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王元化：行走在思想与学术的裂隙

王元化（1920.11.30-2008.05.09）

文｜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作者授权发布，原载《上海滩》2025年第12期

阿伦特在思想随笔集《过去与未来之间》曾写到：“一个有教养的人应当是：知道如何在古往今来的人、事和思想中，选择他的友伴的人。”2025年11月30日，是当代中国著名人文学者王元化105周年诞辰，重读元化先生的著作《九十年代反思录》《思辨随笔》和《九十年代日记》等，就会深刻体会到他就是一个擅于从古今中西的知识人和作家中选择精神友伴的人文主义者。

何为人文主义者？始终以人的处境、命运和选择为本位来展开智性思考，并且敢于在反思中展现自我的人格，并能够超越一切思想的藩篱和情绪的禁锢，而与自我的心灵展开永恒对话的人。正如王元化所说：“我是一个用笔工作的人，我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我也愿意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王元化《思辨随笔》

苦痛之中，犹见人间热望

王元化一生的思想与志业，同样无愧于他所处的时代。他从小在清华园长大，父亲王芳荃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在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任英文教师。当时王家居住在南院，邻居中不乏陈寅恪、赵元任、王国维等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母亲桂月华热情干练，有主见，富于爱心，和王元化父亲一样信仰基督教。王元化的学生胡晓明这样概括其成长背景:“一个同情革命而又知识程度甚新的大家庭，一种混合着基督教的爱心与中国旧时士大夫刚正严苛性格的教育氛围，一种深受宠爱的独子的身份感（他有三姐一妹和一个在他童年就天折的大姐），这就是他童年的成长背景。”

儿童时代在清华园的王元化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局势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王元化在清华园安宁而充实的童年也在炮火轰隆中终结，他先后在孔德、育英两所小学接受教育，并在父亲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影响下，开始对家事、国事和天下事抱有一种“忍不住的关怀”。“七七”事变爆发后，王元化一家被迫踏上流亡之路，到了上海。1937年，初到上海的王元化就参加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做一些联系文艺界的工作。

王元化的父母原希望他读理工科，以便将来出国深造。然而时局混乱，大学秩序不稳，也没有好的专业供选择，于是王元化暂时考入大夏大学攻读经济专业，看重中西学养的母亲，又为他延请了两位先生：任铭善先生教他国学，精讲《说文解字》《庄子》《世说新语》等；周班侯先生则引导他读了大量的丁尼生、柯勒律治的英文版诗文。这些都为青年时代的王元化奠定了知识上纯正而坚实的底色。

当时的上海，正是左翼文化风起云涌的年代。中国共产党通过“文学入门，理论引路；外围吸纳，组织摄取”的左翼文化运动，吸引了一些优秀的青年人加入党组织。1938年，开始文艺创作的王元化崭露头角，加入了共产党，在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并在“孤岛”时期的上海承担了大量的文艺和文化工作。比如，1940年至1941年，他分管直接受地下党领导的唯一刊物《奔流》文艺丛刊，后来又深受孙冶方、顾准等党内知识分子的影响。1942年，他担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1948年9月，他受命负责共产党的地下刊物《展望》杂志。1949年3月，《展望》被反动派查封，王元化转而编辑共产党秘密的地下刊物《地下文萃》，这是当时上海唯一的进步刊物。

20世纪90年代，原地下党上海文委老同志合影，左起：蓝瑛、王元化、刘人寿、郑仲芳/图源：上观新闻

这段在民族危亡和时代激流中奋斗的切身经历，不仅塑造了他作为革命者的筋骨，更淬炼出其思想中深沉的人文底色。王元化记得小时候一位长辈对他说，《圣经》上说“你要做世上的盐”比“你要做世上的光”更好，因为光还为自己留下了形迹，而盐却将自己消融到人们的幸福中去了。他说，“作为中国的一个学人，我佩服那些争作中国建设之光的人，但我更愿意去赞美那些甘为中国文化建设之盐的人。”如果考虑到这种对于中国文化和普通中国人的情感，是从那些动荡悲伤的时光缝隙里生长和凝聚而成的，就会对于王元化的“生命的底色”萌生一份别样的亲切和敬意。

