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骗中央，下骗百姓，三回入狱，从首富到首骗，把他吹的太神了！

“给我20年，还你10个南德集团！”“把喜马拉雅山劈开50公里宽的缺口，让西藏迎来江南般的温润气候！”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极具冲击力的构想，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便已从牟其中口中清晰道出。

一提到他的名字，公众脑海里常浮现出“中国首骗”的标签——他总能抛出看似荒诞却逻辑自洽、真假难辨的宏大蓝图，令人既震惊又困惑。

可他也确曾完成过数次震动商界的操作：用几卡车罐头换回三架苏联退役客机；仅凭300元注册资金，就撬动起一家横跨多领域的集团公司。

但因战略失焦与管理失控，他三度身陷囹圄；最后一次走出监狱大门时，已是76岁高龄，白发苍苍，步履沉缓。

那么，他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究竟如何铺展？重获自由后的岁月，他又在做些什么？

靠信息差叠出的首富神话

倘若只聚焦1992年那几架图‑154客机缓缓降落在成都双流机场的历史画面，人们很容易将牟其中视作一位胆识超群、魄力惊人的开拓型企业家。

彼时苏联刚刚解体，他迅速奔赴莫斯科，在废弃机场中甄选尚具飞行价值的民航飞机，再以大批中国产暖水瓶、皮夹克、午餐肉罐头等轻工产品为交换筹码，最终成功置换四架图‑154，并立即转租给海南航空公司，短短数月实现过亿元净收益，一举登上《福布斯》中文版“中国大陆富豪榜”榜首。

然而若将时间轴向前延伸，便会发现这并非灵光乍现的偶然壮举，而是一整套“零资本驱动型运作模式”由小及大、层层递进、不断放大的必然结果。

1983年，他在上海低价收购一批仿制座钟，通过异地加价分销赚取8万元利润——这在当时相当于普通工人近百年工资总和。

可这次操作踩中了计划经济时代流通管制红线，被判有期徒刑一年。

对多数人而言，这是命运的一记警钟：灰色地带虽有暴利，亦藏雷霆之危。

而对牟其中而言，这更像一次关键验证：只要动作够快、话术够强、关系够硬，制度边界似乎也能被悄然试探甚至绕行。

刑满释放后，他非但未收敛锋芒，反而将这种“临界操作思维”升级至更高维度，投向更具规模感与政策弹性的舞台。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国际格局剧烈震荡，原苏联对外贸易体系全面瓦解，一边是亟需硬通货回血的东欧工厂，一边是中国沿海乡镇企业堆积如山的滞销日用品。

牟其中敏锐捕捉到其间巨大的认知落差与响应时差：他先拿着地方政府开具的意向函与外贸批文，赴各地工厂赊购货物、申请银行授信；再携成箱合同飞赴莫斯科谈判换机；飞机一落地，立刻启动租赁协议锁定现金流。

整个链条几乎不依赖自有资金，核心杠杆来自供货方的信任、金融机构的信用支持以及地方政府的默许背书。

这套打法一旦奏效一次，极易催生一种路径依赖式的亢奋——高杠杆叠加高不确定性，反而成了最刺激的兴奋剂。

他逐渐把这种策略奉为圭臬：商品可以是座钟、罐头，也可以是飞机、土地、甚至整座城市。

只要能把“信用凭证”“行政许可”“舆论声量”打包成可交易资产，他就敢于下重注、押全局。

但问题在于，此类模式高度依附于监管滞后、信息割裂与规则模糊的时代土壤。一旦法治进程提速、数据系统联网、审批流程透明化，“空手套白狼”的华丽外衣便迅速剥落，露出“借新还旧、拆东补西”的真实肌理。

炸山改气候、北方香港

当一个人依靠信息不对称与制度缝隙完成原始积累，要在主流话语场站稳脚跟，就不能再反复讲述“倒卖座钟赚八万”的草根故事。

牟其中深谙此道，于是开始精心打造一系列更具传播张力与政治隐喻的超级愿景，用震撼性叙事为自身商业行为赋予正当性外衣。

九十年代中期，他正式提出“凿穿喜马拉雅山脉50公里断面，引导印度洋暖湿气流北上，彻底改造西北干旱生态”的工程设想。

放在今天来看，这无疑属于地质学与气象学双重意义上的天方夜谭，但在当年却被多家媒体冠以“民间战略家”“跨界思想者”之名广泛报道，为其赢得大量社会关注与资源倾斜。

其底层逻辑极为朴素：未必真干，但必须敢讲；只要足够震撼，就能撬动地方政府注意力与政策倾斜，等于为自己披上一件“心系国运”的精神铠甲。

正是在这层光环加持下，“满洲里北方香港”项目应运而生。

他以建设中俄蒙三国枢纽型开放特区为名，从当地获取约10平方公里土地开发权，公开宣称将投入百亿元打造东北亚最大陆路口岸经济带。

然而多年后审计结果显示，南德集团实际到账资金不足两千五百万元，连承诺投资额的零头都未达到。

在他手中，土地指标、规划许可、进出口牌照早已异化为可反复包装、层层质押的金融载体，而非实体产业扎根生长的物理基础。

他还曾系统阐述所谓“99度+1℃沸腾理论”，主张整合数千家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借兼并重组之名，瞬间激活一个巨型经济体。

