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王近山临终之际，躺在病床上不停地询问：张立三还没有来吗

1978年4月的南京，春雨一场接一场，医院走廊的灯光有些昏黄。值班医生记得很清楚，那天夜里，病房里有个声音断断续续地响起：“张立三……还没有来吗？”声音不大，却一遍一遍，谁也劝不住。躺在病床上的，是在战争年代以“王疯子”闻名全军的王近山，此时已经63岁。

按说，到了这个年纪，许多老将都开始回忆一生的战功、荣誉或者遗憾。王近山却一心惦记着一个人，一个给他打了一辈子针、包了一辈子伤口的老战友。有人不免要问，堂堂开国中将，临到人生最后一程，为什么一再追问一个卫生队长的名字？这件事，如果只从病房那一刻看，很难说清楚，必须把时间拧回去，从几十年前的战火里找答案。

一、从“天不怕”的少年，到“王疯子”的团长

1915年，湖北红安。那时候的黄安、麻城一带，还叫“黄麻地区”，土匪多、兵荒频，乡里打架斗殴几乎是常事。王家有个脾气火爆的男孩子，经常赤脚跑在田埂上，不服谁，谁都敢打，人送外号“天不怕”。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在战场上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王近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中原战火不断，军阀割据，湖北更是风云密集之地。王近山的姐姐受地下党员影响，早早参加了游击队。家里本不富裕，战乱又多，去不去革命，其实没有多少退路。1930年，15岁的王近山跟着姐姐，加入了红军，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行军和厮杀。

在红军队伍里，他身材不算高大，却敢冲、敢拼。敌人的子弹越密，他越往前凑。指挥员发现，战斗一紧张，这小伙子反而越冷静。很快，王近山就从普通战士一路提拔，担任营长、团长。这种上升的速度，在当时的红军队伍里，绝不是靠“运气”就能解释的。

1931年11月，在红四军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王近山所在的30团被确定为预备队。按常理，预备队可以多一分从容，可战况瞬息万变，这支预备队很快就被推到了火线。那一仗，30团腹背受敌，阵地危急，许多连队伤亡惨重。有人以为这一仗要全军覆没，王近山却咬死阵地，一边组织突击，一边寻找突破口，硬是在重围中杀出一道血路。

战斗结束后，总指挥徐向前看着这个浑身是血、眼神还带着狠劲的小营长，忍不住感叹：“好一个王疯子，把敌人都吓得尿裤子了！”“王疯子”这个外号，就这么叫开了。从那以后，无论是反“围剿”，还是长征路上的恶战，凡是最难打、最不好啃的骨头，王近山常常被推到最前头。

时间来到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前后，王近山接任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这支部队在太行山一带频繁出击，让日军吃尽苦头。日军总部甚至提出一个明确作战目标：专打386旅。冈村宁次一度调动飞机、大炮，对根据地实施疯狂扫荡。一次战斗中，王近山排好兵力，脱掉上衣，亲自上阵指挥，三路突围，硬生生从敌人铁桶般的包围中撕开缺口。

民间有句顺口溜在太行山区流传：“王疯子笑，冈村宁次跳。”虽然带着几分夸张，却可以看出，当时386旅的威名已经传开。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疯子”的名号，并不止在战士中传诵，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对这个敢打敢拼的指挥员也印象极深。

1945年，抗战胜利在望，胡宗南企图在陕甘宁一线打掉共产党根据地的有生力量。毛泽东评价胡宗南是国民党中的“疯子”，于是点名要派一个革命阵营里的“疯子”去对付他，这个人选，就是王近山。后来那一系列战斗，打得胡宗南疲于奔命，“王疯子”对战“胡疯子”，在党史军史中成了颇具象征意味的一段插曲。

然而，这些在史书上记得清清楚楚的战斗，并不是王近山在生命尽头反复念叨“张立三”的缘由。要追溯这种情谊，还得回到更早的年代，回到他刚刚被任命为团长的时候。

二、“军长，我能要一个卫生队长吗？”

1933年前后，在红四方面军里，王近山已经打出了名气。那一年，他被任命为10师28团团长。消息下达时，他还在医院养伤。军长王宏坤把他叫到驻地，语气中隐隐带着欣慰：“王近山，从今天起，你就是28团团长，马上去报到，有什么异议吗？”

按当时的规矩，命令就是命令，哪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王近山条件反射一般说了句：“保证完成任务！”转身就要走。王宏坤看他这股莽劲，有些哭笑不得，连忙叫住：“你还有什么需要吗？”这话一出，气氛马上变了味儿——不是训斥，而是信任，是把一个团交给他之后的那份负责。