反思之间，铸就精神力量

王元化的日记大多是对私人和公共生活的记录，包括读书、思考和写作的记载，有时候会留下他对于自我生命踪迹的思索。比如，他在1997年3月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无法避开生活中的苦恼，一九五五年的政治运动，精神的受伤；60年代初撰写《文心柬释》时突然旧疾（静脉周围炎）复发，右眼失明，只得辍笔；‘文化大革命’再一次被隔离，心因性疾病再一次袭击了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治处境好转，平反在望，可是张可（王元化的妻子）突然中风了；晚年又因另一种不幸，使我不断咀嚼痛苦。我是希望家庭幸福的……命运使我一生坎坷，不是政治打击，就是痛苦的折磨，幸而都度过了，可是又失去了生活的宁静……我要忍耐命运的颠簸……”

这段话就像苦海余生中的旷野呼告，草蛇灰线地勾勒了王元化人生中的几个至暗时刻。他在这千沟万壑的生命困境中，并未屈服于命运和权力，而始终以生命的韧性和智慧来坚持严肃地阅读、思考和写作，将自我的生命经验转化为对20世纪中国的反思。

王元化思想上的深度不仅来自其系统地阅读和沉潜往复地思考，也跟他的生命波折息息相关。1955年，王元化因为跟胡风、张中晓的交往被停职隔离审查，只要他承认胡风是“反革命集团”，就可以释放他。可他不愿意没有凭据地污蔑构陷他人，宁折不弯地坚守着做人的底线，也因此被当时负责审查他的人指斥为“顽固”。在隔离审查中孑然一身的王元化一度患上心因性精神疾病。王元化的父母和姐姐、妻子张可以及张可的父母和哥哥满涛等始终对他不离不弃，竭尽全力来帮助身处困境乃至绝境的王元化走出生命的泥潭。

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

王元化对张可始终都是感念和感恩的，他曾说：

“张可心里似乎从来不懂得恨。……她总是那样温良、谦和、宽厚。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23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无穷的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我那时因遭到屈辱是敏感的，对于任何一个不易察觉的埋怨眼神，一种稍稍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始终没有使我会受到刺激的任何情绪的流露。这不是许多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为她们无法依靠思想或意志的力量来遏制自然迸发的感情，只有仁慈天性的指引，才能臻入这种超凡绝尘之境。”

在那些人生的至暗时刻，包括郭绍虞、韦卓民、熊十力等上级领导、父辈友人和新儒家大儒，因各种原因进入王元化的精神世界，并通过多元化的方式源源不断地将学术和思想的薪火传递到他身上，形成了一个中国知识人“埋藏知识，留下种子”的秘密精神通道。及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元化自己又成为学术和思想薪火的燃灯者，他培养的学生陆晓光、胡晓明、傅杰以及私淑弟子许纪霖等，均已成为中国人文知识界的重要人物。

1988年11月，王元化携张可（右三）在广州参加《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

诚如胡晓明所言，王元化没有被政治风浪完全摧折，反而在失去人身自由的隔离时期，通过严肃阅读和思考抵达一个更为宽广的精神天地：

“王元化根本不可能想到他一生中最全神贯注的读书时期居然是在隔离审查的时候。他在现实中看到了与他的心灵格格不入的东西，他无法解释，唯有在前辈的智慧中寻找答案。最终他把自己的阅读范围集中于三位伟大的作者，马克思、黑格尔、莎士比亚。隔离的生活造成了他的孤独处境，同时也解脱了他的种种外在羁绊，促使他完全投入到与人类伟大精神相互对话的奇妙的契合中去。他以极其刻板的方式，规定了每天的读书进程，从早到晚，除了进餐，在准许时间内到户外散步以及休息等极为短暂的时间外，没有分毫浪费。读书使他觉得如在大海中游泳，是无穷的享受。”

