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有家却不能回！35万朝鲜族，为何要漂泊在中亚艰难求生？

在距离故土数千公里之遥的中亚荒漠边缘，竟栖息着约35万朝鲜裔居民。他们拥有典型的东亚人种特征——黑发、深眸、扁平鼻梁，却几乎无人能用母语交流；日常对话全赖俄语维系，就连餐桌上那坛“泡菜”，也早已被本地化为以胡萝卜为主料发酵而成的独特风味。

这群被称作“高丽裔”的群体，究竟走过怎样一条命运歧路？一段横跨百年的离散史，如何将他们从远东稻田推入戈壁盐碱地？这场由国家意志主导的大规模人口位移，又埋藏着多少无声的挣扎与被抹去的记忆？

1937年8月21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某间密闭办公室内，一份编号为No.0976的绝密指令悄然签署。表面理由冠以“防范日本谍报渗透”，短短数语，便将整个远东地区的朝鲜裔居民打上“不可靠族群”标签。仅用两个月时间，36,442户家庭被强制集结，塞进专运牲畜与煤炭的闷罐车厢——那些铁皮箱没有采光窗、不见排污口，连基本通风都成奢望。

全程逾六千公里，列车在西伯利亚冻土与中亚热风之间穿行。车厢内水源断绝、食物匮乏，人群如沙丁鱼般叠压，伤寒与疟疾借由汗味、粪便与腐烂的衣物迅速扩散。死亡并非意外，而是旅途中最沉默的同行者。据多方史料交叉印证，至少2.4万人未能抵达终点。幸存者抵达后亦无喘息：约10万人被集中安置于哈萨克斯坦南部干旱区，另有7万人被分散至乌兹别克斯坦西部荒原，那里风沙蔽日、井水苦咸、道路未通、学校阙如。

更严苛的是迁入后的管控政策——五年内禁止跨出定居点半步，形同制度性软禁。原本世代精耕水稻的农人，被迫在含盐量超标的土地上挥镐掘渠、引水洗碱，硬生生把棉花种子种进砾石缝里。生存逻辑被彻底重写，农耕技艺被强行转译为另一种语言。

后来广为人知的中亚版“胡萝卜泡菜”，正是在这种极端生存压力下催生的智慧结晶：它不是乡愁的调味剂，而是贫瘠土壤中长出的第一根活命藤蔓。

回溯源头，这场离散的伏笔早在19世纪中后期便已埋下。彼时朝鲜半岛北部连年遭逢旱涝交替，尤以1869年前后为甚——田地龟裂、粮仓见底，百姓食尽树皮草根仍难果腹。为求一线生机，大批农户携家带口越境北上，跨过鸭绿江与图们江，自此踏上两条迥异路径：向东者涌入中国东北，恰逢清廷逐步解除“柳条边”封禁，开放垦殖；向北者则踏入沙俄远东疆域，开启另一段被历史反复改写的旅程。

图们江北岸，清政府划出长约七百里、宽约五十里的沿江垦区，允诺授地、准予入籍。至1918年，定居东北的朝鲜移民已突破36万人，成为今日中国朝鲜族的重要人口基础。1952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正式成立，双语教育体系、民族文化场馆、传统节庆机制得以系统重建，语言传承与生活稳定性远高于其他分支。

而北上的群体，在19世纪60年代起受到沙俄官方欢迎——彼时远东亟需劳动力，当局慷慨许诺无偿授地、授予公民权，仿佛一张通往新生活的金色船票。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该区域朝鲜裔人口已达二十万上下，社区自洽、农产丰盈、学校初具规模。

不少人选择北迁，实为逃离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日益严酷的殖民统治。谁曾料想，这条看似充满希望的北上之路，几十年后竟骤然反转为一道由国家机器精准启动的单程轨道：迁移不是渐进融合，而是整建制拔除；不是自主择居，而是被统一编组、押送、投置到万里之外的陌生荒原。

时光流转数代，那段强制迁徙留下的文化裂痕，至今仍在中亚城市街巷间清晰可触。2017年塔什干市中心竖立起一座“高丽人迁徙纪念墙”，部分地方中小学开设每周两节朝鲜语选修课，但断层已然深入骨髓。最新田野调查显示：高达68%的高丽裔青少年无法用本民族文字书写自己姓名；仅10%能勉强说出几句基础韩语；超过八成家庭日常沟通完全依赖俄语。

身份认同的撕扯更为尖锐：对他们而言，“我是谁”从来不是抽象思辨，而是升学、求职、婚恋乃至遭遇治安盘查时的真实困境。民调数据显示，45%的年轻人主动将自我归属定位于“中亚本地人”，仅有17%坚持使用“朝鲜裔”作为首要身份标签；为加速社会嵌入，逾四成青年选择与哈萨克、乌兹别克等主体民族通婚。

即便如此，“他者感”从未真正消退。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爆发大规模骚乱期间，高丽裔商户成为有组织打砸抢的重点目标，暴露出危机时刻潜藏的结构性偏见如何瞬间显形。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政府正式承认1937年驱逐行动属非法行为，并在法律层面开放远东返乡通道。然而实际返回者寥寥无几。

原因直白而沉重：远东早已不是记忆中的家园，而是曾亲手剥夺他们土地与尊严的故地；而朝鲜半岛，则因隔绝太久、代际更迭、语言失传，变得比地图上的坐标还要遥远。四五代人在中亚扎根、成家、立业、繁衍，户口本、毕业证、结婚照、社保卡……所有人生凭证都指向同一片土地。那张名义上有效的“回程票”，最终悬在半空，不知该寄往何处。

步入2026年，新一轮地缘博弈浪潮再度席卷这片土地，而高丽裔社群，又一次站在了大国角力的交汇点上，成为各方战略布局中不可忽视的变量。

俄罗斯方面动作频频：近两年在远东设立18个国家级超前发展区，累计投入近4万亿卢布，创造就业岗位9.5万个。当地平均月薪折合人民币约8700元，薪资水平显著高于中亚多数地区。俄方正通过税收减免、住房补贴、子女教育优先录取等组合政策，力邀高丽裔技术工人与农业专家重返远东，填补因人口外流造成的劳动力缺口。

再看黑瞎子岛——中俄共建示范区已初具规模。2023年中方一侧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破亿元人民币；去年底俄方口岸完成通关测试并投入试运行。远东联邦区GDP较十年前增长近三倍，这块战略拼图正被精心打磨成型。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则在中亚密集铺开援助项目，重点推进所谓“跨里海多式联运走廊”，其核心意图昭然若揭：绕开俄罗斯主导的传统陆路通道，重构中亚物流网络，进而稀释俄方在该区域的地缘影响力。

相比之下，中国的行动更为务实：我们在乌兹别克斯坦锡尔河州援建水稻种植示范基地，引入辽粳、松粳等优质抗旱品种及配套节水灌溉技术——毕竟，精耕细作是刻进高丽人基因里的生存本能；同步推进的中吉乌铁路，预计通车后将使费尔干纳盆地高丽聚居区运输成本下降42%，农资进得来、农产品出得去、青年走得远。

参考资料：

《探访乌兹别克斯坦③| 塔什干：中亚的东亚人》，澎湃新闻《东北抗联教导旅组建过程中的苏联因素》，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35万朝鲜人，为什么生活在中亚？》，地球知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