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张震将军请邱会作在国防大学餐厅吃饭，秘书劝阻：不吃为好

1992年的一个午后，北京西郊细雨初停。国防大学里树叶发着新芽，校园却一如往常般安静。就在这时，一个名字出现在来访登记表上，让不少人心里微微一震——邱会作。

接到秘书报告时，时任国防大学校长的张震已经七十五岁。听到邱会作三个字，他只是略一点头，没有显出惊讶，反而淡淡地说了一句：“老同学来了，总要见一见。”语气很平常，但这句“老同学”，穿过了整整半个世纪的风雨。

这次见面，本可以安排在办公室，简单谈谈就算寒暄，却偏偏牵出了国防大学餐厅里的那顿饭，也把一段从抗战年代延续至九十年代初的情分，再一次摆在了人前。

有意思的是，要理解那顿饭的意味，还得从几十年前张震在南京军事学院读书和办学的经历讲起。

一、从普通学员到军校院长：把“将军架子”放下

1954年12月，三十九岁的张震，脱下了久经战火的行军服，成了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的一名普通学员。按资历说，他早已是老红军、老指挥员，可在那一刻，他的身份只有一个——学员。

战役系的同学来头都不小，多数是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指挥员，有的已经是军职干部，胸前的军功章不少。1955年授衔后，不少学员都挂上了将星，军衔还高过不少教员。

问题随即出现：在部队里，高军衔向低军衔行礼不合规矩；在课堂上，学员又该向教员致敬。规矩碰上规矩，一时间让不少人下不来台。

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看得很清楚，他的态度很干脆：学员进了学校，就是学生，军衔再高，也要尊师重教。面对这种安排，有人心里多少有些别扭，张震却站在刘伯承这一边。

他不仅这么想，也这么做。那段时间，有一位教员格外拘谨——此人当年是张震手下的一名译电员。每次在路上碰到张震，总要脱口而出一句“老首长”，上课时更是紧张，说话生硬。

张震看在眼里，心里明白。有一天，他单独对这位教员说：“你就按学院规矩办，大胆教。别总记着过去那点关系。”这话不长，却有分量。既是给教员吃“定心丸”，也是提醒自己，要把“老首长”的影子彻底收起来。

为了让这种态度落到实处，他在课堂上对其他学员也一再提醒，要尊重教员，按规矩来。不得不说，这样的姿态，对于一名久经战阵的将领来说并不容易，但张震很认真。他知道，只有真把自己当学员，才谈得上系统学习现代战争和科技知识。

从1954年到1957年，他几乎把所有精力压在学习上，对教材、作战理论、前沿科技一点一点啃。1957年毕业后，他没有马上离开学校，而是留任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开始从“学习的人”变成“办学的人”。

二、三年困难时期的农场与讲台：从保障粮食到改革教学

副院长的工作，并不光是坐在办公室里批文件。尤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学校的压力陡然增大，吃饭问题成了摆在眼前的硬骨头。南京军事学院名义上有两个农场，但规模小，产量有限，根本难以满足学院教职员工和学员的粮食需求。

张震这时没有选择“等、靠、要”。他带着学院领导和后勤干部一头扎进农场，几乎每隔两三天就要亲自跑一趟。从种菜、打农药，到养猪、配饲料，许多细碎的小事，他都要问、要看、要跟着研究。

在农场的地头，常常能看到这样一幕：一位副院长穿着打着补丁的工作服，蹲在地里看菜苗，和技术员讨论产量问题。有人劝他：“院长，这些事交给下面做就行了。”他摆摆手，只说：“吃饭是大事，心里要有数。”

农场面积有限，产量追不上需求，他又带着人去开荒。学校周边凡是还能动手整理的荒地，都被一点点翻了起来。张震还在自己家门前屋后种上蔬菜，能多一棵算一棵。那几年，南京军事学院的自给能力明显提高，许多老教员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都记得张震在菜地、猪圈里忙碌的身影。

走出三年困难时期后，学院摆在面前的另一个课题，是如何跟上战争形态变化。1962年，张震升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手里的责任更重了。他开始抓教材编写、抓教员队伍建设，也不断推进教学改革。

那几年，国际形势复杂，武器装备更新很快。为了让教学内容不落后，张震反复强调要从实战需要出发，既讲传统战役，又看现代条件下的作战样式。他推动组织教员到部队调研，回校后再结合国内外资料修订教材，使学院课程更贴近未来战场。

有的老同志习惯老一套教学方式，对改革有些犹豫。张震不会当面给人难堪，但在会上总爱这么说一句：“打仗不会等我们把书翻完，教学也不能守着老黄历。”这句话，既是提醒，也是压力。