口号听来热血沸腾，实质却是试图以极低现金成本，撬动天文数字级别的国有资产，打着资本运营旗号行资产腾挪之实。

地方政府渴求招商引资政绩、期待明星企业家带动区域跃升，往往在宏大叙事面前放松风控标准，慷慨授予土地、税收优惠与特许资质。

可现实终归残酷：若宏伟蓝图无法转化为持续稳定的经营性现金流，再响亮的口号也只会加速压垮企业躯干。

南德在全国各地签署的合作备忘录越多，账面上的待兑现承诺越庞杂，真实营收与利润就越难支撑那一叠叠烫金规划书。

为了维系表面繁荣，他只能不断推出更大胆的构想、启动更多新盘口，直至整个信用结构不堪重负、轰然坍塌。

出狱后的“旧梦”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九十年代中后期。

随着宏观调控趋严、金融监管体系逐步成型，南德的资金周转日益吃紧。

1995至1996年间，牟其中不再满足于在政策夹缝中辗转腾挪，而是直接闯入国家金融安全的核心禁区。

他组织虚构大宗机电设备出口贸易背景，伪造全套进出口单据，诱使国内多家银行开出总计33份远期信用证，经由境外离岸账户多层流转与贴现操作，非法套取外汇资金达8013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6.2亿元。

司法文书明确指出：上述资金并未用于其所宣称的卫星通信、生物制药等高新技术项目，而是悉数填入前期多个烂尾工程的资金黑洞，形成典型的“以骗养骗、循环输血”闭环。

2000年，法院一审宣判：“信用证诈骗罪”成立，判处牟其中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一判决不仅是对其个人命运的重大裁决，更是对“故事驱动型扩张”商业模式的法律定性：在制度建设日趋完善的背景下，此类操作已不再是值得宽容的“试错探索”，而是触碰底线的刑事犯罪。

在他服刑的十六年里，中国经历了加入WTO后的深度规则接轨、互联网经济爆发式崛起、金融基础设施全面电子化、反洗钱与穿透式监管体系加速构建等一系列深刻变革。

过去依靠手写合同、熟人担保、口头承诺即可运转的信息差空间，正被标准化流程、区块链存证、央行征信系统与穿透式尽调机制稳步压缩殆尽。

2016年他走出秦城监狱大门时，外部商业生态已然彻底重构：新一代创业者谈论的是用户生命周期价值、技术护城河厚度、ESG治理水平，而非“空手套白狼”的传奇段子。

但他仿佛仍活在旧时空里。

出狱后他坚持穿着标志性的深色条纹西装，频频接受媒体采访，高调宣布启动“南德试验Ⅱ”，誓言集结旧部、重建商业帝国。

与此同时，持续多年向各级法院提交申诉材料，力图推翻当年刑事判决。

2018年至2025年间，最高人民法院确对部分关联民事纠纷作出再审裁定，但对其“信用证诈骗”核心犯罪事实始终未予否定或撤销。

对于今天的投资人、风控官与创业团队而言，监管红线、征信记录、合同履约风险已成为每日必修课，很难再将一位因严重金融犯罪被判无期的当事人，奉为值得效仿的“商业教父”。

他的人生跨度，完整覆盖了中国从计划体制迈向市场经济、从粗放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

身上凝聚着那个年代特有的野性闯劲，也刻印着对规则长期漠视的习惯性基因。

可以说，他既是特定历史阶段下的个体悲剧，也是可供复盘研究的时代标本，警示后来者：在制度真空期侥幸得手，并不意味着未来仍可照搬旧法。

回望当下，牟其中的故事更像一场郑重告别——告别那个靠一张嘴、一副胆、一本红头文件就能撬动亿级资源的混沌年代，也告别那种把违法当作智慧闪光、把投机美化为制度创新的认知惯性。

至于他自己，究竟是“改革破冰期的先行者”，还是“法治化进程中的反面镜鉴”？

现实早已用判决文书与市场选择给出了清晰答案。

剩下的，只是一位老人仍在固执地面向世界反复申明“我没错”，却越来越难寻觅愿意驻足倾听的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