没有临阵脱逃。这些事实，难以用一句“求荣”来一笔带过。

另一面，杜聿明也不是简单“出于私怨诋毁别人”的角色。他在远征军惨败、翻越野人山时承受巨大压力，作为最高战地指挥官必须对大量官兵的牺牲负责。他带着伤痕累累的记忆回忆这一段历史时，很容易用“谁和外人走得太近”“谁没坚持从丛林回国”的角度，去审视昔日的部属。

不难想象，当年那片湿热丛林里那些无名官兵的死亡，对他触动有多大。当他意识到自己坚持的那条路付出了沉重代价，而另一条路在结果上看似“更好”，心理上难免产生强烈对比。于是，在很久之后，他对当年的不同选择作出极端概括，情绪色彩难以完全剔除。

有一点需要强调：评价一位军人，尤其是经历过大规模战争的一线指挥官，很难用“英雄”“叛徒”这样的极端标签一刀切。抗日战争那样的背景下，每一次决策都牵连成千上万人的命运，事后回望，容易简单化，彼时彼地却极为复杂。

孙立人在抗战中的表现，有功有错，但整体上，他确实为抗击日本侵略军承担过责任，冒过风险，做出过成绩。杜聿明晚年的那句“根本不是民族英雄”，更像是一种带着强烈个人情绪的否定，而不是一份冷静的结论。

历史有时候不回答“该不该”，只留下“做过什么”。谁听命翻越野人山，谁转向印度保存实力，谁在仁安羌解围，谁在丛林中倒下，这些事实本身，比任何激烈的话语都更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