王近山愣了一下，终于冷静下来。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一支打过硬仗、伤亡不小的队伍。要把这样一支队伍重新捏合成一个整体，光靠冲劲不够，还得有能帮着稳住秩序的人。

军长心里也有一个大概：这小子估计得要个政工骨干，或者一个擅长管理的老营长。出乎意料的是，王近山想了想，说出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军长，我能要一个卫生队长吗？30团的张立三。”

这一问，把王宏坤听愣了。按常理，一个新团长最缺的是参谋、干事、营连主官，卫生队长在指挥体系里，排不上前几位。可王近山坚持要张立三，既不讨价还价，也不解释太多。王宏坤思索片刻，还是点头同意。这一次调动，实际上也悄悄改变了两个人此后几十年的命运。

张立三1931年参加红军，比王近山大几岁。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时，他们都在红四军10师30团，一个指挥连队冲锋在前，一个背着药箱穿梭在阵地与后方之间。时间算不上太长，但在那样一个环境下，只要经历几场恶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被放大、被凝固。

王近山在战场上有“三不怕”：不怕受伤、不怕打架、不怕牺牲。这样的人，立功快，负伤也快，经常从前沿被抬下来。每一次，他从昏迷中醒来时，看到的多半都是同一张脸——张立三，一位沉稳、不多话、动作很利索的卫生队长。

有人说，战场上的医生对伤员来说就是“第二条命”。王近山记仇，更记恩。几次重伤，都是张立三带着卫生员，在枪林弹雨里把他拉回来。久而久之，在他心中，这个卫生队长，不只是军医，更像是一根牵着自己命的绳子。

当他被任命为团长，脑海中第一个蹦出来的名字，就是这个救命恩人。他很清楚，自己还会冲锋在前，还会有流血负伤的一天。有张立三在身边，他可以放心地把后背交给他。自此之后，一个负责前线，一个守着后方，两人以10师28团为起点，一路征战，结下了超出一般“上下级”的情感。

有意思的是，在很多回忆里，王近山火爆、刚烈，脾气上来谁也拦不住；张立三则话不多，性子温和平稳。这样的性格差异，在平时也许会出矛盾，可在战场上，却恰好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互补。

三、两次从鬼门关拉回“王疯子”的人

1934年夏天，红四方面军集结在四川万源地区，准备打一场关乎存亡的防御战。万源地处山地，地形复杂，加之正值盛夏，天气要么闷热得像蒸笼，要么暴雨突至，道路泥泞，补给极难。更棘手的是，山中粮食短缺，部队长期断粮，连野菜都要翻山越岭去寻。

身为团长，王近山每天还能分到一碗带几粒米的野菜汤，但他总习惯把这点“优待”推给更重的伤员。有战士劝，他一挥手：“我还扛得住，让他们先喝。”这种做法，在战士眼里自然是感动，在卫生队长眼里，却多了一层忧虑。

张立三看着团长一次次把汤让出去，眉头皱得越来越深。那天，他终于忍不住走到王近山面前，带着一点急切：“你是团长，总不能还没把敌人打败就先倒下了吧？为了胜利，你必须喝了这碗野菜汤。”这句话，说得并不客气，却很实在。王近山看了他一眼，没再推脱，端起碗喝下去。那一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悄悄越过了单纯的“上级”和“卫生队长”，更像是叮嘱兄弟要保重的老朋友。

同一年，形势继续恶化。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川北地区与地方军阀激战。刘湘企图利用兵力和装备优势，一举歼灭红军。为此，他集结了18个团的兵力，还有飞机支援，布下重兵。在这样的局面下，王近山率领的28团被编为红四军预备队，前往江油一线支援徐向前。

江油位置极为关键，是通往成都的重要门户，也是刘湘的老巢之一。地利、人和，再加上枪多炮足，刘湘一度信心十足。有人评价他占了“天时地利人和”，那么在很多人眼里，红军似乎是在以卵击石。

战斗打响那天傍晚，一小股敌军在猛烈火力掩护下猛扑红军阵地，局部防线摇摇欲坠。红四军军长看形势不妙，对身边的政委说了句：“快，上王近山！”这句短短的命令，是对“王疯子”战斗力的高度信赖。

接到命令，王近山毫不犹豫，下令：“一营上刺刀冲锋！二营三营火力掩护，给我打上去！”说完，他提着刺刀冲在最前面，像往常那样，恨不得第一个撞上敌人的枪口。

激战正酣时，一个敌兵偷偷绕到侧面，刺刀从侧胸猛扎进来。王近山只觉得胸口一热，随即一阵剧痛，整个人向后栽倒，嘴里喷出鲜血。周围的战士吓得大喊：“团长受伤了！”随即几个人拼命在火力空隙中把他往后方抬。