这种理论的探索，赋予了王元化一种不竭的生命原力去思考和探索中国的基本问题。他是一个为思想而生的知识人，而不是利用思想为稻粱谋的人。王元化主持的20世纪80年代影响深远的《新启蒙》丛刊，他介绍创刊缘起的这段文字，时至今日也是掷地有声的不刊之论：

“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不屈服于权势，不媚时阿世，这里发表的文章不一定有怎样高的水平，但我们力求学得认真，有心得，有创见，有新境界的开拓和探索，坚决摈弃一切空话、假话、大话，我们在探索过程中也会出现错误，但这是出于能力有限，而不是出于学术探讨以外的动机，或违反自己的学术良知。”

学问之上，终成一代风范

纵观王元化一生学术历程，他始终从中西不同文化源流和思想传统中汲取滋养：他对莎士比亚戏剧和黑格尔哲学的精读，对传统中国经典《文心雕龙》的心领神会等。就20世纪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而言，王元化对于杜亚泉、张中晓、顾准等人思想的洞幽发微，都彰显了他的思想者形象，在他身上体现的是学术与人格的统一，也是“化学问为德性”的典范人格。

从王元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过着一种多元而丰富的智识生活，与同时代最优秀的知识人在进行持久而深入的对话，包括晚年跟林毓生先生围绕“这个世界是否不再令人着迷”的通信等。王元化的日常言行和思想交游，处处体现出其为人的真诚和谦逊。他对于生活抱持一种大道至简的态度，却从不放过对思想和学术细微处的执拗的追问和探究。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1984）

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王元化在价值观念上坚持的是人文主义的精英立场，即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对于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基于这一立场，他始终坚持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重要性，曾掷地有声地指出：

“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应摆脱长期以来的传统依附地位，找回自我，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并由此形成独立意识和独立见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首先就要注意这一点，再不能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说法，把中国知识分子放在寄生或依附的地位。”

少年时代在清华园亲炙的陈寅恪所书写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一直构成王元化充满磨难和动荡的人生中的生命回响，所谓念兹在兹的人格理念。他曾这样阐述人文知识者的肖像：

“我理解的探求真理的态度，仍然是一种执着虔诚诚实的热忱，是人文知识者的一种高尚的气质。……既有积极的理性精神，又对理性的限度和责任有真实了解的知识人，才是21世纪真正有力量的知识人。”

难能可贵的是，王元化并未因为对知识人社会角色的强调，而忽略公民文化的重要性。他在《近思札记》中特别谈到了这一点：“倘使每个公民没有出自内心的需要，认为讲公德和自己的利益休戚相关，倘使没有这种公民意识的自觉，那么，无论依靠来自外面多么严厉的强制手段，也是无济于事的。”纵观王元化晚年的思、言与行，都是在追寻一种清明的理性，或者如钱永祥所言“动情的理性”，这种理性彰显了知识分子不可剥夺的内在的尊严。

2004年，王元化宴请林毓生教授夫妇，陈平原教授夫妇等作陪/图源：上观新闻

作为从小在清华园长大，青壮年目睹战乱中大学分崩离析，晚年长期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的读书人，王元化始终坚持人文精神的价值立场。正是这种贯穿一生的学者、思想者与教育者的多重实践，使他对大学精神与人文教育始终保持着最深切的关怀、最敏锐的洞察。他认为一所大学如果只有理工科思维，只会导致急功近利甚至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他曾在日记中感慨道：“人文精神的失落，文化水平下降，终将导致人民素质愈来愈低。”而针对当时大学越来越倾向于理工科，王元化也在日记中直言不讳地批评道：“梅贻琦在清华主校政时，曾说大学者大师之谓也。又说自己在清华只是个唱王帽的老生，在戏台上名为皇帝，实为配角。梅校长是学自然科学的，不仅懂教育，而且对中学西学，文科理科都能了解。今日大学校长亦多半是由学自然科学者出任，则无此等胸襟、此等识见。”运笔至此，不禁感慨系之：微斯人，谁堪鼓与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