遗憾的是，这段扎扎实实的办学经历，后来被一道突如其来的命令打断。张震被下放到武汉钢铁公司机械总厂参加劳动，离开了他一手熟悉的校园环境，脱下的是院长的肩章，换上的是工装和工具。

那段时间，他在车间里干活、学习工艺，一干就是多年。直到1970年，形势变化，他被重新启用，出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这才结束了工厂里的劳动生活。

时间轴在这里发生了明显转折：从军校到工厂，再回到军区，张震的经历变得愈发复杂。也正是这些曲折，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另一种基础。

三、总后、总参与国防大学：从拨乱反正到“退休梦”搁置

1975年1月5日，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开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总后勤部的情况不容乐观，需要一位既懂军事、又有组织能力的人来扭转局面。邓小平点名让张震担任总后党委副书记，进入总后领导班子。

面对总后的复杂情况，张震没有急着下指示，而是花了很大精力做调查研究。他与干部频繁谈话，跑仓库、跑单位，了解物资管理、基层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此同时，他加紧与总后各级干部建立沟通渠道，逐步摸清底数。

1977年12月，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详尽的信，汇报总后存在的弊端，提出改进意见，包括管理制度、干部队伍建设、物资分配等方面。这封信内容务实，也带着一定的锐度。邓小平看后十分重视，对这些建议给予肯定。

1978年2月，张震被任命为总后勤部部长，与政委王平搭档主持总后工作。一段时间内，他们配合整顿管理、清理问题、理顺体制，总后混乱局面逐渐平稳下来，各项工作重回正轨。

同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在东北小组会上，张震谈到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错误问题时，讲得比较开。他指出，毛泽东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不能要求每一条指示都完全正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毛泽东发现某些决定与实际情况不符合时，也能够及时调整，这样的例子并不少。

这番发言，经简报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方评说了一句：“懂得在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这个部长懂政治！看来，总后的思想路线也对头了！”这话既是对张震个人的肯定，也是对总后整体工作的认可。

1980年，张震又接到新的任命——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分管作战训练。他开始系统抓全军训练，推动部队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那几年，他经常深入部队一线调研，对于训练内容、作战预案提出了不少具体意见。

1985年3月，总参领导班子调整，张震被免去副总参谋长职务。按照当时的情况，他已经七十岁上下，离休退休本属顺理成章。得知这项决定后，他心里很平静，夫人马龄松甚至打趣说：“以前你忙得脚不沾地，以后我们终于有时间了。”

原本的打算，是花三个月左右时间办理交接，然后安静地回到家里，结束几十年的忙碌。谁料刚过不久，情况再生变化。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找到张震，谈起筹建国防大学的设想，并把这个重任交到了他手上。

张震对办学并不陌生，他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的十二年已经积累了深厚经验。但经历过被下放的曲折，他心里难免有些“阴影”，不愿再回到类似的岗位。不过，对组织决定，他没有迟疑，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围绕国防大学的构想，张震提出建议：整合资源，将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后勤学院三大院校合并，组成新的最高军事学府。中央军委批准这一设想后，张震牵头，与三大院校及三总部有关领导组成筹备小组，具体负责国防大学的筹建工作。

从那时起，他又一次进入“连轴转”的状态。办公地点在变，对象在变，节奏却依旧紧张。他一方面研究办学定位，一方面协调干部、教师和机构调整，对课程体系、培训对象、教学方式进行了整体设计。

大半年的紧张筹备之后，1985年12月24日，国防大学在北京正式挂牌成立。张震被任命为首任校长，“退休梦”自然无从谈起。他本人也心知肚明，这是一项关系长远的大事，难度不小，却意义重大。

在国防大学的日子里，张震延续了当年南京军事学院时期“重规矩、重学问”的作风。他亲自参与制定许多校内规章制度，对学员管理、教员选拔、课程设置都提出严格要求。这些规矩后来逐渐沉淀下来，成了国防大学广为传颂的一段“老传统”，也被视作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92年那场看似平常的会面，才有了更深的意味。

四、老同学、老战友与那顿“该不该吃”的饭

1992年的某一天，一则来访信息传到秘书处——邱会作要来拜访张震。这位曾在战争年代一起学习、在共和国早期担任过重要职务、后来又经历重大波折的人物，此时已经恢复自由，在社会上多以“原总后负责人”的身份被提起。

通知报告到张震那里，他只是点了点头，吩咐按常规接待。等见面时间临近时，他忽然提出一个安排：把这次接待放在国防大学餐厅，让邱会作在学校吃顿饭。

这个提议一出，秘书心里有些打鼓。邱会作的经历比较特殊，长期以来舆论复杂，在不少人印象中仍带着沉重烙印。国防大学是军队最高学府，校长身份显眼，两人公开在餐厅一起吃饭，很容易引人议论。