营地里，张立三一直背着医药包待命。一听到“团长受伤”的喊声，他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冲了出去。面对失血严重、已昏迷的王近山，他没有慌乱，只是沉声对周围人说：“你们先上去，我来处理团长的伤。”这句话，让几个慌张的战士心里稳了一截。

简单止血、清理伤口后，他正要包扎，外头又传来急促的喊声，总指挥徐向前亲自赶来，战线吃紧，他来找这位“猛将”。就在这当口，王近山从昏迷中醒过来，听说前线告急，几乎不等包扎完，就撑着站起身来，再次拿起武器冲向阵地。

按医学常识，这样重的伤，理应强制退下火线。张立三看在眼里，心里明白，说什么也拦不住这个脾气倔得像牛的团长。最后，他叮嘱警卫员：“你们紧紧跟着，保护好团长。”话虽不长，却透出一种医生和战友双重角色的无奈。

在红军顽强抵抗下，刘湘的部队终究没能打穿防线。战斗结束时，王近山已经精疲力竭，精神一松，手里的枪都握不住，打算退回阵地整理伤口。意外的是，就在这个相对“安静”的当口，敌方居然放出冷枪，一颗子弹穿过人群，击中了他的头部，王近山再次倒地。

这一次伤得更重。头部中弹，稍有不慎就会有性命之忧。仍旧是张立三，在最近的救护点接到消息后，飞奔而来，先止血，再用担架一路护送到更安全的大后方。正是这一系列及时处置，让王近山从第二次“鬼门关”前被硬生生拽了回来。

江油这一战，从战史角度看，是川北战局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从个人命运而言，却成了王近山和张立三之间的一个“生死印记”。两次伤重，都是在对方手里捡回命。久而久之，这种经历，在外人看来是战友情，在他们心里，已经接近亲兄弟。

同样是在这段时间里，两人之间的分工越来越明确：王近山在前线拼命，张立三跑在伤员堆里拼命。一个为打胜仗负责，一个为保住每一条命负责。很多年后，有战友回忆说，王近山在阵地上敢把命豁出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知道，背后有一个可靠的卫生队长。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份默契并没有随着战争结束而淡化，反而在和平年代有了另一种表达方式。

四、从战场到病房，一生记着一个名字

新中国成立后，部队从战争状态转入和平建设。组织上要求军队干部改掉战争年代留下的“匪气”，学习文化、钻研军事科学，成为有知识、有纪律的新型军人。对很多脾气火爆、习惯“一声吼到底”的老战士来说，这个转变并不轻松。

王近山就是典型例子。他打仗是一把好手，训人也一把火。新兵动作慢一点，说话斯文一点，他就易急躁。有时候，训练场上骂声一高，空气都跟着紧张起来。谁也没想到，在这种时候，最有效的“灭火器”，居然还是当年的卫生队长张立三。

警卫员发现，只要王近山火气上来了，拉谁劝都不好使，唯独让张立三一露面，情况就会马上缓和。后来大家形成默契，一看司令员脸色不对，警卫员就会悄悄跑到卫生部门，把张立三“请”过来。两人说上几句，气就顺了。这样的画面，在部队里反复出现，甚至成了口耳相传的“趣事”。

时间往前推，1955年，王近山被授予开国中将军衔。这是对他多年征战、屡建战功的正式肯定。遗憾的是，1964年，因为婚姻问题，他的军衔被降为大校，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被撤。当年，这件事在军内引起不小波澜。跌到谷底的时候，能否扛得住，很多人都会动摇。

1969年，许世友在一次会议上向毛泽东提议，认为王近山“会打仗，是个好样的”，建议重新起用。不久，王近山被调往南京军区，担任副参谋长。1969年7月，他提着一只旧皮箱，带着妻儿坐火车南下。这一次出发，他心里很清楚，是老战友在关键时刻把自己再度拉上战场。对他来说，这是一次“重返前线”，只不过这条“前线”，不再是枪弹，而是新中国的国防建设。

不幸的是，好景并不长。1974年初，他开始感觉身体明显不适。到了当年11月，连续大出血，被紧急送往医院。起初检查未见明确原因，医生只好在多方请示后，决定实施探查手术。打开腹腔才发现，是胃癌。

病情来得很凶。手术勉强做完，肠道又发生破裂，引发肠漏，排泄物不断外流，必须进行第二次手术。这样的折腾，即便是年轻人，也极其凶险，更何况是年过花甲、旧伤累累的老将。

王近山病重的消息，传到时任领导人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在当晚就下了指示：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对于王近山来说，这句话意义很重——1950年代他在华东、华北战场上效力时，邓小平就是他的老上级。后来虽有起落，但关键时刻，老领导并没有忘记他。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病情曾略有缓解，但癌症发展毕竟难以逆转。到了1978年4月下旬，病情再次恶化，人也越来越虚弱。那段日子里，他问得最多的，不是病情，不是过去的战功，也不是组织上的安排，而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张立三，还没有来吗？”

得知王近山病危的消息后，已经从前线岗位退下来的张立三，立刻从家乡坐火车赶往南京。车厢里，人挤人，他却一直坐立不安，心里默念着一句话：“老首长，你可一定要撑住啊。”这话，他没有对别人说，只在心里反复转。

到南京后，他匆匆赶到医院。推开病房门时，王近山已经极度消瘦，脸色蜡黄，说话很吃力。一见到老战友进门，王近山伸手抓住他的手，那一刻，向来在战场上硬得像铁的人，眼眶却湿了。张立三看着这位曾经在枪林弹雨中冲在最前面的团长、旅长、司令，也再压不住眼泪。

按照医学常规，危重病人不宜过度激动，他不得不压抑住自己的情绪，尽量用平稳的语气说：“司令，你先别激动，我今天来了，就不走了，我们哥俩以后还在一起。”这句话有没有医学上的严谨不必深究，但从情感上说，是一个老医生、老战友，能给出的最好安慰。

病床上的王近山，看着眼前这张熟悉的面孔，似乎又回到了万源的山谷、江油的阵地。他艰难地露出一点笑容。对一个身患重病、已知自己时日不多的人来说，这个笑不轻松，却很真切。对张立三而言，这一刻也许比任何一次抢救都难熬，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有些人，有些伤势，不是医术再好也留不住。

短暂的交谈中，出现了一个细节。张立三习惯性地掏出香烟，想缓解一下内心的压抑，刚准备点火，病床上的王近山用微弱的声音制止：“你不要吸烟了。”这句话看似平常，却在两人之间留下了极深的印记。

张立三抽烟多年，早就难戒。过去王近山也劝过几回，都没成功。此时此刻，听到老首长还在为自己的身体操心，他一时说不出话，只憋出一句：“你活着没看到我戒烟，今天当着你的面，我从此戒掉。”说完，他当场把香烟和打火机扔进垃圾桶。

很多年后，他对朋友回忆时说：“那是1978年5月8日，从那天起，我就真的不再抽烟了。”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眼圈微红，仿佛病房里的那一幕又重新浮现。对于一个久经沙场、看过太多生死的军医来说，能在具体日子上记得这么清楚，本身就说明，那天的场景在他心里留下了多深的印。

5月10日，王近山病逝，享年63岁。对于这个曾在多个战区挥斥方遒的“王疯子”而言，生命最终停在病房而不是战场，也许是历史的另一种安排。张立三再也没有机会为他包扎伤口，也不会再在训练场边被警卫员急匆匆地叫去“劝火”。

在张立三的记忆里，王近山不只是一位敢打硬仗的指挥员，更是一位舍得为战士分粮、行军时从不叫苦的老首长。有时候，一个将领的“伟大”，并不全体现在军衔和战役上，而是体现在那一碗让给伤员的野菜汤，那几次从前线抬伤员时的坚持，以及临终时仍旧惦记着老战友的一句追问。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当年那句“军长，我能要一个卫生队长吗”，没有江油战场上那几次血流如注的抢救，没有万源山谷中那一碗强迫团长喝下的野菜汤，1978年南京的那间病房里，恐怕就不会有那场迟到却意义非凡的相见。

历史资料会记载王近山的军衔、职务、战功，会提到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关键战斗，也会写下他因个人问题而被降衔、又被重新起用的曲折经历。至于张立三，作为卫生队长、军医，他的名字不常出现在显要位置。但正是这样一位不太被人注意到的军医，几次把一个重要将领从死亡线上拉回，也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守护，完成了自己在战争与和平两个时期的职责。

有时候，一段历史的温度，恰恰藏在这些细节之中。1978年那间病房里，那句不断重复的“张立三还没有来吗”，既是一个老将对过去岁月的回望，也是对一份在战火中结下的生死交情的执念。对旁人而言，这不过是老战友间的惦念；对他们自己而言，却是从1930年那个少年参军开始，走过漫长岁月后，仍旧没有被时间冲淡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