秘书思量再三，终究还是走上前，小声提醒：“首长，这顿饭……不吃为好。”话说得很委婉，意思却挺直白。他担心的，是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和不必要的猜测。

张震听完，没有马上回应，只是略微沉吟了一下。过了片刻，他缓缓开口：“功是功，过是过，既然已经自由了，没什么不能见的。”这句话不重，却把他的态度讲得清清楚楚。

对秘书来说，这回答有点出乎意料。可仔细想想，又在情理之中。张震和邱会作并非泛泛之交，两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抗日军政大学同窗，算是真正的老同学、老战友。

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于1936年，是当时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重要学校。张震和邱会作在那里同学习、同训练，住的是大通铺，吃的是粗粮饭。抗战时期的同窗之谊，往往带着生死与共的意味，那种感情很难被岁月完全冲淡。

后来，两人被分配到不同部队工作，战场、岗位各异，接触机会少了，联系渐渐稀薄。但在人生的记忆深处，那段在延河边、在窑洞里的青葱岁月，还始终存在。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这段往事已经跨过半个世纪，却仍然能在一次见面中被轻易唤起。

这次到国防大学来，邱会作的身份，既是来访者，也是旧日同学。张震选择在餐厅吃饭，而不是在办公室摆茶聊天，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坦荡：他没有刻意躲避，也不愿把这段情分藏在角落里悄悄处理。

饭局并没有排场。地点是国防大学普通餐厅，菜式也只是家常水准，没有刻意张罗。坐定之后，两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并没有对过去的是非绕圈子，更没有高谈阔论时局，而是从最熟悉的事情聊起——当年的抗大生活、战场上的伙伴、早年在总后工作的点滴。

有人回忆说，两人席间有一段对话，带着一点岁月后的淡然。邱会作感慨：“这些年，变化太大了。”张震只是淡淡回应一句：“人还在，就挺好。”不多解释，也不细说，话短意长。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顿饭并不是两人交往的起点，而像是之前一段默默关心的延续。

邱会作回到北京后，生活上并非事事顺利。有一回，他家里在转业待遇方面遇到难题，涉及他妻子的实际待遇落实。问题一时卡壳，无人出面协调，事情拖延下来。张震得知情况后，主动帮忙沟通有关部门，很快推动问题解决。

后来，邱会作生病住院，在床位、费用以及相关手续方面又遇到些实际困难。每一个环节，看起来都不算“惊天动地”，却实实在在影响日常生活。几次关键节点，都是张震出面打招呼、帮忙协调，让事情一步步走顺。

这些事情，多数没被公开提起，但在相关人心里，却记得很清楚。于是，当1992年那顿饭安排在国防大学餐厅时，张震对秘书说“没什么不能见”，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在多年相处基础上的自然选择。

席间，两人边吃边聊，语气平和，不见当年战场上的火热，但有一种历经波折后的沉静。谈到共同认识的老战友，有人已离世，有人身体欠佳，不免感叹一声“时间不饶人”。说到当年的抗大课堂、前线指挥部，不时也会笑一笑，回忆年轻时的鲁莽和冲劲。

饭后，两人在餐厅门口告别。张震特意叮嘱一句：“保重好身体。”这话在普通场景里也许显得寻常，可在了解两人经历的人耳中，却显得格外扎实——经历了功名起伏、风雨沉浮，到了耄耋之年，能说出这样的叮嘱，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一旁的秘书，看着两位老人从容而淡定的背影，心里的顾虑慢慢消散。他先前担忧的是“会不会有影响”，亲眼看到的却是另一面：战争年代、建设年代的老一辈军人，对人与事的判断，往往有自己的尺子。

张震在那顿饭后，没有向外界主动提起这件事，更没有刻意解释什么。对他来说，把“功是功，过是过”这句话说在前头，把对老同学的牵挂落在实际行动上，已经足够。

时间往后推，国防大学继续在他早年立下的规矩中发展壮大，许多惯例流传下来，成了后来人眼中的“老校风”。而1992年那顿不算起眼的饭局，也在一些知情人口中被轻声提到，成了一段颇耐人寻味的小插曲。

如果把张震的一生展开看，从1954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做普通学员，到1962年出任院长，从三年困难时期在农场地头忙碌，到总后整顿、总参抓训练，再到1985年再度投身国防大学筹建，同一条线索始终贯穿其中：对组织负责，对教学认真，对战友讲情义。

92年这场在国防大学餐厅的相聚，不过是这条线上的一个节点，却恰好把这些特质都集中呈现出来。对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来说，这顿饭吃得平静，却记得牢。